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己（Self-Restraint）
当梁启超颂扬“斗争美德”的时候，他考虑的常常是奋力求存的国家或种族。当他像往常那样样引用“天助自助者”的西方格言时，他谈论的常常是民族（peoples），而非人们（people）。当他赞扬“自力”（selfeffort）美德的时候，他想到的常常是集体的自力。例如，当他祝贺那些因“自力”而使自己变黄的沙漠动物时，他祝贺的是物种，而非单个狮子或骆驼。同样，当他引用吉田松阴“人人皆可为松柏”的说法时，他不是在思考（正如孔子曾经思考过）个体如何在邪恶的世界里长久立足（松柏常青而万木——“群”——早已凋零）；他只是在思考他的群如何屹立不倒而别的群凋敝衰落，“群”能够屹立于万仞高山正是靠“自力”。梁启超本来可以用“坚定的个人主义”的名义来施行“自力”美德，但他没有这样做，当毛泽东的追随者在提出他们类似的口号“自力更生”时，也没有这样做。
同样，当梁启超催促其国民为权利而战的时候，他常常是指中国的权利。他关注公民权利，但国家主权先于公民权利——而公民义务又先于公民权利。梁启超写过一篇专论《论义务思想》来阐明后一观点，他声称“权利”只不过是履行义务的奖赏。如果人们认真考察——他们应该认真考察——权利的“自然史”，那么人们就可以明白，在生存斗争中，权利是那些履行其义务的人们的胜利果实，换言之，也就是那些认识到义务之重要性的人们的胜利果实。“义务为优胜之因，”梁启超写道，“……既放弃其义务，自不能复有其权利，正天演之公例也。”[306]
这里，梁启超已经退回到赫胥黎的立场上去。赫胥黎曾经愤怒地谴责道：“我们时代的狂热的个人主义企图把宇宙自然同人类社会加以类比。……个人对国家的义务被遗忘了，而他的‘自行其是’的倾向则以权利的名义来提高自己的地位。”[307]赫胥黎关于“个人对国家的义务”的见解可能与梁启超的见解迥然有异，但两者都一致赞同此观点，即个体在其国家内部享有任何过大的“自营权利”都是有害于国家的，或者像赫胥黎可能会说的那样，简直是糟糕透顶。
每当梁启超考虑中国国内的问题（而非外部世界的问题）时，他能够听起来非常像赫胥黎，这就是奥秘所在。比如，梁启超痛惜地说：“今世所谓识时俊杰者……睹达尔文物竞之论，不以之结团体，而以之生内争。”[308]赫胥黎没有说过要“利用”达尔文主义来加强团结——那是克鲁泡特金主义——但他确实反对“滥用”达尔文主义来替竞争辩护。（梁启超承认达尔文主义可能被滥用，他的承认在中国算是相当早了[1902年10月31日]；梁启超对此事实的承认无疑是受到“革命派的滥用”的刺激——这种滥用的产生要归咎于梁启超本人的许多观点——达尔文主义正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手中饱受摧残。）因此，赫胥黎和梁启超都承认：利己自营是社会的头号公敌。他们还承认，道德可以对抗这个敌人，而梁启超这次把这种道德称为“私德”。
但赫胥黎和梁启超的动机、关注点以及目标都各不相同。梁启超在《论私德》的第三节“私德之必要”里面清楚表明，私德之必要是根源于团结之必要，这种团结有助于在外部竞争中赢取胜利。“我之所恃以克敌者何在？”梁启超问道，“在能团结[我认为，他在这里首次使用了后来的共产主义经典术语‘团结’]一坚固有力之机体而已。……苟欲得之，舍道德奚以哉？”[309]
赫胥黎可能会同意梁启超的这种说法：“内乱者，最不祥物也。”[310]然而，对于梁启超而言，“不祥”似乎只是意味着“在生存竞争中自取灭亡”，因为“群学公例”，他声称，“必内固者乃能外竞。”[311]赫胥黎肯定也谈到这点。他曾经说过自己的“伦理进程有助于促使一切人类社会更有效地同自然状态或其他社会进行生存斗争”。[312]他还谈到西方的殖民主义者（但没有鼓吹殖民主义），“如果他们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内争上，那么原来的自然状态就很可能会抢占上风。本地的野蛮人将会消灭迁移进来的文明人。”[313]但是，道德或伦理进程所具有的团结的生存价值并非赫胥黎的要点。
这才是赫胥黎的要点：
那种在“伦理上无可挑剔的”实践——我们称之为善或美德——包括一系列行为，这种行为在各方面都是和那种在普遍的生存斗争中通向成功的行径相对立的。它要求以“自我约束”来取代残忍无情的“自行其是”；它要求每个人不仅要尊重而且还要帮助自己的同伴，以此来代替那种推倒或践踏所有竞争对手的行径；它的影响与其说是在于使适者生存，还不如说是在于使尽可能多的人适于生存。它否定生存的斗争学说。……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最终目的在于遏制宇宙进程，以及提醒每个人对社会共同体所应尽的责 任，而且，由于社会的保护和感化，每个人即使不是得以维持自身的 生存，至少也得以过着某种比野蛮人更加美好的生活。[314]
或许，有人会挖苦说，赫胥黎之所以不关注国际竞争，那仅仅因为他是19世纪的英国人，他无需担心国际竞争，他不像梁启超那样需要时刻警惕危险的国外敌人。赫胥黎总是关注内部，他既以一个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英国，又以一个“文明人的”观点来看“文明”，又或者——他的观点肯定涵盖很广——以一个人类的观点来看人类。他总是特别关心芸芸众生——人类——他不是关注更加强大的英国，而是关注没有那么野蛮的人类生活方式，而他的意思不是要在所有“野蛮人”的尸体上面建设不野蛮的生活。他主要关注的是“抑制文明人的野蛮本能”[315]。他希望人们互敬互助，但这样做绝对不是为了使他们的“群”适于战斗，也绝对不是为了“幸福”，因为赫胥黎说过，“实行‘自我约束’和‘断绝欲念’并不是幸福，尽管这可能是比幸福更加美好的事情”[316]。他主要关心的是“更加美好的事情”。他从来没有对它进行命名，但它证实了赫胥黎的“伦理进程”并非功利主义的。对于赫胥黎而言，道德不关乎国家存亡，道德只是与粗野或“文雅”的生活相关联。梁启超却恰好与之相反。可是，赫胥黎认为最重要的美德是“自我克制”，在赫胥黎看来，惟有这种美德有望“抑制文明人的野蛮本能”。而这种美德恰恰是梁启超所向往的道德——以此约束他的国民使他们作好战斗的准备。那就是梁启超喜欢赫胥黎的原因。赫胥黎赞成自我克制，而梁启超也赞成自我克制，正如他还赞成自行其是那样（虽然在程度上稍有不同）。(https://www.daowen.com)
梁启超使“自我克制”（self-restraint）成为其“私德”中最重要的美德，而他用来指代“自我克制”的汉语词是“克己”。严复曾经用“克己”
来翻译赫胥黎的用语。严复从孔子的这句名言（在四人帮看来，这句话臭名昭著）中借用了“克己”这个词：“克己复礼为仁。”[317]而梁启超承认自己对这句名言的借用。虽然他只是在那篇革命性的文章《论自由》的末尾才加上这句名言，但他还是一字不漏地引用了孔子的话，而且冠以经典的体式“孔子曰”。在那篇文章中，梁启超力劝中国人“勿为古人之奴隶”，他实际上是力劝他们勿为孔子之奴隶。[318]
梁启超其实只是想强调孔子这句名言的部分真谛。他无视“复礼”的训喻而侧重于“克己”（self-conquest）（或自我控制、自我克制）。很明显，甚至在“克己”方面，梁启超关注的事情与孔子关注的事情也全然不同。孔子曾经谈论过统治者的典范，这位统治者通过抑制自私本性以及敬重他人来展示这种美德，从而使天下之民死心塌地效忠于他。[319]梁启超现在谈论的是单个公民，这些公民能够严格约束其自私本性从而实际上做到“视国事如己事”[320]，因此使国家变得强大。梁启超谈到“克己”：“所克者己，而克之者又一己，以己克己，谓之自胜，自胜之谓强。”[321]为了说服别人，梁启超不得不中途转换学派而在《道德经》里找出一句改动过的话：“自胜者强”[322]，但他在这里称赞的强大既不是道家圣人的个人力量，也不是儒家君王的魅力，它是慷慨地自我牺牲的爱国者的强大力量。
一方面，对于孔子、老子和梁启超而言，要克服的自我都是自私的自我，这个自我怀有自私的欲望而且存在致命的弱点，道德家（请老子见谅）过去常常把这个传统的自我称为每个人内心斗争的敌人。但另方面，对于梁启超而言，“自行克服”这样的自我不是为了“个人的胜利”。
没有哪个人的私战是这场战争。
当梁启超惋惜“甚矣情欲之毒人深也”[323]时，他的读者可能会感到迷惑不解，至少那些牢记住他对“宝玉黛玉之痴情痴欲”发出赞叹的读者可能会感到迷惑不解。同样，当梁启超赞扬那些“克制情欲，使吾心不为顽躯浊壳之所困”[324]的人们时，那些牢记住“欲望为社会进化之源泉”的读者也可能会感到迷惑不解。在梁启超引用王阳明的这句话时——“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325]——读者可能会感到不解。梁启超听上去就像他准备回到并且赞扬佛教的自我克制；似乎战斗完全占据了人们的头脑，人们只能像王维诗中的僧人或诗人那样静坐：“安禅制毒龙”[326]。但那不是梁启超所希望的。
在引用了王阳明之后，梁启超接着说出了自己的真正意思：“吾侪自命志士者，而皆有神奸伏于胸中而不能自克。则一国之神奸，永伏于国中而末由相克，其亦宜矣。”[327]他首先想到的还是国家。个人战胜心内之魔并不是生存的目的，那只不过是与国内之魔展开激战之前的一场预备战，而与国内之魔的战斗本身不过是与国外之魔——“洋鬼子”——展开真正战斗的另一场预备战而已。（或许，这里暗示出，梁启超的思想作为一套方案却不及孙中山的思想或者毛泽东的思想那样符合需要的原因。梁启超从来没有明确指出“伏于国中”的神奸，至少没有明确指出一个可识别的种类。孙中山有满族，毛泽东有资本家和封建地主，在还没有可能战胜外国人的时候，应该打击这些对象以加强内部团结。而梁启超的神奸更像胡适的“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328]，它们真实而无形。这就证明毛泽东可以更容易地以他的战斗口号来征集支持：“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329]，因为他的魔鬼具有人形。）
所以，如果胜利没有促成人们对“群”的献身，那么战胜妖魔鬼怪或者原罪的个人胜利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个体胜利是自私的克己，而梁启超所需要的是无私的克己。克己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或者用毛泽东的话讲，“为人民”。[330]欲望不仅仅是“个人的祸害”，它还是人民的祸害，除非在每个个体身上，欲望已经被升华为人民的需要。在历史的现阶段，欲望能够作为一股有益的“社会进化之源泉”而涌动之前，它必须经过这样的升华。而“克己”必须促成这种升华。中国人应该渴望中国的生存胜于渴望自己的生存。他们应该严格克制自我从而能够自愿为国捐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