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迁笔法与归集用例：“项脊生曰”的再讨论
余嘉锡先生曾对《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有过系统性总结：“太史公书以篇为卷，每卷自为起讫，即是一篇文字。其间或分或合，或叙事，或议论，本无一定之例。遇其意有所感发，更端别起，则称‘太史公曰’，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本无所谓序与赞也。百三十篇之中，篇末有‘太史公曰’者固多，然孟荀儒林列传在篇首，天官书、外戚世家、伯夷、货殖列传在篇中，而篇末无有。循吏、酷吏、游侠、滑稽列传及自序，则一篇之中，前后两见。（又有篇首似序而不称‘太史公’者，仲尼弟子、佞幸传是也。）”[9]简言之，从《史记》各篇章的结构布置来看，“太史公曰”的位置相对灵活，可见首，可居中，亦可殿后。在文本功能上，“太史公曰”只是引发司马迁抒情或议论的“感发”标志，据此可划分文章内容的意义单元。由此所领起的文字不仅可以抒情议论，也可以叙事，但并不能据此判断文章体类，这与日后以“曰”文终章，以论赞定体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至于后世以“曰”终章的论赞，只能视为由功能到体制的演变，而《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最初应是具有特定功能的文章构件。
曾多次批点《史记》、服膺史迁之文的归有光对《史记》中反复出现的“太史公曰”不可能不深察琢磨，他的拟仿也是从文章功能的角度出发，因此，“项脊生曰”在归文中也是作为一种“感发的标志”。检核归有光存世文集，除《项脊轩志》，归文“项脊生曰”的用例亦出现在《书斋铭》一文中。据现今已点校出版的周本淳整理本[10]与彭氏整理本[11]比较，周本所依据的由归庄勘定的底本与彭本所据的上海图书馆藏归集未刻本在《书斋铭》一篇的文献面貌上稍有不同，异文恰好牵涉到“项脊生”与“项脊生曰”的遍历问题。归庄勘定本开篇：“斋，故市廛也，恒市人居之。邻左右，亦惟市人也。前临大衢，衢之行，又市人为多也。挟策而居者，自项脊生始。无何，同志者亦稍稍来集，与项脊生俱。”此段未刻本省作“斋，故市廛也，挟策而居者自项脊生，同志者亦稍稍来集。”故“项脊生”在勘定本中两见，而未刻本一见。归庄勘定本“铭曰”之前有“项脊生曰：书斋可以市廛，市廛亦书斋也”，未刻本中不见。故“项脊生曰”两见于勘定本，见诸未刻本仅一次。
为方便讨论，综合周、彭二家整理本，就《书斋铭》一文的文章结构作如下概括与标注：自“斋，故市廛也”至“宁静之趣，得之目而又失之耳也”，此段暂标为A，言斋之位置与环境，自述身居闹市的嘈杂；自“项脊生曰：余闻朱文公”后至“铭曰”前的文字，标注为B，此段夹叙夹议，点明静心沉潜对学问养成的重要性；剩下的铭文标注为C，是对文章主旨的重申。现单独讨论作为文章主体的B，摘录文字如下，并对其结构单元作出进一步的划分与标注：(https://www.daowen.com)
B1项脊生曰：余闻朱文公欲于罗浮山静坐十年。[12]盖昔之名人高士，其学多得之长山大谷之中，人迹之所不至，以其气清神凝而不乱也。夫莽苍之际，小丘卷石[13]，古树数株，花落水流[14]，令人神思爽然。况天闭地藏，神区鬼奥邪？其亦不可谓无功也已。B2然吴中名山，东亘巨海，西浸林屋、洞庭，类非人世，皆可宿舂游者[15]。今遥望者几年矣，尚不得一至。即今欲稍离市廛，去之寻丈，不可得也[16]。盖君子之学，有不能屑屑于是者矣。[17]B3管宁与华歆读书，户外有乘轩者，歆就视之，宁弗为顾。狄梁公对俗吏，不暇与偶语。此三人者，其亦若今之居也。而宁与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B4项脊生曰：书斋可以市廛，市廛亦书斋也。[18]
此段以“项脊生曰”领起，居一篇之中，从结构布置上符合《史记》中“太史公曰”置于篇中的用例。结合前文对书斋环境的客观描述，“项脊生曰”在此有“更端别起”的作用，即作为划分内容单元的标志，以便提示读者自此以后是作者的“感发”之言。文中句首分别以“盖”、“夫”、“况”、“然”、“尚”一系列连接词领起，于文章的起承转合处造成文脉的跌宕起伏。B1言清静之地对学问养成有助益之功；B2言苦于现实条件所限，欲隐居山林而不得；B3举例论证，言身居闹地亦可沉潜向学；B4总结为学要领，在心而不在所处之境。由此可见，“项脊生曰”所领起的文字，或援引典故，或夹叙夹议，皆以自述其志、亮明观点为中心，显然只是在文章的构件功能上借鉴了《史记》“太史公曰”的文法，创作上并不存在所谓的追仿赞、序、论进而体现出的文体自觉。
反观《项志》中“项脊生曰”的用例，与《书斋铭》除了在篇章位置上有一前一后的差异，其余皆可等量齐观。“项脊生曰”领起的述志之文，两典并置，以寡妇清、诸葛亮所居之陋自比，以二人日后成就之大自期，其中沉居下僚而又志怀高远的心志不言自明。自“项脊轩，旧南阁子也”至“其谓与陷井之蛙何异”，可看作记文写就的完整面貌。至于“余既为此志”以后的补记，之所以给读者造成文体杂糅、不伦不类之感，还是出于阅读经验中对“体”之熟悉的认知惯性。反而是这种熟悉，造成了无法在既有的知识体系中准确定位的陌生感。这种熟悉的陌生化，带给读者似曾相识终未见的疑惑，习惯在常识和习见的范畴内寻求合理解释，于是便出现跋语误入正文和变正体为个例的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