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物不遗”到“民胞物与”的境界追求
张载以“体天下之物”、“视天下无一物非我”为价值追求，特别表现于他所作的《乾称篇》。该篇的前面一部分文字，张载曾书写于讲堂之西窗用作勉励，故又称《西铭》。《西铭》写道：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22]
《西铭》这段话，总结性地表述了张子借宇宙论建立儒家成德论的基本思路。
张子一开头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即是说，世间万物都是天地乾坤化生的，我们每个个人只是天地乾坤化生的万千事物中之一小小存在物。依此，我们应该确立的信念便是：一方面，天地乾坤不仅赐予了我们以身体，更且赐予了我们以灵性，我们应当像侍奉父母那样去侍奉天地；另一方面，万物与我们每个个人又同样地都是天地父母无私的产物，因之，我们也应该将所有民人视为自己的同胞，将所有物类视作同类。对该尊敬的，予以尊敬；对该慈爱的，给以慈爱；甚至对天下间那些老弱病残、鳏寡孤独无依者，也应当给以同等的关爱。至于个人在一生中也许会有种种遭际乃至磨难，但是，那又有什么呢？“富贵福泽”，不过是上苍对自己的眷顾；“贫贱忧戚”，不过是上苍使自己得以成就。活着，是上天让自己有所担当；死去，是上天让自己得以安息。这就是人生于天地宇宙间应取的基本价值信念。
从《西铭》所表达的张子的价值信念我们可以看到：(https://www.daowen.com)
其一，张子与周敦颐同样从宇宙论引申出自己的价值信念，但周敦颐显然更偏重于从宇宙生化的四时不违、周而复始的信实性中确认“诚”为最高品德，张子则更偏重于从宇宙生化的无私性中见证“一体之仁”为最高品德。张载《西铭》中“民胞物与”的观念，《大心》中“体物不遗”的观念，及《诚明》所说：“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23]这些，都明确表达了“一体之仁”的价值信念。张子倡立的这一价值信念，后来成为各派儒者反复强调的基本信念。
其二，张子于《西铭》中，也有“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的提法，往后程颐、朱熹认为张子这里表达了“理一分殊”的思想而予以高度赞扬。其实，程、朱的“理一分殊”侧重的是“分殊”，张载的“一体之仁”侧重的是“一体”，二者在境界追求上是有区别的。二者在境界追求上的这种区别，又来自于形上依托上的区别。程、朱以“理”为形上本体，“理”本身即讲求确定性与分别性，在取向上为现实主义的；张子以“气”为形上本源，“气”论多以“生”称“仁”且指认天在施与上的均等性，更以返归原初未分状况为境界的终极追求，在取向上为理想主义的。因之，以张子《西铭》所主为“理一分殊”，其实是把张子开出的境界往下拉落了。实际上《西铭》开示的境界，具有贯通天地的意义。可以说，它把儒家的境界追求，推到了最高点。
其三，张子《西铭》以返回宇宙原初的未分状况为最高的境界追求，无疑容摄有道家的理论成分与价值取向。以“混沌未分”的存在状态为本真状态而主归根复命，本来就出自老子、庄子；《庄子·天下篇》曾记述惠施有“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的说法，这无疑即是宋儒“一体”观的滥觞。现存、现实世界都是有分别、有差等甚至有争夺的。所以，要求破去分别、差等与争夺，回归天地宇宙本初的虚静、同一状态，就成为理想的追求。张子不时说到“气本之虚则湛（本）［一］无形”[24]，“性通极于无，气其一物尔”，此无疑亦以“虚”“一”“无”的存在状态作最理想的状态；张子指认“万物形色，神之糟粕”[25]，此则以化生为物为堕落；及张子以为进至原初状态成就理想境界就必须舍弃“身我”，而称“无我而后大”[26]，“无我然后得正己之尽”[27]，此更显示，理想境界的追求为一种“返回性”“复归”性的追求。张子这里透现的，无疑都有一分道家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