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与无政府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同样曲解了进化论，即便他们中的多数人是狂热的——要不就是激进的——进化论者。然而，他们的“曲解”至少部分是有意的曲解，因为他们是第一批公开承认的达尔文主义修正论者。
而作为公开承认的修正主义者，他们预告了一个新的达尔文时代的到来。
这批无政府主义者是第一代才华横溢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20世纪最初十年里，他们最先发现西方的无政府主义，他们在巴枯宁（Mikhail Bakunin）和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中，以及在所有俄国虚无主义者（nihilist）的事迹中，最先发现无数中国人正苦苦追寻的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那类“主义的”答案。
首个宣誓效忠，或者至少有保留地效忠于“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在中文里的意思）的群体最初可以分为三大群体：两个理论家群体和一个行动家群体。理论家群体是由章炳麟、张继、刘师培及其妻子何震领导的东京团体，以及由吴稚晖和李石曾领导的巴黎团体。行动家群体则是所有在中国从事活动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没有领导人物，但秋瑾、徐锡麟和吴樾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是勇敢的（即使是可悲的缺乏准确性的）投弹手和传奇式的（即使是无谓牺牲的）暴动密谋家。他们不一定是沉着冷静的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至少在其对暗杀的信奉中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647]
当然，几乎所有无政府主义者，无论是无政府主义理论家还是无政府主义行动家，都有过实施暗杀的念头，正如一些行动家变成了理论家，而一些理论家则变成了行动家。秋瑾编杂志而汪精卫投弹。师复（刘思复）炸断了自己的左手手指，而只能用他的右手写些言过其实的文章。但是，一般而言，那些传播了大多数远离冲突的思想的人们，同时也是那些在冲突中传播了惟一一种思想的人们，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张扬了这种思想：暴力夺权是正当的。
在任何情况下，把“无政府主义者”作为一个群体来谈论是困难的，要不就是鲁莽的，因为他们非常不善于结群。理论家群体的主要成员都是稀有之人，他们觉得难以聚首一堂，尽管他们都属于无政府主义者。章炳麟（尽管我们已经把他算做革命派，但他也必须被归入无政府主义者之列，可是，他实在太独特了，以致难以归类）和吴稚晖彼此相轻。刘师培憎恶吴稚晖而赞赏章炳麟，但不久又与章炳麟交恶。张继完全脱离东京团体之后再加入巴黎团体。因此，东京团体只是在1907年“聚集”，而在1908年解散。[648]
巴黎团体在个人的联系上更加具有凝聚力，但在智性上就并非如此。它的主要成员设法在多个项目上通力合作，这种情况一度持续到1911年革命之后，但它肯定不是众人“一心一德”的政治性的，甚至非政治性的政党。他们存有多心，甚至多德，正如他们的“进德会”（这是他们至今为止最接近于一个组织的产物）以佛教的形式和不同标准的道德宣誓来接纳成员。[649]巴黎团体的领袖们因而从来没有紧密地团结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思想，而他们毁誉参半的杂志《新世纪》——就像其短命的东京同道《天义报》那样——向读者提供了一个实在是无法无天的无政府主义论坛。(https://www.daowen.com)
可是，我们仍然能够把无政府主义者视为一个群体——因为他们的读者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的读者认为他们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无论多么离奇古怪，他们把一种异域的新信条介绍到一个需要新信条的国度。尽管他们有各种冲突和矛盾，其信条的异质性还是使他们成为一个拥有信众的群体。
此外，他们思想的混乱只是提高了无政府主义观念的最终影响。因为，由于没有提出明确的“政党路线”，他们使自己的读者非常容易就接受他们的许多观点而拒斥别人的观点，他们的读者非常容易就接受许多无政府主义的观念而拒斥那种赋予无政府主义者以名称的观念——即，没有政府的人民将无比幸福。
大多数阅读《新世纪》或者《天义报》而且支持革命的人们，可能最终会与共和派而非无政府主义者站在一起，他们会作出胡汉民于1906年在《民报》上所作的区分：“吾人之所以异于无政府党也，吾人信今日支那国民之程度，不可以无政府。”[650]虽然他们认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不切合当前的实际——“今日之程度”——但他们觉得可以随意接受无政府主义者的其他思想，尤其是达尔文主义的思想。
无政府主义者的达尔文主义证明对许多人具有不可思议的吸引力，人数之多，甚至超过皈依无政府主义本身的人数。确实，克鲁泡特金的重大修正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贡献，看来恰恰是所有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直探求的东西。大多数人可以愉快地接受它而没有放弃他们的信念，即政府是必要的。
然而，在探讨无政府主义者的克鲁泡特金主义之前，我们应该大体探讨一下无政府主义者的达尔文主义的科学程度，因为他们自以为是“科学的”。《新世纪》的基本词汇是“科学”，而无政府主义者声称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是建筑在科学之上——恰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他们之后所声称的那样。而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体系据说建筑其上的那种首要科学正是进化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