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
至少有两位重要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经有机会比自严复以来的几乎所有中国著作家学到更多的科学达尔文主义。李石曾在法国受过正规的生物学、动物学和植物学教育，他大概还读过拉马克和达尔文的著作[651]；吴稚晖则在英国用几个月的时间自学了进化论。他没有像郭颖颐（Daniel Kowk）所说的那样，在英国“开始通晓”进化学说，但他在那里肯定变得更为熟悉进化学说，比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更为熟悉进化学说。[652]然而，像他的同时代人那样，吴稚晖首先是通过严复的早期著作开始了解进化学说的。他甚至在1899年于南洋学堂向他的学生讲授严复的论文《原强》及其对进化学说的介绍。[653]十年之后，吴稚晖才通过西方文献认真研习进化论。他可能在留英初期（1903年到1906年）学习了进化论，但是，根据他自己的说法，这是在1909年（他误记为“民元前一年”）或者，更有可能是在“《新世纪》周刊不能继续出版”的1910年，那时他“由巴黎挈家退隐伦敦西郊”并潜心于进化论的学习，为的是启发他自己、他的孩子以及他的国民——还为了糊口：
其时生活则无着，居宅相近，有藏书较富之图书馆，故日往借书，如进化学说、天文学、地理学、人种学、博物学，以及物理化学之类之最新图说杂志。每借挟而归，阅读讫，又为子女讲解，一面作[中文]演稿，寄[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稍得津贴。[654]
正是在那个时期，他翻译了霍德（Dennis Hird）的《天演学图解》（A Picture Book of Evolution）以及麦开柏（Joseph McCabe）的《荒古原人史》（La Paleontologie），而且撰写他的进化“小说”——《上下古今谈》。[655]
吴稚晖在英国阅读和翻译的那些进化论著作可能有不同程度的篡改，但至少这些著作都关心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达尔文主义”，而非社会达尔文主义。然而，吴稚晖只是在“《新世纪》周刊不能继续出版”的时候，以及他作为无政府主义评论家的鼎盛时期结束之后，才读到这些著作。因此，《新世纪》的读者没有在吴稚晖的科学学习中获得教益。他们似乎也没有在李石曾的生物学学习中得到任何收获，虽然我们这次没有找到对此事实的清晰解释。在他们编辑《新世纪》的时期里，即使李石曾和吴稚晖比起他们的同时代人来确实知道更多“真正的达尔文主义”，但他们似乎不愿意“透露秘密”。
然而，大多数发表在《新世纪》上面的探讨进化论的极其不合科学的文章，并不是由李石曾或吴稚晖撰写的，而是由外来投稿人撰写的。李石曾和吴稚晖对这类论文所加的编者按虽然是批评性的，但这些按语很少是切中要害的批评，而它们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因此，按语和论文都反映出这一事实，即在中国的达尔文时代的最初15年里，人们对达尔文学说的科学理解并没有取得迅速的进展。
《人类原始说》是发表在《新世纪》上面的怪诞异常的达尔文之物（Darwiniana）之一。这篇文章由一名撰稿人寄自荷兰，此人像梁启超在整整十年之前那样——其时他在湖南试图向学生讲解进化论[656]——造成了一场达尔文主义的灾难，不过其程度更为严重。这名来自荷兰的撰稿人作出了一种灾难性的尝试，他试图把《物种起源》与《山海经》以及其他古代文献糅杂在一起。
他首先承认达尔文证明了人是从猴子演化出来的，虽然他补充说，中国的《礼记》在两千年前就证明了同样的事情。但他接着提出自己的“先进”论点，即人“不徒由猴进也，盖由种种动物进也”。他说，新物种只能产生于不同物种的杂交。因此，马和驴相交而生出骡，龟和蛇相交而生出蝌蚪。同样，“虎生三子而有豹”。豹之所以具有斑纹，那是因为母虎首先与公虎交配，然后再与其他兽类交配的缘故。他说，欧洲鸽的育种完全验证了此事实（所以达尔文本人引起了误解）。显然，人类的诞生肯定也是源于杂交，而证据就见于《山海经》。[657]
他说，《山海经》里面描述的所有物种肯定都存在过。里面的一些物种是“牛首人身”，另一些物种则是“人首蛇身”，正如欧洲绘画里那些长着狮首和象首的人类生物。“必当时人类，”他说道，“实有此状。原此种人类，必由种种动物相交而产出。”比如，“惟猴类形最近人，性亦最淫。故牛首人身者，或猴与牛交所生之人也。”[658]
这样的理论推出了下述的观点，即不同物种可能有极不相同的祖先，虽然大多数物种似乎是犬科亲戚。在论述到中国的一些古代近邻时，这位撰稿人说道：“《说文》引古说，以狄为犬种，羌羯为羊种。”他还补充说，这种记载可能是真实可靠的。[659]
他甚至承认中国人不懂得“种族纯洁”：“古书言黄帝之女嫁盘弧（盘弧，黄帝之犬）。”[660]不过，他继而提出另一个进化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会使达尔文本人踌躇再三。他问道，男人和女人，谁是最先进化出来的：
人类之生，必有其最先者。设谓男先女而生，无论男子无卵巢，不能孕育，即谓男女同时并生，亦神话之说。仅凭理想，毫无证据。以愚考之，窃为女先于男，实有数证。[661]
他的证据有两类，其一是“历史”：“古史言女娲造人。……盖言彼时为女子世界。”（亚当的肋骨不过如此。）而他的第二类证据是语言学的。他在自己的汉字词源学中发现了进化的“确凿”证据：“凡造字者必有本原。我国‘始’字从女从台，言人类之始于女胎也。‘先’字从牛从人，言人类之先为牛首人身也。”[662]
上述段落尽管貌似暗示了相反的事情，但它还是以某种方式证明了男人和女人，以及所有种族都有亲缘关系而且相互平等，所有人类（男人和女人）因而应该和睦相处。这位来自荷兰的撰稿人在文章结尾呼吁读者认清此事实，他还为无政府主义者喝彩，因为他们已经看到正确的方向。
也许正是因为这声喝彩，吴稚晖才尽可能客气地对待这位来自荷兰的撰稿人，虽然，在他恭维这位撰稿人的开场白里也许语带讥讽：“在我辈中国甚幼稚之进化学界中，洵可为翘然巨子。”[663]然而，他尝试科学地批评这位来自荷兰的撰稿者，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他证明自己比“翘然巨子”更熟谙达尔文主义。吴稚晖指出，达尔文的学说不是基于古代传说，而是基于对像骨骼那样真实的东西的科学研究。他说，来自荷兰的撰稿人的固执理论是撰稿人和其他人的想象产物，他还告诫撰稿人不要把古书“达尔文化”。吴稚晖认为，“古书每为绝大之障碍物，为患于支那近日之社会者尤甚。”他甚至叹息说，如果中国人打算把古书视为科学，那么也许（正如有些人所建议的）中国人应该十年不读中国书。[664]
可是，在吴稚晖揭露这位荷兰撰稿人的达尔文主义的“不成熟”时，他也暴露出自己的不成熟——吴稚晖的不成熟同样引人注目，而且可能更为重要，虽然没那么浮夸。
比如，为了有助于说明进化的发展是经历了漫长的年代，而且猴子从来没有诞下人类，吴稚晖对变形虫和人类之间的无数物种曾经是怎样演进的情况给出了如下解释：
在彼所值亿千万年之时期中，各自倾向于进化之公理，随其能力而演进。……能力薄弱者，或仍为浅化之生物。能力最适于传演者，渐成为各类之猴，而千百万亿之猴类，复各顺乎进化之公理，而演进不息。其一部分或先后杂然竞进，各演为野人，渐成为今日世界开明之人。其一部分仅得传演为猩猩狒狒，渐变为今日之野番。又一部分或至今犹迟迟其演进，而其苗裔，即为今日非洲等留遗一种之人猴。若今日寻常之猴，在我辈祖宗演进为人之时，彼之祖宗，或尚为下级生物。[665]
这段话即使在1908年也算不上是“成熟的达尔文主义”。它暗示现代的诸种族代表了不同的进化阶段（这并不符合无政府主义者对种族主义的一贯非难），某些种族相对而言是“下级生物”，而野蛮人“传演”为文明人恰如猿猴进化为野蛮人那样。这些看法不一定是“落后的”观点，因为许多受人尊敬的西方科学家依然认为达尔文曾经证明了相同的事实，达尔文本人时常谈论“最高等的种族”和“最低等的野蛮人”[666]；但那种认为所有物种正试图攀爬完全相同的梯子向人类进化（或者超越人类）的观念，以及那种认为物种发展的不同程度、物种的“前进”或“落后”反映了祖先“能力”之不同程度的观念——根本就不是达尔文主义。必须承认，达尔文的某些论述可能容易使人贸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比如，他曾经说过：“无论何种动物，只要赋有十分显著的社会本能（这里包括亲子之情），一旦其智力发展得像人类的那样完善，或者近乎那样完善，就必然会获得一种道德感或良知。”[667]然而，甚至这样的论述本来也会让人在逻辑上推出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景观，这个世界“住满了”道德动物，住满了与羔羊共寝的狮子，它们不这样做就会受到良心谴责；而不会是推出这样的世界景观，这个世界住满了人，他们曾经是动物，这些动物统统经过人形化（anthropomorphosis）而最终“到达预定的目标”。
吴稚晖对科学的信奉与他的科学知识之间存在脱节，他在另一篇达尔文主义的论文《男女杂交说》的评论里进一步暴露了这种脱节。吴稚晖把这篇论文发表在《新世纪》上面，当然，这篇论文比《人类原始说》更为臭名昭著。
《男女杂交说》的作者自称为“鞠普”，根据其科学知识的范围以及行文风格，我们完全有把握断定他就是“荷兰撰稿者”。[668]鞠普是一个不厌恶女人的厌婚者，他坚信婚姻制度近乎万恶之源，而且极大地妨碍了进化的持续发展。因为婚姻垄断了爱情并且限制了爱情的力量。爱情是创造世界以及维持世界运转的力量，它还是进化背后的推动力。但为了使人类不断进化，爱情必须是自由的、“公共的”和全体的——而婚姻使它成为私有之物。因此，鞠普说道：“今欲人群进化，爱情普及，必自废婚姻始；必自男女杂交始。”[669]
鞠普所说的“杂交”似乎意味着“自由性爱”和种族杂婚，他认为两者对于人种的发展进化是必要的。因为“不杂交者种不进”[670]。因此，他以改良人种为理由而建议发动一场社会革命，他的这些理由再次（假若我们能够认定他是荷兰撰稿人的话）构筑在错误理解的达尔文主义和错误收集的“事实”之间的一种无可否认的古怪混合之上：
人为种种动物进化，久为世所同认矣。夫动物种种相交，既能进化，则人类种种相交，必更进化，始为正理。顾何以历千万年，而世界之人类，不甚进化耶？又何以中国人类，不但不进化且反退化耶？吾不能不将深恶痛绝夫创婚姻之人也。[671]
鞠普从来没有解释此问题的生物学机制，但他认为，这些古怪的伴侣（尤其是他们彼此相爱的话）总会怀上卓越的后代，此现象正是进化法则：
夫人类之初，实女子世界耳，虽有男子而不多。物以稀而见贵，故其时只有女子争夫者，无男子争妻者。……其有不得与男子交者，则或与兽交。惟女子杂交，故进化最速，所生之人亦最良。……迨后女子之争夫者愈众，而男子无以应之，不得已始定为婚姻之说，以图免争。虽然，其时有婚姻之礼，而不禁女子之杂交也。故女子之杂交尚多。人群之演进尚速。[672]
鞠普想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办法去同时相信进化论和古人的优越性。古人之所以更为优越，那是因为现代人退化了。鞠普认为，早在周代，婚姻礼制就已经日益衰败，但女人还是能够自行择偶，私奔也没有受到禁止。他得出结论说：“可知当时婚姻，可以自由。故女子之得遂其爱情者，所生之子，尚多贤哲。春秋淫风最盛，而人才亦最多，是其明征也。”[673]
此后，整个唐代的人都没有进化，但也没有退化，因为，虽然婚姻不自由，但是贞操尚未成为一种美德。倒是宋儒应该对中国人种的退化负责：“主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由是女子遂永坠十八层地狱。”这种学说还使中国人种甚愚甚弱，以致外族能够入侵且实行统治。[674]
因此，种族的智力和种族的强大只有通过回到（内部和外部的）杂交才能重新获得。马来半岛（Malaya）的华人已经证明这种观点在外部的可行性。所以鞠普宣称，华人与南洋马来人杂交所诞下的子女比华人更健壮，尽管纯种的马来人是孱弱之种。而日本人则证明此学说的内部可行性：“日本者，昔所称为倭人国也，宜其种之矮小矣，乃自娼妓四出，传种改良。”[675]
鞠普说，如果谁对杂交的优生学价值有所怀疑，那他只需看看那些圣人们就好了。耶稣、孔子和老子——都是“私生子”，秦始皇和汉武帝这些英雄人物莫不如此。“可知，”他说，“凡稍出色之人物，无非杂种而已。”[676]
达尔文（以及其他人）正遭到滥用，吴稚晖部分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责备鞠普对古书的不科学的信赖，他认为鞠普把古书当成历史或者自然历史的可信文献，他还特意指责鞠普的结论——鞠普的结论是以那类古书以及中国人迷信之特色（吴稚晖语）为基础的——即，古人的进化水平远远高于他们的退化的后代。吴稚晖尤其不喜欢那个结论，因为他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基于以下原则：“世界有进化无退行。”[677]
吴稚晖最后还嘲笑了鞠普那种毫无根据的观点，即日本娼妓使日本人种的身高变高了。[678]尽管如此，吴稚晖还是称赞鞠普展现了思想的锋芒和信念的勇气，他评论鞠普的时候没有带着任何明显的讥讽：“以如此之识，抱如此之愿，为将来之进化学界造福，实卜其不浅。”此外，由于对鞠普提倡的自由恋爱、废除婚姻乃至“杂交”（虽然同情的程度较低）怀有同情，吴稚晖放过了鞠普的两个最薄弱的“达尔文主义”论点。他援引定理为证——貌似替杂交辩护——“异类相交，则所生良，同类则不良，此科学上之定理”[679]。吴稚晖似乎听说过“近亲繁殖”的危害，但他也没有给出比鞠普更为清晰的种属（breed）定义。他因而没有质疑此观点，即进化取得的“进步”要归功于狗和猫、驴和马、美女与野兽之间的结合。(https://www.daowen.com)
吴稚晖赞同鞠普对优生学所作出的异想天开的贡献：爱情本身即是优生。鞠普主张杂交，却不主张毫无节制的纵欲。他提倡恋爱婚姻，因为这类婚姻能够产生最出色的后代。吴稚晖表示赞同：“由爱情配合，成孕生子，其子必良于强制配合者之所生。”[680]
但是达尔文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此类事情。我们必须再次承认，达尔文在他最为著名的拉马克式败笔里曾经写过：经过“许多世代”的“长期实践之后”，“美德的倾向”可能得到遗传。[681]所以人们可以指责达尔文说过“高尚的举止”能够遗传，然而，即便可以遗传，这也需要时间。达尔文从来没有断言，那些出生在“幸福家庭”里的孩子的“良好教养”中有任何“明显的”遗传改良。可以肯定，他从来也没有断言任何此类高尚的举止能够只是因为一次情意浓浓的受孕而在一夜之间发生遗传。无论他发现突变是多么不可思议，他从来也没有把它们归因于爱情，他也没有依赖爱情来进行育种试验。他以包办婚姻的方式培育出良种的鸽子，而不是情侣般的相思鸟（lovebirds）。
如果我们嘲笑吴稚晖不理解爱情在进化中的位置，那将是荒谬可笑的——因为没有人想过此类问题。如果我们嘲笑吴稚晖不了解他那个时代的最新的孟德尔遗传学说，那也是极不公正的，因为孟德尔（Mendel）的学说只是在不久前才被重新发现。[682]但人们还是可以说，吴稚晖对鞠普学说的评论暴露了他对进化“机制”的一种非常贫乏的理解，正如达尔文本人最初表述这些机制的时候那样。
然而，那些评论全都写于吴稚晖在英国开始他的第二次“休假”之前，写于他耗费数月时间从英国的一家图书馆借书研读进化论之前。在吴稚晖学习了进化论之后，作为学习的成果，他在1911年革命之前撰写出版了惟一一部重要著作，那就是上面提到的“小说”——《上下古今谈》。尽管这部作品几乎都是在谈论进化，可它还是相当不符合达尔文思想的。
吴稚晖的《上下古今谈》确实以一种非常新颖的方式讲述了一个进化故事，尽管这本书并非真正的小说。此书有人物角色，有故事情节，但故事情节在第一章就告一段落，它随即把人物角色聚集在一艘船上，以便他们进行交谈。“他们的”生动而幽默的交谈使得吴稚晖自己有机会向中国青年发言。
吴稚晖希望普及“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的“常识”，因为那在中国还不算常识。他希望向他的年轻同胞，或者至少所有能够阅读的人们讲述这个真实的故事，即讲述太阳、月亮和星星，讲述地球以及地球的构造、成分、季节和最初的生物，讲述这些生物怎样进化为鱼、鸟、兽，最后是人类。但他希望自己所讲述这一切并不仅仅是作为科学入门，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背景。他不希望只是因为人们对科学感兴趣，乃至主要是因为人们可以在科学上或技术上利用科学而传播科学知识。正如他在序言里所清楚表明的，他希望提高中国的科学知识从而减少中国变革的阻力。
他希望敦促中国人思考这种愚昧的观念，即事物“向来如此”[683]，因而事物应该被放任自流，“纵古所有”的事物神圣不可侵犯。[684]这两句格言遗害无穷，它们的反常推论——“古人所有，无不胜今”——甚至造成更大的危害，尤其是因为它“极有梗于进化之学说”[685]。所以吴稚晖着手讲述这个进化故事，以便证明“六合内外，事事物物无所谓纵古所有”[686]。因此，事事物物无所谓不能、不会和不应改变的。
吴稚晖现在还是像梁启超那样利用进化学说，梁启超对进化学说的最初利用可以追溯到他在《时务报》时期的名言：“变亦变，不变亦变。”因此，吴稚晖表明自己对进化事实的兴趣高于对进化方式的兴趣，而且，也许那就是他没有强调对进化方式作更深认识的原因。
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另一个原因是：吴稚晖还是为了上面已经提到的目的而试图使进化变得“通俗易懂”——而且趣味盎然、引人入胜，从而变得可以接受。他做到了。他的《上下古今谈》可谓“健谈”而风趣——非常机智。此书使得进化故事听起来就像是聪明人以及那些利用其智慧来改变自身处境的人们的生存史。
吴稚晖有正当的理由自诩为幽默作家，而他的幽默无处不在，以致我们现在几乎不可能辨别出他的进化“错误”究竟是错误呢，或者仅仅是玩笑呢。他本来可以更细心地留意进化转变的机制，因为他标榜自己在科学上知道中国现在应该如何变革，但他没有用心留意进化转变的机制，因此，即使经过伦敦的学习之后，他对进化的阐释还是相当不科学的。
也许，吴稚晖就像我们曾经谈到的鲁迅及其“不肖”的变形虫那样，他对进化的认识更为透彻。然而，假如他真的理解得更透彻的话，他也没有透露出来，而他的年轻读者和大多数老读者肯定对进化了解不多。吴稚晖对进化的不科学的解释本来会削弱他作为“科学思想体系”之倡导者的权威，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他的读者无法认识到他的解释是不科学的。
然而，吴稚晖的异想天开的进化故事非常适合他的科学思想体系。况且，它还相当令人信服——这正是因为它并非完全的凭空臆造。吴稚晖对太阳、月亮、星星兴趣浓厚，甚至当他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他也只是在《上下古今谈》的最末两章才谈到人类的生物进化；但是当他谈到人类时，他提供了大量有趣而相当准确的进化信息。他知道地质年代的名称和生物的分类法。他能够谈论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两栖动物和哺乳动物，有袋类动物和有胎盘类动物，他还知道这类“生物”的进化秩序。他不是第一个用中文介绍这类事情的人（虽然我还不知道谁是第一个）。鲁迅算是一个，他在三年前发表的论文《人之历史》里面已经使用了吴稚晖所用的大部分专业术语，但他是以非常简练的文言文概述那段历史的。[687]
吴稚晖的白话文使故事更为生动活泼。他谈到袋鼠和食蚁兽、化石和恐龙骸骨。他甚至让恐龙化为“壁虎”而活过来。[688]
他还谈到人类骨骼和动物骨骼的构造比较，从而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学说，即人类和猴子不仅仅相貌酷似，而且是亲戚。在他的“小说”里，人们还可以感受到吴稚晖本人在英国博物馆里发现进化的骨骼“证据”时的兴奋心情：
黄兴发道：“呀！我早不曾遇见了王小姐。我在伦敦一个博物院中游玩，一进院门，就是一个大玻璃橱，一副马骨，旁边立着一具人骨。我们还说，这大约是跑得快的好马，死了，所以连生前养他的马夫，也一同把他骨头，放在这里做个纪念。现在想起来，弄得七错八错，大约就是将人骨同马骨来比较的。”继英道：“是的！是的！你所见的，就是达尔文先生放在那里的！”[689]
吴稚晖的整部书传达了他发现自然历史的“基本事迹”的振奋。他悲叹自己不能向读者——他的人物的听众——展示一本叫做《人类进化学》的著作里的所有例证[690]，也许这是他稍后翻译的书之一，但他以生动的散文描绘了一幅足以激动人心的人类进化图景。
只是当他试图讲述那些他所描述的幻想性的有亲缘关系的动物的纲、目、科实际上如何相互进化出来时，他才造成了科学的灾难。正是在这里，他从一开始就使进化成为智慧和意志力的事情。比如，看看壁虎进化成鸟类的故事吧：
若说我们真正的祖宗，当时却也是煤林里的小壁虎儿变了出来，可怜得利害，东跑西躲，兴旺自然是终说不上。何以弄到这样的可怜呢？因为他们几位板方的老人家，有些迂迂拙拙，他想他们多少的[恐龙]老兄们暴发到那种样儿，决非经久之道，所以决意的把 他们自己的身体收缩得狠小；岂知小是小了，简直不行，刚刚给他的 老兄们当着朝餐，算做晚饭，一点都存立不住。于是小弟兄们大家 商量，有几位恨极了，逃命的时候，既恨爷娘生不出许多脚来，止愿 添着翅膀飞到十丈以外，那怪物的长颈也就休想伸到；嗣后果然天 遂人愿，心中想着什么，想得切了，竟就生了什么，居然把两条前腿 变成了两张大翼。这一派过了中古，兴盛起来，就是现在的鸟类。[691]
吴稚晖使用“天遂人愿”（通常不是当做“法则”来用，而只是用做祝愿语）的成语时显然感到高兴。“人愿”是对吴稚晖认为其壁虎所具有的属性的正确描述，但他肯定不认为“天”是圣诞老人（Santa Claus God）。可是，这个成语完全可以作为吴稚晖所提出的进化学说的表述。因为他在《上下古今谈》里面讲到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支持此观念，即作为自然的“天”为了迎合人们的意愿而制造变异。
他谈到聪明的澳大利亚产卵哺乳动物（乳房已经被“构想”出来，所以母亲无需使新生幼崽毫无保障），它们已经怀有这种想法：如果它们能够把自己的蛋保存在体内直到即将孵化为止，那将会更为“便利”，而且“果然止要思想，不多几代，蛋儿竟变了一个胞胎，就直截的生了小孩出来。”[692]
故事还这样讲述下去：“那袋鼠……里面有一种很小的，竭力修练，修得养起小孩来愈加结实，用不到放在袋里。”[693]一旦那种情况出现，哺乳动物就被放出袋去。它们愿意离开袋，而且它们做到了。不久，一只食蚁兽诞生了，它以原始的诺亚（proto-Noah）方式繁殖了拥有四大分支的家系，其中一支“栖居在”地球。它孕育了松鼠，然后是猴子，以及庞大的无尾猿。这里有五个猿兄弟，它们是现在的长臂猿、猩猩、大猩猩、黑猩猩以及我们人类的始祖。但只有我们的祖先放弃了学习其父亲以及兄弟们的技能的尝试。他专门“脑子里打算盘，要想翻出一点新花样”，而他成功了。他想出利用两条后腿走路的主意，从而可以解放他的两条前腿去做其他事情。那是前进的第一步，那是迈向人类的第一大步。他的子孙后代继续执行他的想法，利用他们的头脑和双手，经过一百万年——使自己转变成人。因此，吴稚晖说，证明“俗语说得好：‘止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694]
所以，进化的“机制”是意志、智慧和惊人的决心。据吴稚晖所言，进化故事并非自然选择在生物的盲目生存斗争之间发挥作用的历史。它是那些有意识地争取改善自己以及获得更高的生活标准的生物之间进行的智力选择的历史。吴稚晖显然意识到新近进化出来的器官的生存价值，这些器官——乳腺、胎盘以及人类的头脑和双手——将导向此类更高的生活标准，但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些器官是被自然选择出来的。相反，吴稚晖认为它们是由于其聪明的受益人的实践而被选择和修炼出来的。其实，甚至当吴稚晖让他的一个人物承认：在她使用“修炼”一词来描述生物的进化努力时，她是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随意说说而已；甚至当吴稚晖让她承认：经过几万代之后，物种能够“不知不觉地”发生转变后，吴稚晖还让她紧接着说下去：物种实际上“都是随着外面的境况，同着心里的志向”而发生转变的。[695]所以，“有益的变异”成了“好主意”或者人们的“心愿”。
照字面看来，吴稚晖是把意图放到进化之中。他使意图成为一名内应（inside job）——它就像创世一样不符合达尔文思想。他所做的正是赫胥黎所嘲笑的事情。他使所有物种都成为他们自己的约翰·西布莱特爵士。[696]他使进化出来的生物为自己的进化负责——也为他们未来的进化负责。这就揭示出他实际上所做的事情了。难道他没有把人类进化的故事曲解成他对人类控制自身“命运”的热切愿望吗？他希望人类不断前进，所以他希望其读者关注进化而且振作精神。吴稚晖希望他们说“鸭嘴兽能做的事情我们也能做。”——吴稚晖说：“止要思想……”[697]
那类想法当然使得他故事里的生物进化向社会进化的过渡轻而易举，因为这里不存在巨大的鸿沟。头脑从一开始就已经在运转，即便它们曾经毫无思想。两栖动物决定离开海洋，有胎盘类动物决定不下蛋，而“老五”决定（用他的后裔刘邦的话讲）“斗智不斗勇”。[698]经过几千年来的出色实践，那种决定使得老五的后裔的头脑“天天发达”[699]，直至它们符合人脑的尺寸——或者野人大脑的尺寸——而且准备思考部落、言语、燧火与文明。这是同一种进步，这是思考赢得的进步。进化现在是，曾经是，而且总会是“启蒙”的故事。
现在，以免我们高兴得太早，我们应该坐下来回想一下此事实，即进化的使人万分敬畏的后果曾经是启蒙。由于某种原因，光明源自黑暗，声音源自沉默，意识源自无意识。但目的不是手段，至少对于达尔文而言是这样。他不承认任何华莱士的此类信仰：“某些高智商生物也许能够左右人类从中诞生出来的进程。”[700]而他应该也不会接受这种观念，即任何“低智商生物”已经这样做了。那就是为什么他尽可能地根据一种无意识的、自然的选择来解释这种进程。
可以肯定，达尔文会认为：“正如皮埃尔·休伯（Pierre Huber）所说，少剂量的判断和理性常常在发挥作用，即使自然系统中的低级动物也是如此。”[701]但是，如果少剂量的判断和理性真的在发挥作用，那它们只是为了追求生存、自由和幸福，而非追求进化。而且，无论如何，那只是少许的剂量而已。吴稚晖规定的剂量是荒唐可笑的。他把他那些原始海洋和原始森林里的生物居民极大地人格化，以致他至少使“其中的佼佼者”试图自行化身为人——犹如爱默生的虫孑。[702]吴稚晖认为，利用子宫的生物与下蛋的生物之间的差异就是“智愚”之间的差异。[703]那些没有变成人的猿猴是那些（像鲁迅的猴子那样）“不肯真心学习”的猿猴。[704]
再一次，我们必须轻率地认为吴稚晖可能对进化学说有更透彻的认识。确实，他在进化学说里获得了许多快乐，他还想方设法给自己的描述“增添趣味”。毕竟，他说过，其故事的讲述者之一（她正在替吴稚晖讲故事）一度想要“加上几句油盐酱醋”。不过，吴稚晖说，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进化的道理“叫大家心中格外瞭亮”[705]，而那是不可能有效果的。
吴稚晖所讲述的故事是伪科学的。它笼罩在激动人心的科学面纱里面，以及用激动人心的科学例证（尽管只是文字）加以阐明，可它依然是伪科学的，不过与无政府主义的伪科学配合得天衣无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