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的地方思潮
以福建和闽籍知识分子为中心论述甲午后的晚清思潮流向，不单纯是出于在局部场域聚焦中寻找整体场域之共同经验的考虑，更重要的是，战败所引起的思想地震——在彼时的中国——给福建以及闽籍知识分子带来的冲击远比其他任何一个区域、任何一个地方群体要来得强烈。辜鸿铭一句“甲午一役大局决裂，乃至于不可收拾”[9]，足见其胸中有块垒而系之以感慨。战争中与敌寇殊死搏斗的北洋海军官兵，其主要战舰管带及中高级军官若非闽人，也几乎皆受业于闽厂（马尾船政学堂），这些海军军官在作战失利的情况下或战死或自尽，使福建因此失去了众多堪称精英的八闽健儿。林纾在翻译《不如归》时沉痛地写道：
甲午战事，人人病恨闽人水师之不武，望敌而逃。余戚友中殉节者，可数人。死状甚烈……今译此书出之日人之口，则知吾闽人非不能战矣！若云林纾译时为乡人铺张，则和文、西文俱在，可考而知。天日在上，何可欺也？……吾深恨郎威里之去，已为海军全毁之张本矣，哀哉！[10]
而清廷在战败后弃台保辽之举，尤使左海人士痛楚不已。台湾自两宋中原板荡特别是郑氏逐荷复台起，便为福建移民的世外桃源，闽台渊源血浓于水，所谓“淡江水连闽江水，龟山云接鼓山云”[11]者是也。甚至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台湾正值倭寇殖民统治初期，犹有140名士子浮海赴考丁酉科福州乡试[12]，其对汉官威仪的眷恋之情可见一斑。而闽籍文士哀婉动人、情见乎辞的咏甲午诗更是层出不穷，如“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陈宝琛《感春》之一）、“鸦背夕阳原易冷，马头覆水总难收”（胡晓芸[13]《哀中原》）、“欣然援笔夸乡物，猛省今从异域来”（林旭《鹿港香》）、“伤心地竟和戎割，太息门因揖盗开”（陈季同《吊台湾》其二）等。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甲午戊戌间，闽籍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界的崭露头角，与水师覆灭和台澎失陷的强烈刺激有着莫大关系。
天地玄黄、国势阽危，一种全新的骚动不安的末世之感与拯救意识激荡着闽中士子，在大部分人还在徘徊歧路进退失措之际，是他们率先举起了引进西方思想文化的大纛，托外改制。严复在反思“今日中倭之搆难，究所由来，夫岂一朝一夕之故也哉”[14]的基础上，力图廓清西方文明之精神：
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15]
近代中国与西方的遭遇，绝非一桩金风玉露一相逢的佳事，后者与历史上的猃狁、匈奴、柔然、突厥等所谓夷狄相对照，两间差距，岂可以道里计。西方的文明程度即便比起中华来也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看到乃至学习欧美列强的“汽机兵械”或者“天算格致”，而对西方文明真正的命脉所在（即严氏所称“学术”与“刑政”）熟视无睹，那也不过是仅触及其文明之皮毛而已。严复对西方精神内核的剖析肯定了其作为国家富强的文明驱动力之作用，而更大的意义还在于，这种发明西方之“道”的思考路径同时也极大冲击了试图以孔孟之道培其根本的中国传统思想界。严氏《论世变之亟》发表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十至十一（1895）的天津《直报》上，它与林纾《闽中新乐府》（1897）“闻欧西之兴，多以歌诀感人”[16]以及林白水演白话小说《美利坚自立记》（1901）“望你大家一心一意学这美国人。后来好替我们中国争争气呢”[17]等一道，集中体现了闽中知识分子目睹时艰的快速反应能力以及“礼失求诸野”的道路探索意识。
福建知识分子求新求变、效仿西方的诉求，不仅仅是出于对中国命运岌岌可危之担忧的共时性感受，也实在与“闽开风气之先”（李鸿章语）[18]的普遍氛围有着必然联系。近代知识界有句耳熟能详的话：晚清风流出侯官。一时才俊，云集一处。闽人之敢为天下先，其来有自：(https://www.daowen.com)
宇内东南诸省皆滨海，形势之雄，以闽为最。……大海汪洋，万里无际，江浙、登莱、关东、天津，视若户庭；琉球、吕宋、苏禄、噶啰吧、暹罗、安南诸番，若儿孙环绕膝下，气象雄壮，非他省所可比伦。[19]
如此条件下，中外文化的互通有无也就在得江山之助的福建成为了可能。16世纪西班牙传教士拉达（Martin de Rata）的八闽之行、17世纪“西来孔子”艾儒略的三山讲学，乃至18世纪莆田人黄加略抵达并淹留巴黎，受聘为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译官，并在历史上第一次将中国小说译为法文。[20]郭延礼先生曾评论称：“如果严复、林纾的贡献主要在西学东渐，那么在中学西传方面贡献很突出的也是两个福建人，他们就是辜鸿铭和陈季同。”[21]此言固是不假，只是于此四位先驱之前更有先驱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之沟通互动。正是在这样一个小气候下，晚清闽省知识分子展开了对西方的想象、了解与追逐。
然而，福建不仅是西方文化东渐的桥头堡，更是中原文明南移的落脚点。闽越蛮荒，长期以来都只处于中原文化的边缘地带，随着北方战乱频仍，来自黄河和长江流域的移民大量涌进八闽。而南迁的中原士人及其携带的儒家文明亦永久改变了福建故有的人文地貌。宋初“海滨四先生”（陈襄、陈烈、郑穆、周希孟）崛起于榕城，其后南剑龟山先生杨时传二程之学（“道南之学”）于闽，迨及南宋，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手创考亭学派，史称“洛、闽继起，道学大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南宋晚期直至明清，闽学一直维持着“正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不坠。既是“乡学”又是“国学”的至尊性，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八闽士子文化共同体之认同感，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也极大增加了闽学新变的阻力。朱子以后，对闽中士人而言，一种崇儒保守的文化基因几乎是与生俱来，甚至如宿命般挥之不去。晚清闽籍知识分子亦不例外。迻译百部虞初的林琴南就曾为传统辩护：“吾国少年强济之士，遂一力求新，丑诋其故老，放弃其前载，惟新之从。余谓从之诚是也，顾必谓西人之夙行夙言，悉新于中国者，则亦誉人增其义，毁人益其恶耳。”[22]林白水为白话报先行者，但也强调继承传统的必要性：“我国有四千年的历史……把旧书看得清楚，然后才晓得我这中国着实可爱的地方。……救护中国必从改革社会下手，于是又须在本地方调查了社会许多情形，又调查了许多旧书，研究社会的历史，然后才能下手去改革他。”[23]严复进化论对梁启超“三界革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本人却并不主动参与晚清文学革新运动中，甚至批评梁氏所提倡之文界革命“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24]
这确乎是一件充满悖论而又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地理空间的边缘性与社会文化的中心性不可思议地交织于闽籍学者的思维之中，前者为八闽文化带来充满活力的多元生态景观以及革故鼎新的必要弹性，后者则既为这种发散性的社会形态发挥着某种类似定海神针般的稳固效力，又在相当程度上束缚、遏止了文化形变的无限可能性，使东南大海不至于彻底冲决中原堤坝。“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山海经》），山陬海澨的地理隐喻几乎触及闽省的文化质地。旧学与新质，对晚清闽籍知识分子而言，并非如左右手猜拳一样扞格不入，而是完全可以共存相伴的品质。严复反对将中西割裂开来，在他看来，中、西学的碰撞能产生不可思议的火花：“中学之真之发现，与西学之新之输入，有比例为消长者焉。”[25]时人总结称“（林）纾以中文沟通西文，（严）复以西文沟通中文”[26]，这都“表明文化转型中的闽籍学者具有某种普遍主义的文化意识，以及他们潜在的中西弥合互补的‘对话’愿望”。[27]
需要指出的是，相伴并非各半，贯通中西，并不意味着中、西学在天平两边的均势格局，更不意味着西学取得了凌驾于中学之上的地位。事实上，晚清闽籍知识分子对西方学说的接受是建立在中学基础上主动选择的结果。在闽籍学者殚精竭虑建构的中西文化之对话体系中，如何使中学（传统）重焕生机才是剧情主线，严复“以自他之耀，回照故林”[28]的设喻即出于此种逻辑。在该语境下，引进西学成为复兴中学的不二法门。然而，西学虽是在中学的坐标上被接受的，但同时中学也因为传统与现代的不断互动而使得坐标变得不那么稳定了。闽籍学者所倡导的新的中学其实是一种呼吸着近代气息的思想观念（在这里，它与“中体西用”的陈腐理论划开了界线），正如王森然对严、辜二人剔肤见骨的描述：
福建出身之硕学，著闻当世者，只先生与辜鸿铭氏。皆为最早之英国留学生。……二先生同吸收泰西之新思潮，而又同属于保守派，可谓奇矣。所谓保守派者……乃因富于西欧之知识，变为世界的眼光之一种国粹主义。[29]
陈宝琛曾评述严复之思想为“绎新籀古折以中”[30]，不妨视作闽籍学人基本一致的追求。在他们身上，中西不再如薰莸之不可同器，而欧风美雨席卷而来的大气候，亦使得杂糅新旧成为减轻转型阵痛的有效话语策略。晚清文化思潮的如许走向对文学观念尤其是方兴未艾的小说观念之嬗变起着直接的形塑作用。换言之，彼时闽籍学者的小说观念正是在“绎新籀古”的思想案台上酣饮着东西方的陈酿与新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