绎新籀古：晚清闽籍学人小说观刍论（1895—1911）
李 阳[1]
内容提要：晚清文学观念，尤其是小说观念的转型，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极具界碑性意义。本文从地方视角出发，主要观照晚清时期福建学者的小说观念，以“新”与“旧”对立互补为线索贯穿论述，揭橥闽籍学者力图整合中、西学的小说观念品质。在闽籍学人看来，新的历史条件和文体格局使得小说隐然成为“诗文”和“史传”之“替身”，但这更多是基于现实的启蒙功利主义的产物，并非真正意识到了小说的新文体价值，且小说“小道”观念亦未消退。就传统说部而言，新小说兴起后，批判古典小说或诲淫诲盗或与世无关成为一时风尚。不过，随着翻译小说带来的理论更新，以及实际操作层面上人们对传统小说的依赖，论者尝试以新思想重释旧小说，使之焕发新的生机。世界文学和小说翻译对闽籍学人有一定的误读启发。甲午战后，翻译小说数量上的井喷为新小说理论家的观念更新提供了外部动力，“世界文学”、“中西合璧”的口号得到有力响应，但谋求新旧合流的路径又极易导致对西方文学、文化观念的中国化解读。晚清闽籍学人以空前的勇气践行“开风气”的使命，其“绎新籀古”的总体品质依然值得后人深思和继承。
关键词：晚清 闽籍学人 小说观 现代 传统(https://www.daowen.com)
甲午海战一声炮响，为中国近代思想之转型提供了一个迟到的契机。
此前，安然渡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发捻之乱的老大帝国，凭借洋务运动的一针强心剂，在小雅尽废、四夷交侵的大变局中竟出现了回光返照的中兴气象。自同治三年（1864）攻克天京至光绪二十年（1894）苦战倭寇，“外来的压迫和干涉比整个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任何其他时期都要少”[2]，风雨飘摇的大清不辍弦歌长达30年之久。与此同时，传统文化在自强语境下愈发深沉地笼罩着整个国度（“从北京皇宫到中国文化世界边缘的遥远乡村，儒家的基本信仰都得到强有力的重申”[3]）。中学是“道”、西学乃“器”，以及以器辅道而非以夷变夏的思想成为洋务派的基本信条。所谓有识之士对西学的看法也仅停留在机械枪炮之上，而西方文化文学不与焉。究其缘由，用“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的“湘阴郭侍郎”[4]的话说，即“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5]。然而，中华文明这一块最后的遮羞布终于还是在甲午年的惨败中被揭开了。
春帆楼上的城下之盟，惊醒了铁屋子里昏睡的国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堂堂天朝败于区区岛夷之手的巨大耻辱，迫使一部分不愿意闭门扫轨、鼾睡如故的士大夫开始检讨“我大清”从中兴到末路的是非得失，并最终意识到“一些比火力更必要的东西中国仍然是缺乏的”[6]。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就此打上救亡的时代底色，有效重构了西学的知识体系和涵盖范畴。传统文学观念亦由此开启了蹒跚学步的近代化进程，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即小说和小说观念的嬗变。事实上，光绪二十一年（1895）作为中国文学新旧转向的界标，其意义得到了诸多学者的肯定。如周作人称：“自甲午战后……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像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7]一群觉醒过来的知识分子面对棼如乱丝的国势大声疾呼，穿梭于中学与西学之间，试图将小说改造成载道启蒙之利器，希冀从西方的话语资源里寻觅济世救国的良方。“真正的历史大动荡，并不是那些以其宏大而暴烈的场面让我们吃惊的事情。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唯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8]甲午之后，社会文化思潮之涌动及其对今后中国和中国文学命运之深刻影响，适足为此言作一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