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之文”与“实”

记事之文是记录事实的文章，以司马迁、班固之等人的文章为代表，其特点是“实”。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书写规范，其后班固的《汉书》，以纪传体的书写方式，完成了第一部断代史的写作，从此奠定了中国古代史书的书写范式。而这种书写范式最大的特点便是“考同异，次旧闻，不虚美，不隐恶”，也就是秦观所谓之“实”。班固指出，司马迁有“良史之才”，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历史事实进行考证，秉笔直书，不妄自赞美，也不隐其恶行，这是为史家称道的实录精神。如果说《春秋》还有为尊者讳的现象存在，那么《史记》中列项羽入本纪，列陈胜、吴广入世家，更能体现出司马迁书写历史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实性。秦观所谓“实”便是史家的实录精神，是对记事之文美学特征的概括。

秦观的记事之文，继承《史记》的实录精神，以“实”为审美标准，客观真实的记录事件。在《淮海集》里有多篇行状，如《徐君主簿行状》《蔡氏夫人行状》《圆通禅师行状》等，尤为突出的是《鲜于子骏行状》，文章以时间为主要线索，记录了鲜于侁的一生，选取了他一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加以详述，并在文章的最后写道：(https://www.daowen.com)

公之行能谋议，过人者甚多，难以具举，取其可考不诬击国家之大者著之，以告夫当世之君子云。^[6]

这段话点明了秦观写作文本的直接目的，即秉笔直书鲜于侁的事迹，让他的精神得以流传，这与史家的“实录”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