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的浪漫精神

汉唐时期的儒、道、释（佛）三教（家），儒家的关切点在现实的、公共的制度名物施设，道（教）、佛二家的注重点在个体的超越或解脱；同为注重个体的超越或解脱，道（教）把努力放置在今生现世中，佛把希望寄寓于来世他乡里。显见，三教（学）有不同的信念与取向。

由于三教（学）在信念与取向上各有不同，相互之间发生冲突在所难免。东晋至南朝宋、梁之际，就发生过出家人要不要遵行公共礼法的争论，以及神灭论与神不灭论的诘难。这是儒、释之争。北朝魏太武帝时，曾下令诛杀长安沙门（僧尼），焚毁佛像，史家称这是中国古史上的第一次“灭佛”事件。这主要为道、佛之争。北朝周武帝时，曾下令断弃道、佛二教，让沙门道士还俗，并焚灭经书、佛像，这是古史上的第二次“灭佛”事件，兼而殃及道教。是为儒与佛、道之争。唐朝中叶，唐武宗又曾下令沙汰佛徒，而有古史上第三次“灭佛”事件。这一事件则引发于寺院经济的过分膨胀而带来的中央财政收入紧缺的现实问题。

然而，汉唐时期，三教尽管时有冲突，实亦互有支持。儒家学者在入世治事时持守家学，出世治心时却有取道、佛；道教学者讲炼形固命时坚守本门，讲炼心修性时多依儒、佛；佛教学者主心性本染与三世轮回原自于宗风，认心性本净与当下解脱受益于儒、道。及至民间信仰，对三教更无分别而并予拜祭。

更重要的是，由于三教都以超越污浊的世间生活为教旨，且都把在价值上的超越追求外在化与客观化为一实存世界，借这一实存世界的支撑而使价值追求获得实存意义。这就使汉唐人的生活空间不再如战国时期那样，只拘限在现实的功利计算与功利争夺的狭小范围内。在汉唐人的生存世界里，天上与地下、来世与今生、神与人是相连接相贯通的，人可以突破现实、今生与肉身的限制，而上契于天、神、仙、佛，融会于宇宙的大全与无限。由是，汉唐人的精神，总体上是比较地富于想象、比较地超拔与富于激情的。汉唐人在思想的表达上不太注重逻辑的关联，这恰恰使他们的精神追求得以突破理性认知上的限定性；在汉唐人更钟情于赋、诗、传奇一类的写作中，我们无疑更可感受到汉唐人的这种精神风采。如果说，战国时期的思想史走向是务实性、技术性的，那么，汉唐时期由三教共同培植的文化精神，则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https://www.daowen.com)

[1]［汉］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附录二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64页。

[2]［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第3289页。

[3]钱穆先生称：“汉初政府纯粹代表一种农民素朴的精神，无为主义即为农民社会政治思想之反映。因此恭俭无为、与民休息，遂为汉初政府之两大信念。因乱后社会经济破产，人心厌乱，战国晚年黄老一派消极思想，遂最先在农民政府里面得势。”（《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29页）此说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