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与社会主义：赞成与反对
三民主义的第三大原则甚至进一步为达尔文主义的疑问敞开大门，与此同时，它引发了君主立宪派与共和革命派之间的最后一场达尔文主义论战。那是“民生主义”的原则，对于中国而言，这条原则也许是最具独创性的，但肯定也是最为含混的一条原则。孙中山明确拥护“民生主义”，但他从来没有清楚表明他拥护的是什么，可以肯定，至少在1911年革命之前是这样，而实际上革命之后也依然如此。当然，他始终也没有能力在论战中详细阐明他的第三原则。
然而，孙中山确实把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而为了简明起见，尤其是因为关于“民生主义”的争论不仅成为一场关于孙中山本人的社会主义的争论，而且成为一场关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论争，所以这里已经有一个专门的中文词汇（另一个重新汉化的日文翻译）来对译“socialism”——“社会主义”，孙中山的对手常常选用这个术语，哪怕他们正在抨击孙中山本人的观点。因此，孙中山及其追随者都拥护社会主义，尽管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它。梁启超及其追随者既支持又反对社会主义，尽管他们也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它。这是一场混淆视听的争论，其结果也没有产生任何对社会主义的清晰描述。然而，可喜的是，两大阵营对社会主义的描述却已经被出色地描述出来，那是张灏和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的工作。[596]我们因此得以跳过中国首场社会主义论争的社会主义内容，而仅仅侧重于其中的达尔文主义内容。
这场社会主义论争是孙中山与梁启超在1911年革命之前进行的最后一场大辩论，它在两个方面是达尔文主义的。其一，这场论争几乎完全发生在达尔文主义问题的范围以内：“中国怎样才能最有效地进行生存斗争？”首先要提出来的问题并非：“社会主义是不是公正的、恰当的和有益的？我们的人民迫切需要社会主义吗？”因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主要不是一场道德或人道主义的论争。它确实承诺要关注中国民众的疾苦，但它不是由民众的疾苦所引起的。它是由于人们对中国命运的关注而引起的。可以放胆地说，论战双方还是更为迫切地关心他们的国家，而非他们的人民。他们更迫切地意识到此民族对于彼民族的冷酷无情，而非此中国人对于彼中国人的冷酷无情。双方阵营都是流亡者的阵营，这些流亡者在国外遇上了另一种外国的“主义”，而且两大阵营都迫不及待地询问这个“主义”的情况：“它会使我们的国家适于生存吗？”
然而，这场论争之所以是达尔文主义的论争，其原因之二是：论战双方都宣称达尔文站在自己这边。因此，问题很快就变成了“达尔文拥护社会主义吗？”而不是“我们拥护社会主义吗？”或者，用不涉及人称的句式来说，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与进化相一致吗？”
君主立宪派与共和革命派在这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在此问题上，正如在其他问题上，他们发现自己分处于不同的阵营，彼此激烈地攻讦；他们发表了大量文字来攻击对方的立场。但至少在社会主义的站线上，他们的斗争还不是任何界限分明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因为他们的路线相互交错，既可以分属于不同的阵营，又可以横亘其中。事实上，两大阵营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我们回过头来看，这种一致性比他们的分歧几乎更为惹人注目。
首先，除了维新派阵营内的成员之外，似乎每个人都承认社会主义是“有益的”，而且还承认它是“进化”正在迈进的一个阶段。梁启超在他撰写的康有为传记中首次提到社会主义，这个传记发表在1901年12月21日的《清议报》上面，梁启超通过强调“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从而向“社会主义”致以无限的敬意。梁启超认为，西方社会主义源起于柏拉图，经由圣西门和孔德而大力发展，但康有为“未尝读诸氏之书”而突然产生相当类似的理想，这要归功于“《礼运篇》大同”的启发。[597]因此，就像“大同”终有一天会到来那样，社会主义也会实现的。正如一位匿名的“记者”（可能是梁启超本人）后来在《新民丛报》上写到的：“社会主义者，与我国近儒所倡大同主义颇相类。虽未能遽行于今日[注意，这是论争的焦点]。要之世运日进文明，此主义必为最后之战胜者，无可疑也。”[598]
其次，双方阵营还承认，西方近代的社会主义是作为一剂医治西方病症的药方而出现在西方的进化之中，但中国只要用一剂及时的预防药进行提前预防就可以避免此病症。我们可以发现，早在1895年，这种直到那时为止还没有被称做“西方内部矛盾”的观点已经使严复深感振奋。他最先指出，事实上，西方注定要出现“均贫富之党”所引发的“大乱”，这些党派已经兴起，因为西方的进步导致贫富的严重分化。[599]他还最先建议，在西方因此而“卧病”的同时，只要中国能够避免西方的弊病，中国就可以赶上西方。
梁启超对此表示赞同：
吾以为欧美今日之经济社会，殆陷于不能不革命之穷境；而中国之经济社会，则惟当稍加补苴之力，使循轨道以发达进化；而危险之革命手段，非所适用也。[600]
孙中山也对此表示赞同，在表面看来，他甚至还会赞同梁启超的最后一句话。“凡有识见的人”，他说，“皆知道社会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但中国能够避免，而且应该避免。因为，正如他在这段几乎重复了伯克（Burke）的观点的段落里声明：
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用之，以伤国民的元气。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601]
当然，他也会在同一篇讲演里说道，“我们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602]一如往常，他是一个有着多种腔调的人。
孙中山希望发动一场预防革命的革命。他的对手完全有理由被弄糊涂。而麻烦仅仅在于：他使用社会革命（social revolution）这个词来指称两种不同的东西，既指称他为西方预测的猛烈而“合乎自然的”动乱，又指称他为中国设想的平稳而审慎的“改革”努力。因此，孙中山所设计的预防性的社会革命就像一场改革运动那样温和：“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603]他简直就重复了严复的话，“社会革命，在外国难，在中国易”[604]。因为欧洲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尚未出现在中国。
回过头来看，这是孙中山、梁启超和严复均会认同的一个最为独特的观点。他们都认为中国还没有出现任何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前的问题显然没有被认为是“紧迫的”。孙中山说：“社会问题，其患在将来。”[605]
这里证明了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早期兴趣具有“书呆子气”。中国的维新派和革命派都简单地接受了这种观念，即“真正的社会问题”是工业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问题。中国几乎没有现代工业，根据此事实，中国也就没有什么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孙中山说，“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606]中国的希望正在于此。这里，孙中山像他之前的严复和梁启超那样，再次把握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一穷二白”论调的逻辑，从而使“落后”变成优势：“况且中国今日如果实行民生主义，总较欧美容易许多。因为社会问题是文明进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会问题也就不大。”[607]
当然，他进而警告说，如果中国不实行自己的社会主义，那么社会问题“将来总会发生的。到那时候收拾不来，又要弄成大革命了”[608]。梁启超在这一点上支持孙中山：“夫今日世界各国之大问题，自无一不相随以移植于我国，又势所必至也。然则社会主义一问题……不容以对岸火灾视之，抑章章矣乎。”[609]
梁启超赞同孙中山的这种观点，即在社会问题变得严重之前，必须采取措施。梁启超可能还认同孙中山的这种信念：“凡是大灾祸没有发生的时候，要防止它是容易的。”[610]此外，孙中山还赞同梁启超的这种观点，即在此问题上，应该避免的“火灾”是一场普遍的暴动，而且应该通过政体的改革来避免此暴动。但孙中山还坚决主张发动一场猛烈的革命来造成改良的政体，而梁启超则不赞同这种想法。
所以梁启超仍然会抨击孙中山对社会革命的鼓吹。虽然那种抨击不是很公正，但孙中山有时也表示过自己想要发动一场社会革命（当然，梁启超早前也有这种想法），而且，孙中山当然把社会主义囊括进三民主义的总的革命政纲里面，所以也难怪维新派会忽视了他的改良用语，而把他当做社会革命家来加以抨击。那就是社会主义论争之所以发端于社会革命这个问题上的原因。
然而，梁启超的反社会主义观点没有必要详尽地复述，因为它与梁启超反对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观点毫无二致。梁启超认为，任何引发内乱的革命都会引发导致亡国的外患。在生存斗争中，任何被内乱削弱的国家都会成为外部帝国主义的猎物。那就是他的第一个反社会主义的论点，那是一个陈旧的观点，当然，也是达尔文主义的论点。
梁启超的第二个反社会主义的论点也是达尔文主义的论点，而且也是一个陈旧的论点，但是，它在新的语境中进入了新的领域。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是有益的，它当然会实现，但中国还没准备好迎接社会主义。如果现在就实行社会主义，那么这种做法就是违反了针对“躐等”的进化法则，梁启超以前就证明“躐等”在总体上是错误的，而且最终会证明是不可能的实现。具体而言，“躐等”之所以是错误的，那是因为它会使中国以不合时宜的武器来进行目前的竞争。
梁启超访美归来之后坚信目前的竞争是与资本主义的竞争。西方的致命武器是资本主义，它是新式的帝国主义的“狐狸秩序”——这比传统的“虎狼之道”更为阴险——的存在理据[611]，而且资本主义刚刚完成其最终形态。它造就了“二十世纪之巨灵……生计界新飞跃之一魔王”——托拉斯。[612]
这是梁启超在美国发现的使他神魂颠倒又惊恐万分的生物。他坚信，百年之内，整个世界都会落入几个大国的政治控制之中，同时受到一小撮大公司的经济控制。[613]梁启超认为，如果中国不采取措施，如果中国放任托拉斯的进入，那么不出50年，中国自己的资本家将无一幸免。[614]而且，一旦出现那种情形，“但使他国资本势力充满于我国中之时，即我四万万同胞为马牛以终古之日。”[615]
但这位“飞跃魔王”托拉斯是合乎自然的。梁启超说：“夫政治界之必趋于帝国主义，与生计界之必趋于托辣斯，皆物竞天择自然之运，不得不尔。”[616]美国打压托拉斯已经有25年了，但是它们仍旧存在：“可知天演自然之力，终非以人事所能逆抗也。”[617]
托拉斯是盲目竞争的一种合乎自然而无可避免的产物。可是托拉斯源于盲目竞争又反对盲目竞争（梁启超有自己的辩证法意识），正如社会主义本身也会那样[618]：其实（这是梁启超最聪明的地方），托拉斯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标志。因为托拉斯征服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而没有消灭它们。它们没有一定要对手“毙于其马前”。它们允许那些失败的对手加盟。[619]它们兼并自己的竞争对手，因而越发壮大，这样，它们就造成越来越少的竞争，从而把世界推向社会主义。
但是，在目前看来，世界并非社会主义的世界，而是托拉斯的世界，它们正以其他人的独立为代价把世界“社会主义化”。因此，如果中国想要保证自己的独立，如果中国将来想要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西方的社会主义，那么中国必须打击托拉斯。中国必须以自己的托拉斯来打击外国托拉斯，以中国的资本主义来打击外国资本主义。因为在生存斗争中，人们必须“以火攻火，以毒攻毒”（《物种起源》里没有找到这句格言）。
因此，中国现在需要托拉斯和资本家，而不是社会主义者：
今日中国所急当研究者，乃生产问题，非分配问题也。何则？生产问题者，国际竞争问题也；分配问题者，国内竞争问题也。生产问题能解决与否，则国家之存亡系焉。生产问题不解决，则后此将无复分配问题容我解决也。[620]
……我若无大资本家起，则他国之资本家将相率蚕食我市场，而使我无以自存。[621]
……吾之经济政策，以奖励保护资本家并力外竞为主，而其余皆为辅。[622]
……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623](https://www.daowen.com)
梁启超的观点不是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反对“此时此刻的社会主义”，这个观点以双重的达尔文主义防御来迎接共和革命派的挑战。梁启超认为，进化法则禁止“躐等”并且裁定目前的生存斗争是一场资本主义的斗争。因此，进化法则实际上裁定中国必须经过一个资本主义阶段之后才可能到达社会主义。而这种观点使得社会主义论争不仅仅是达尔文主义的论争，而且是原始的马克思主义论争——而且几乎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论争。因为马克思出席了这场论争。这是他有机会参与的第一场中国人的论争。共和革命派把他归入自己的阵营。他们几乎在每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中都提到马克思的名字。可是，他们莫明其妙地使马克思置身局外，而从来都没有真正地起用他。
也许他们还没有充分认识马克思。也许他们只是把他看做一种研究资本主义的权威，而此种资本主义在中国还不存在。也许他们认识到马克思没有为他们的希望——后来者居上——提供多少支持。无论如何，虽然他们抢先提出许多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论争中出现的问题，而且他们甚至抢先给出了许多毛泽东式的答案，但是共和革命派从来没有把这第一场社会主义论争转移到马克思的水平上去。他们继续在达尔文的水平上迎接梁启超的挑战——可是仍旧没有尝试去反驳达尔文。
当然，他们之前在民权主义的论争中曾经驳斥不可躐等的“谬论”。而这次的“火车防御”没有奏效。民主可能是一种现代工具，就像最新式的火车那样等待被采用，但社会主义还只是蓝图。正如维新派惯常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之实际，在欧美文明国中尚不能行，而况于中国乎？”[624]但这种挑战可以用“落后就是进步”的观点来轻易招架。孙中山再次不加思索地抛弃自己的火车而换上一辆马车，这样他就能够脱离西方的轨道而采用一些中国的谚语智慧：“前车可鉴”。西方出错了。资本主义就是前车之辙，中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然后从西方旁边绕过。
然而，这是一种稍微不同的躐等，而且是以对“可躐之等”的不同评价为基础的。共和革命派曾经反对梁启超的君主立宪阶段，因为那个阶段陈旧过时且毫无必要，但他们现在反对梁启超的资本主义阶段，那是因为资本主义是“邪恶的”。一种道德义愤的因素最终进入到社会主义论争之中，虽然它是一种莫明其妙的纯粹理论的义愤。
通过严辞谴责那种只存在于西方而不存在于中国的社会不平等的罪恶，中国首批社会主义者展示了他们最初的社会关怀。他们没有像鲁迅在十年后那样去斥责“吃人的”中国社会，但他们斥责自相残杀的西方社会，这个社会受到“少数资本家”的支配，以致整个西方文明的价值似乎突然成为问题。“盖世界文明之真伪”，胡汉民谴责西方说，“以人类能享权利自由之多寡为断，使大多数人民而蜷伏于少数资本家羁制之下，则其为文明乎，抑野蛮乎？进步乎，抑退化乎？”[625]孙中山还补充说——这段话惊人地同时描述了孙中山对进步以及原始的列宁主义观点（即西方资本主义是整个世界的祸根）的最初信仰——“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626]
也许，虽然尚未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但孙中山和胡汉民已经开始质疑“进化的智慧”。他们公然对进化所提供的新事物吹毛求疵：“哎呀，这是多么惹人反感的新成果啊！”
当然，这种遭到拒斥的资本主义成果有点像酸葡萄。它最近被称为西方力量的源头，此源头似乎令人沮丧地遥不可及，所以中国人扑向任何断定此源头已经受到污染的学说。那是社会主义的最初魅力。在中国人把社会主义视为医治中国病症的药剂之前，他们喜欢社会主义是因为它诊断出西方的病症。他们喜爱（在日译本里认识的）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因为这些社会主义者是厌恶西方的西方人，这些社会主义者把资本主义（西方力量之源）描绘成一种邪恶和缺陷。他们喜爱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因为这些社会主义者证实了严复先前的报道：西方拥有财富与力量——以及不平等；因此，西方是一株“唐花”。
社会主义给中国带来希望，无论它是否谈到中国的弊病。即使是未被实行的学说，它的存在为中国赢得不少报仇雪恨的机会。那可以从胡汉民的洋洋得意的问题里看出来：“其为文明乎，抑野蛮乎？进步乎，抑退化乎？”可是，胡汉民、孙中山以及其他人在社会主义里面所获得的明显的心理满足，既没有证明他们对资本主义之不平等的厌恶是虚伪的，也没有证明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依然缺乏社会关怀。因为甚至连酸葡萄式的社会主义也能够激起社会关怀。中国的社会问题可能没有使中国人关注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的确使中国人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
必须承认，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兴冲冲地发现存在于西方的极端的不平等现象，以致他们对中国的不平等现象视而不见（满汉之间的不平等除外）。其实，他们甚至矢口否认中国有不平等的现象。“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的事实使孙中山感到异常高兴。[627]而梁启超（没有马上招致中国的“社会革命者”的揶揄）强调说：“我本来无极贫极富之两阶级存。”[628]而胡汉民——尽管他也受到中国的后发“优势”的鼓舞——观察得更为真切。他发现了不平等的现象：“夫今日中国资本家尚未出现。孙先生演讲词及之，梁氏亦承认之，惟虽无资本家而已有地主。”[629]他的言外之意是，地主几乎同样邪恶。他们其实是原始的资本家，他们应该对“土地问题”负责，人们在解决“社会问题”之前，必须首先解决此问题。[630]西方之所以受到社会问题的困扰，那正是因为它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因此，胡汉民是第一个提倡“土地国有化”的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在进行，虽然人们没有意识到，因为像胡汉民和宋教仁那样的人省事地把马克思的新术语bourgeois与proletaruns（原文如此）翻译成“富绅”和“平民”[631]，他们使“土地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头等大事”。同样，孙中山也把“土地问题”与“社会问题”、地主与资本家相提并论。[632]他最终也主张土地国有化：
如外国土地权全操于少数大资本家，其势必流于资本专制，其害甚于君主专制。[633]
……吾人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苟土地及大经营皆归国有，则其所得，仍可为人民之公有。……民生主义，则排斥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故民生主义者，则国家社会主义也。[634]
资本家是邪恶的，地主是邪恶的，托拉斯作为超凡的资本家和超凡的地主，自然更为邪恶。他们共同反对社会主义。他们不是向社会主义的合理过渡。冯懋龙（冯自由）因而谴责梁启超“欲绍介大怪物之托辣斯于中国”：“托辣斯者，中国未来之大毒物，救治之法，舍实践民生主义末由。”[635]
梁启超对西方的分析可能是正确的。或许，资本主义和托拉斯作为一个阶段已经自然而然地发展到社会主义。但这样的资本主义阶段是通往社会主义的荆棘歧途，因为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平稳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孙中山认为，资本主义只会导致一种“杀人流血”局面。[636]那不是中国所需要的社会革命或社会进化。孙中山和梁启超都同意那种观点，尽管他们都没有承认此事实。他们都参与到一场原始马克思主义论争中，他们都认识到西方进化发展的自然辩证法。但他们替中国拒绝了这种辩证法。虽然还没有把这种思想归入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拒绝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即事情在变得好起来之前要变得糟糕。在社会层面，如果不是政治层面的话，他们承认，一个阶段无须推翻另一个阶段。
梁启超认为资本主义阶段能够受到抑制。孙中山认为资本主义阶段能够而且应该避免，无论它在西方曾经是多么合乎自然。因为孙中山断定，所有自然的东西都不是好东西。“大凡社会现象，”孙中山说，“总不能全听其自然，好像树木由它自然生长，定然支蔓。”[637]
这是在一场政治演说的中间所使用的简单明喻以及几句随意的修辞，这段话对自1895年以来的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信仰中举足轻重的原则之一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正。此前，孙中山曾经像所有人那样疾呼：自然正无可抗拒地通向善。更准确地说，他不过重申了那条公理的前面部分：“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638]但他现在说，自然并非总是选择最好的道路通向善的。在其前进的路上，自然可以朝不同的方向移动；而且，如果对此放任不顾，那么自然将会那样移动。所以人类不能放纵自然。适用于“文明”的手段，也适用于自然与进化。进化本身“有善果，也有恶果”，而“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是人类的责任。人类应该修剪进化——而且修剪自身的进化。孙中山没有这样说，而他可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他还是以一种赫胥黎式的防御策略来迎接梁启超的第一个达尔文式或者斯宾塞式的挑战。
而第二个挑战——即梁启超的下述观点：资本主义只能以资本主义来克服——怎么样呢？在真实存在的生存斗争中，中国能够跳过资本主义吗？中国能够拥有一条“道德之路”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稍后会在中国辩论这类问题，但共和革命派与君主立宪派抢先一步。凭借其无人能及的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忠实描述，共和革命派这次直截了当地、预言性地回应了君主立宪派的第二个挑战。胡汉民说道：“知国家为大地主、大资本家，而外资无足忧者。”[639]“吾人非反对资本，”孙中山补充说，“反对资本家耳。”[640]
所以革命派没有否认外部世界处于资本主义的斗争阶段。相反，他们主张对内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对外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土地所有制，这样，国家社会主义就可以坚持下来。他们的主张依然是中国达尔文主义公式的另一种变奏：以内部团结来支持外部竞争。
这里还有一种来自维新派阵营的指向社会主义的达尔文主义挑战，然而，可能更加棘手——这是从社会主义的西方反对者那里学来的指控：社会主义会扼杀进步。
梁启超本人很少动用这个指控，虽然他曾经在介绍本杰明·颉德的思想时提到这个指控。他更喜欢把社会主义评价为一个遥远的“大同”目标。但其他维新派则毫不容情地动用这个指控。刘显志在杨度的《中国新报》上，而不是在梁启超的杂志上对这个指控作出了清晰的陈述。该文开篇即典型地诉诸达尔文的自然科学：“吾党究心人类进化之原理，以达尔文氏所谓适者生存、境遇应化之二大公例，推想吾国吾民之前途，宜如何应境遇以变化，而后适于生存也。”[641]刘显志认为，表面可行的道路是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动听却有着严重弊端的学说：
近世言社会主义者，专从事实上着眼，以破坏现在社会之外部组织为目的。夫社会之组织，非不可改良，但必破除能力之竞争，而悉归于平，其结果必致优劣同等，而进化之生机渐绝；必取私人之私产，胥由国家经营，其结果必致人人依赖国家，而不先独立自治。人人不先独立自治，社会更莫由进化。吾之主义，以促进社会之进化为目的，故弗取焉。[642]
蒋智由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面附和了这些意见。他说，平等是一种宝贵的思想，但人们应该提防它，因为平等抹杀了“智愚勤惰”之间的“天然区别”。如果人们打算强行推进平等，那么“势不能不夺智者勤者之所有，而以与之愚者惰者，其结果反能使人人安于愚惰而世界且因而退化”[643]。
最终，这里所说的正是那种使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满怀激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萨姆纳曾经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把社会主义称为“一项使不适者滋长的计划”，从而使他那些支持自由贸易的美国同道深感快慰：[644]
我们必须了解，我们不可能有第三种选择：不是自由、不平等和适者生存；就是不自由、平等和不适者生存。前者推动社会进步，而且使所有最优秀的社会成员受惠；后者使社会退步，而且使所有最差劲的社会成员得益。[645]
我们不知道中国的资本家是否对蒋智由的话抱有好感，正如美国资本家对萨姆纳的话抱有好感那样，因为中国的资本家比起他们的美国同行来，远为寂寂无闻和顾影自怜。但我们至少可以放心地说，就政治理论家和哲学理论家而言，萨姆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911年革命以前，从来没有盛行于中国。蒋智由和刘显志是其中的特例。
共和革命派肯定没有受到萨姆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困扰。冯自由带着轻蔑贬斥道：
当民生主义之萌芽时代，而欧美学者间有一说为之敌焉。则谓民生主义实行后，人类以无贫富、贵贱之分，则竞争之心因以消灭，而世界由是退化是也。是说于十九世纪下半期略有讨论之价值，然及今已成过去之陈言，稍有识者当能辨别之矣。[646]
不幸的是，冯自由本人没有选择去进一步拒斥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他只是说：社会主义是前进的目标，社会主义就是进步，因此，那种认为社会主义会妨碍进步的观点是荒谬可笑的。冯自由的最后辩护无非重申了孙中山的信念，即进化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可是，在重申这个信念的同时，他还把通过竞争而获得进步的看法归入到19世纪的过时观念之中。人们从自然手中夺取了自然所支持的进步。进化与进步现在完全混同，以致进步无需进化机制就可以独自运行，而进化机制据说曾经推动进步。
在共和革命前夕，孙中山及其盟友仍然自称为达尔文主义者。但是他们强烈地信奉自己和人类的行动，他们强烈地坚信自己的道路是正确的，因此，他们总是准备着跨过进化的尸体而继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