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拥护道德
看似奇怪的是，达尔文在中国会被视为道德斗士而受到拥戴，但他在西方却被视为非议道德的人物而饱受谩骂。大批西方道德家曾经声色俱厉地警告说，“达尔文主义革命”将是道德的沦丧。“进化是暴力，”有人声称，“生存斗争是暴力，自然选择是暴力。……人类的兄弟情谊和人道观念将会变成怎样呢？”[174]还有人问到，如果“我们那些正在求学的年轻人在踏上人生旅途的时候，却从科学讲座和科学刊物上了解到旧的道德约束已被完全取消”，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175]如果生存是惟一的法则，那么道德怎样才能不遭削弱呢？正如赫胥黎所言，在西方“总的看法是，猿和虎进行生存斗争的方法与合理的伦理原则不可调和”[176]。大多数西方道德家与孟子采取同一立场（尽管他们多数人都没听说过孟子）：“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77]如果“生存”是“首要戒律”，那还有什么立场会比这更加荒诞呢？如果生存是达尔文的第一戒律，那么达尔文除了是伦理的头号敌人以外，他还能是什么呢？
达尔文可以很轻易地成为伦理死敌之外的其他人物。他可以被人们封为至高无上的（科学的）伦理守护者。人们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声明：伦理对于生存是必要的。那是克鲁泡特金所做的事情，那也是梁启超所做的事情，早在他听闻克鲁泡特金之前即是如此。
即便人们将要面临孟子式的两难困境，但强调伦理对于生存是必要的这种做法仍然毫无意义。因为，虽然伦理世界无疑是“得平土而居之”的安全地带，但直至自然世界将其“洪水猛兽”[178]清除之前，这里还会有孟子式的两难困境，在此困境里，伦理之路将导向自我牺牲。但如果人们只顾念着“族”、“种”或“种族”，如果伦理意味着个体乐意为了某个族、种或种族的利益而牺牲自己，那么，在一个“群”际争战的非伦理世界里，“群”的成员所具有的伦理观念对于“群”的生存似乎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克鲁泡特金的观点，也是梁启超的观点；它还是达尔文主义的观点。
梁启超认为最重要的道德是“公德”，他不认为这是国家与其他国家相处时所遵循的道德，相反，这是公民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奉守的道德，这是人们对于人民的道德。梁启超是这样说的，在西方“新伦理”中，“公德”强调“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私德”，这种在传统中国社会堪称典范的“旧伦理”，只是强调“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179]。“公德”对于群的生存至关重要，但中国所缺的正是“公德”：
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此西儒亚里士多德之言）。人而不群，禽兽奚择。而非徒空言高论曰群之群之，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180]
“公德”是能够聚拢中国这“一盘散沙”的士敏土。[181]“公德”是惟一能够促成团结的合群剂，梁启超很久以前就把这种团结视为一切民族进化生存的必要条件（sine qua non）。所以，无论其具体的道德规范是什么，根据定义，“公德”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一种爱国精神与公共精神（public-spiritedness）的合成道德，或者用尚待发现的克鲁泡特金术语来说，“公德”必须是一种“合群”（sociability）与“互助”的道德。
梁启超认为“公德”是达尔文主义的需求，这个观点实际上认同了克鲁泡特金的观点，即“互助”是达尔文主义的需求。“合群与互争都是自然法则，”克鲁泡特金写道，“如果我们问一问大自然：‘谁是最适者：是那些彼此不断斗争的呢，还是那些相互扶助的呢？’那么我们立刻就会发现，那些获得互助习性的动物无疑是最适者。它们有更多的生存机会。……[182]‘所以，团结起来实行互助吧！’……那是自然对我们的教诲。”[183]
但梁启超没有必要从大自然或者从克鲁泡特金那里学到了这一课。实际上，他也没有必要从达尔文——肯定也不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到这种教诲。因为他完全知道，荀子无需任何西方人的帮助就已经教授了这种道理。这个例子似乎可以表明中国人有权谈论一种在中国“古已有之”的现代西方学说，因为荀子在很久以前就认为：正是人类的合群能力使人类凌越于其他生物，而且正是人类所具有的“义”（道德义务）的观念使人类“善群”[184]（简直就像“亚里士多德”用荀子的中文说出来那样！）。梁启超曾经在他早期的文章中公开地——以及自豪地——承认了这种观点，至少是自豪地承认了荀子的前半部分观点，而没有考虑荀子在强调道德重要性时所处的时代。然而，他现在却不承认荀子的观点了，虽然他自己的结论——道德使“群之所以为群”——使他回到荀子观点的关节点上；虽然他的论文不仅借用了荀子的语言，而且还附和了荀子的观点，即正是道德使人有别于禽兽。[185]
梁启超没有直接引用荀子，因为他对“古已有之”的观点兴味索然。虽然他有时还会求助于这种观点，但梁启超知道，它常常是用以抵制西方学说传入的一种反动观点。梁启超还拒不承认荀子，因为中国的积弱和达尔文的学说已经摧毁了他对古代权威——尤其是中国的古代权威——的信仰。在几乎所有争论的场合，西方权威胜过中国权威，现代权威胜过古代权威。所以亚里士多德胜过荀子，达尔文又胜过亚里士多德。如果西方自然科学家达尔文说中国需要道德，那么中国就需要道德。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梁启超为什么没有提到荀子。荀子坚持认为，“群”必须拥有道德，而道德（“义”）无疑是公共道德（“公德”）的一种类型。但它并非梁启超心中的“公德”类型，因为在梁启超眼里，它只是“公德”的过时样式，一种不再适用的类型。
下面是梁启超的第二个论点，也是他强调“道德革命”之必要性的第二个达尔文主义理据。为了生存，中国不仅需要道德而且需要“新道德”：(https://www.daowen.com)
今世士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此由学界之奴性未去，爱群、爱国、爱真理之心未诚也。盖以为道德者，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自无始以来，不增不减，先圣昔贤，尽揭其奥，以诏后人，安有所谓新焉旧焉者。殊不知道德之为物，由于天然者半，由于人事者亦半。有发达，有进步，一循天演之大例。……岂知优 胜劣败，固无可逃。[186]
旧道德自身难保。何况那些留恋于旧道德的人们呢？因此，达尔文对道德的需求其实就是对一场道德革命的需求（即便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道德革命），而不仅仅是对一场道德复兴的需求。祖宗之道无法保存中国，甚至是他们的道德也无法做到这一点。“重新武装道德”将需要新的武器。
所以达尔文“要求”一种“新道德”。但他有没有提供一种新道德呢？是否有一些“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固有伦理”（或者说“严格意义上的达尔文主义的固有伦理”——迄今为止，“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达尔文主义”在中国还不存在任何区别）？是否在“达尔文主义”里面有一个答案，一个中国人正着手寻找的“主义的答案”？是否有一种现成的“进化伦理”[187]，这是中国“正想要的”伦理？
上面所说的东西显然都不存在。达尔文主义确实是第一种被中国人普遍接受的西方的“主义”，但它不是按照“主义的”样式被人们当做一种对所有努力都作出清晰指引的意识形态而接受下来——因为它不是这样的意识形态。《物种起源》没有提供多少指引——道德指引更是少之又少；相反，它提供了或者貌似提供了一种对于新发现的自然法则的描述，所有期待去创造各种能够适应未来的意识形态的人们，都必须考虑这些自然法则。但意识形态，或者，现在所说的道德，还是必须被创造出来。梁启超不认为斯宾塞、赫胥黎、克鲁泡特金或颉德的著作——甚至达尔文的著作——能够在中国的危难时刻里充当惟一的圣经。如果达尔文认为中国需要一种新道德，那么梁启超说，中国人必须“发明”一种新道德。
梁启超写道：“今欲以一新道德易国民，必非徒以区区泰西之学说所能为力也。”[188]因为“吾辈生于此群，生于此群之今日，宜纵观宇内之大势，静察吾族之所宜，而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苟不及今急急斟酌古今中外，发明一种新道德者而提倡之，吾恐今后智育愈盛，则德育愈衰，泰西物质文明尽输入中国，而四万万人且相率而为禽兽也。”[189]
上述的段落认识到这个事实，即这里没有任何现成的达尔文主义指南可以用来指导合乎道德的、使群变得强大的行为。但这段话还以一种典型的原始毛泽东风格表明，即便存在这样一种指南，但在它能够拯救中国之前必须使之“中国化”。一种新式的达尔文主义道德要想使一个“群”变得适应，就必须首先使自己适应于那个“群”。或者，正如毛泽东稍后谈到马克思主义那样，一种新式的达尔文主义道德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90]。因此，正如毛泽东后来要求中国人“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191]。梁启超也是这样去要求其国民去学会把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梁启超要求其国民去寻求一种适合“吾群”的“达尔文主义道德”，要求他们从“古今中外”的诸种道德中挑选出合适的部分来创造这种道德。因此，甚至在其语词的选择上，梁启超也预先喊出了毛泽东的口号——“古为今用，洋为中用”。[192]
更准确的说法是，毛泽东在其语词的选择上，再次表明自己受惠于梁启超。毛泽东认同梁启超这种看法，即外国思想必须“中国化”才能适应于中国的环境。所以，梁启超的达尔文主义隐含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说。
在梁启超的上述段落中，一个更加意味深长的句子表明，在其他方面，梁启超的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之间还有另一种亲缘关系——梁启超在这个句子中声称，尽管有“泰西物质文明”，中国人也可能“相率而为禽兽”。毛泽东会赞同说：尽管有“富强”的承诺，“泰西物质文明”也是不足够的；如果没有某种新道德，那么此类“富强”将是一钱不文。梁启超在写下上面这句话时，他仍然渴求“泰西物质（material）文明”的输入，因此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理由将他的短语翻译成“泰西实利主义（materialistic）文明”，因为只有当梁启超在一战后抨击那种文明时，这才是最佳的翻译。然而，即便如此，梁启超的这段话还是暗示出他后来反对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论敌的“保守”理由。也许这段话还表明，梁启超向保守主义的所谓“逆转”其实不是一种逆转。因为梁启超坚持认为“泰西物质文明”是不足够的，这种坚持就表明了一种恒久不变的民族主义和道德主义（儒家的道德主义？），这两种主义一直是梁启超思想的组成部分，而且将会成为毛泽东个人思想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无论如何，梁启超的新道德不是单纯的“西方新道德”，或者某种可以简约为“达尔文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东西。但它依然是达尔文主义的新道德，它在各个方面都像斯宾塞、赫胥黎或者克鲁泡特金所描述过的任何进化道德那样吻合达尔文主义。[193]因此，它应当有权利与其他进化道德受到同等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