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架构
王弼生活与活动于三国年代，面对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激烈争夺和由此带来的时局动荡，也如老子、庄子一样深深感受到社会与文化的危机，而对人的生存处境作深刻的反省。
王弼常称：
夫奔雷之疾，犹不足以一时周；御风之行，犹不足以一息期。善速在不疾，善至在不行。故可道之盛，未足以官天地；有形之极，未足以府万物。[12]
此即认为，任何自然现象，都是受时空的限制，都只是有限的存在物。
社会与文化现象亦然。人们多以为社会与文化是由人建构与支配的，是人—主体显呈其作为的场域。王弼在暴露其有限性后即予否定之：
法者尚乎齐同，而刑以检之。名者尚乎定真，而言以正之。儒者尚乎全爱，而誉以进之。墨者尚乎俭啬，而矫以立之。杂者尚乎众美，而总以行之。夫刑以检物，巧伪必生；名以定物，理恕必失；誉以进物，争尚必起；矫以立物，乖违必作；杂以行物，秽乱必兴。[13]
这是说，先秦法、名、儒、墨、杂各家，都企图以自己认同的某种理论观念和处事方式改变混乱的社会状况，使社会获得大治。但是它们的所有理念与做法都只会引发更多的矛盾，带来更大的混乱。此即如老子所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14]种种人为、人工建构的社会与文化现象，由于只会引发更多矛盾、带来更大混乱而显得毫无意义。
经验所及的世界，经验知识所建构的种种社会与文化现象，都处于矛盾对待中，都受着时空的限定，便都不具自足性。因之，王弼与老子一样，都把超越的、具形上意义的“道”，称之为“无”：
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为也，况之曰道。[15]
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16]
王弼因明确指认“道”即“无之称也”，故人们亦称其理论为“贵无论”。
然而，王弼虽与老子一样以“无”论“道”，可是，“无”是什么？“无”是如何给出或如何存在的？王弼与老子却有不同的说法。
我们知道，在老子那里，“道”主要是被认作为化生万物的本源。“道”之被称为“无”，亦是指的“道”作为终极本源，处于未分化的混然状态。因而，老子的形上学，属宇宙论（或本源论）。
然而，王弼并不强调“道”的本源义和“道”对于万物的化生义。我们看《老子·四十二章》原文和王弼对原文的注释。《老子》原文为：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https://www.daowen.com)
这是明确把“道”认作“本源”且把道化生万物的过程看作是由单一到杂多的一个过程。
王弼则注释为：
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已谓之一，岂得无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从无之有，数尽乎斯，过此以往，非道之流。故万物之生，吾知其主，虽有万形，冲气一焉。[17]
这段注释的最后一句，虽也把万物之生归于一气，似为宇宙论。但这只不过是顺着老子的话语说的，其在注释道与一、二、三的关系时，却全然不取“生化”说而仅以“思辨”论：千差万别的事物，何以能够归于“一”（何由致一）？由于去掉所有各别性而得以归于“一”（由无乃一）。去掉所有各别性而归“一”，则此“一”即等同于“无”（抽去各别性）。是谓“道生一”。又，既已以“一”称“无”，便有了言说；有本来的“一”，有言说的“一”，便有所谓“二”了。是谓“一生二”。再，既有本来的“一”，有作为言说对象的“一”，更有言说所示之“一”，是乃至有“三”，谓“二生三”。……于此，王弼对“道”与一、二、三的关系，全然不作“生化”解，倒似玩弄“文字游戏”了。
王弼与老子之间，何以有这种差别呢？原因显然就在于：老子视“道”与“物”的关系，为“本源”与其所生化的“器物”的关系，而王弼视“道”与“物”的关系，为“本”与“末”、“体”与“用”的关系。
《老子·三十八章》在论及社会与文化的变迁时曾称：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老子之意为社会与文化越发展，也意味着越堕落。这仍然是其宇宙生化说的延伸，只是老子视生化为“散失”，而有所贬斥而已。
王弼注释老子这段话则称：
德者，得也。常得而无丧，利而无害，故以德为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尽德？以无为用。以无为用，则莫不载也。故物，无焉，则无物不经；有焉，则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虽广，以无为心；圣王虽大，以虚为主。[18]
王弼于此以“得”释“德”。“何以得德”，即“何以有得”；“何以尽德”，即“何以全得”。“由乎道也”，即“由乎无也”；是以“无”为“道”。“以无为用”者，即谓如“道”为“无”，在功用上便可以做到无物不承载，无事（物）不经由，是即“全得”。王弼续称：
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不能）舍无以为体，则失其为大矣。所谓失道而后德也。以无为用，（则）德（得）其母，故能己不劳焉而物无不理。[19]
这里所谓“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源出《老子·十一章》：“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王弼注为：“言无者，有之所以利，皆赖无以为用也。”上段引文则进而以“体”“用”关系释“有”“无”关系：“有”之所以能够成其为“用”，皆因于“无”，即因于“无”而得为“用”。“无”为“用”因，则“无”具“体”义。由是，“有”与“无”的关系，或“物”与“道”的关系，在王弼这里，不再被解读为“生化”关系，而为“体”与“用”，或“本”与“末”的关系。
显见，王弼的形上架构，为本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