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复兴与董仲舒的“天人相与”说

西汉末年，刘汉政权推重黄老之术，主张无为而治。这一方面是为了使凋敝的农业生产借休养生息的政策而获得恢复，另一方面也符合布衣出身的汉初统治者简漫的心理性格。儒学则早在战国末年已备受冷落，及始皇当政，又有“焚书坑儒”之举，儒学更受摧残。儒家所尚的许多典籍多已散失，儒生只能流落民间以教书维持生计。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儒学的命脉已经断绝。儒学仍然在民间通过私相传授维系着。刘邦取得天下，借如何建构一个新政权的契机，儒学开始受到青睐。儒生叔孙通为高祖刘邦制定一套礼仪，得为太常之官。儒生陆贾作《新语》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1]《新语》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君主“行仁义，法先圣”。[2]稍后，儒生贾谊撰《新书》，更反复强调“治天下”必须回归儒学。

汉初儒学的日渐复兴，一方面固得力于一帮儒生的守护与努力，另一方面又得力于教养教育的重振。杀伐出身的官员们在进入上层权力机构之后，也总希望自己的子弟们学习文化。由是，中央和地方各级纷纷设置学校并以“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习内容。儒学的各种传授系统开始得以确立。至汉景帝时，已设置五经博士；及汉武帝，崇尚儒术更蔚然成风。一代大儒董仲舒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产生的。(https://www.daowen.com)

董仲舒（前179—前104年），汉景帝时因善治《公羊春秋》而成为经学博士。及汉武帝策问长安久治之道，董子所上策对，以“天人相与”之论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深获武帝赏识。经董子等人吸纳先秦诸家的宇宙论思想和道、法二家的若干治世观念，先秦儒学被作重新解释，发展出新的理论架构。借官方的确认与推行，儒学逐渐获得了意识形态的意义。董子的主要著作，收录为《春秋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