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情”拒“理”之说
如上所说，唤醒内心中被“理”压抑、遮蔽了的“情”并把“情”推向至上地位，始于陈白沙。白沙之后，“至情”论成为时尚并深入人心。徐渭称：
人生堕地，便为情使。聚沙作戏，拈叶止啼，情昉此已。迨终身涉境触事，夷拂悲愉，发为诗文骚赋，璀璨伟丽，令人读之喜而颐解，愤而皆裂，哀而鼻酸，恍若与其人即席挥尘，嬉笑悼言于数千百载之上者，无他，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18]
汤显祖亦说：
世总为情。情生于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19]
按朱子以为人先天禀得为“性理”，阳明子以为人先天禀得为“心理”，其本体取向有别，然都以为人生在世应为“理”所支使。徐、汤今称：“人生堕地，便为情使”“世总为情”。确认“情”之于人才是最本原的，人一生一世、生生死死只为“情”，这对于朱子、阳明子来说都是何等地“反叛”。他们再次把“至情”论推向高峰。[20]
汤显祖又持“情”拒“理”而称：(https://www.daowen.com)
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陈、隋风流，君臣游幸，率以才情自胜，则可以共浴华清，从阶升、始广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荡零落，尚不能得一中县而治。彼诚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灭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而在此。假生白时，其才气凌厉一世，倒骑驴，就巾拭面，岂足道哉？[21]
汤显祖以为世间“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有情”（才情）的天下使人相亲，故如唐朝那样“君臣游幸”乃至“共浴华清”；以“理”“理性”构造的“有法”的天下却把人与人隔离化、冷漠化了，人的真性情被消解、被掩埋了。汤显祖视此为可叹！
又，人存活在“有法”的天下，由于被隔离，而互为“他在”，人无法有“真实”的感觉，便不得不托之于“梦”。汤显祖编《牡丹亭》一剧并于《题词》寄语：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复生，这似乎不合于“理”，不具“现实”意义。人们都习惯地执定具“现实”意义的、可以为“理”或“理性”所认可的为“真”。然而，“现实”的、为“理”或“理性”所认可的世界，恰恰是人为地编派起来强加给每个个人，使每个个人的自然—本然性情被改变、扭曲与变形的世界，那其实是一个虚假的世界；唯“情”的世界最能直呈人的自然—本然性，那才具足“本真”意义。从“理”“理性”的角度看，“情”的世界不具“现实”意义，似为“不真”如“梦”；从“情”的角度看，“理”的世界为“他在”的世界，更且“不实”如“幻”。有情人何其悲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