新道德与反帝国主义

比起其他人，梁启超做了更多的事情来制造这种导致此类分裂的哲学真空。但他还是第一个马上去填充这种真空的人，尽管他没有成功。多年以来，梁启超在自己的杂志《新民丛报》里率先寻找一种新信仰，但他从未真正找到任何一种信仰。他提供了无数新民的方法，但他从未找到一条可以解决中国诸多问题的“主义的”（ismic）答案，无论这个答案在西方还是在别的地方。他也没有能够成功地使他自己的折衷思想发展成为一种可以照亮中国前进道路的“主义”。“梁启超思想”注定不能或者还不够资格去成为一个危机重重的民族的战斗口号。

但“梁启超思想”比起其他任何人的思想，更能为“毛泽东思想”以及那种将会填充中国哲学真空的“主义”准备道路。“梁启超思想”在多个方面准备了这条道路，但没有哪个方面能比他对“新道德”的呼唤更加鲜明了。

梁启超坚持认为，寻找新道德的关键在于寻找一种新“道”。这种主张坚决认为中国的道路必须是一条道德之路，道德是通向民族生存和救赎的惟一道路，这是典型的儒家观念。虽然如此，一场发生在中国的新道德运动看来也只能是反儒教的运动。梁启超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新道德呼声会遭到充满敌意的儒家的反对。梁启超说：“道德革命之论，吾知必为举国之所诟病。”但他乐意与整个民族作对。正如他相当激烈地讲道：“吾特恨吾才之不逮耳。若夫与一世之流俗人挑战决斗，吾所不惧，吾所不辞。世有以热诚之心爱群、爱国、爱真理者乎？吾愿为之执鞭以研究此问题也。”^[173](https://www.daowen.com)

问题在于尽快找到一种合适的道德。无论梁启超可能多么不愿意去咒骂孔子，但他还是无保留地坚信：他必须开展对新道德的探寻并发动一场道德革命，因为适者生存的法则要求他这样做——达尔文也提出同样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