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美学的个案聚焦
严格说来，明确表示应充分挖掘小说经世济国之潜力的，实由严复《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肇其权舆。他在文章中总结称：“（小说）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65]由于《国闻报》的巨大影响，严复对小说所做的工具性解读很快（特别是小说界革命开展后）在共时性舆论传播媒介的推波助澜下，为小说赢得了空前的声望，其引西洋、东瀛为例的泛泛之论，虽谈不上深刻，甚至也未必实有其事，却还是引起了大范围的跟风。在此时的严复看来，小说无非是一把开化民众并进而变革社会的利刃，如夏志清所言：“他不厌其烦地证明小说对大众的力量，以强调它作为教育工具的巨大潜力。”[66]然而必须指出，严复毕竟接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喝了几瓶洋墨水、看过几本“旁行书”的他，又岂会不知自己那篇“雄文”的缺陷所在，比如“小说之助”对欧美、日本开化能有多大作用，是否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只能认为此乃其基于一贯的启蒙致用立场上的不得已而为之的论述策略。事实上，严复思想有其主导的一面，亦有直接受西方文艺思潮影响下复杂、多元的一面。具体而言，严氏透视小说的视点不仅有启蒙的维度，更有审美的维度。他在翻译倭斯弗《美术通诠·古代鉴别》（1907年）的案语里即详细展现了其鲜为人知的小说美学思想：
文字分为创意、实录二种，中国亦然。叙录实事者，固为实录；而发挥真理者，亦实录也。至创意一种，如词曲、小说之属，中国以为乱雅，摈不列于著作之林，而西国则绝重之。[67]
严复在这里对小说的揄扬（“西国绝重之”）与当初《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里的逻辑几乎如出一辙。不同在于，《缘起》倡导小说是建立在开化启蒙的意义之上的，而此处按语则意识到小说作为“创意文字”的文体价值。严氏所译“创意”一语主要意指相对于“实录”“叙录实事”而言的虚构，不过，严氏同时以为“实录”还含有“发挥真理”即阐明人伦物理的因素，故而这里的“实录”文字也可以视作经史的代名词。创意文字（小说）与实录文字的这种区分，事实上等于承认了小说不同于经史的某些美学特征。严复在接下来的按语中又从中国的语境出发进行虚实之比较并对包括小说在内的“美术”（文学艺术）作了高度评骘：(https://www.daowen.com)
此节所言中国为分久矣。前者（案：指“抒实之文字”）谓之学人，于其后者（案：指“搆虚之文字”）谓之文人。而二者皆知言之选也。前以思理胜，后以感情胜；前之事资于问学，后之事资于才气；前之为物毗于礼，后之为物毗于乐。天之所赋各殊，其优劣之间，不可以相强。明乎教育之术，必即所优之天分而培之，斯其民无弃材，而其为教与学也皆易。及其成德，则皆其国之荣华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斯宾塞尔曰：“瀹民智者，必益其思理；厚民德者，必高其感情。”故美术者，教化之极高点也。而吾国之浅人，且以为无用而置之矣。[68]
联系上一段按语，严复的论述思路大致可理清为：小说文字属于“创意一种”（虚构），而“搆虚之文字”又“以感情胜”，由于“厚民德者，必高其感情”，且“美术”是“教化之极高点”，故而按照严氏的逻辑，小说作为“美术”链条上的一环，顺理成章地成为“教化之极高点”[69]。当然小说获致这一殊荣并不是因为其“益其思理”的启蒙教化（“礼”教），而是脱离了功利性的“高其感情”的审美教化（“乐”教）。在这里，严复罕见地对文学的性质和功用作了另类的推敲，不过他的这种思想路径即便是在晚清中国也并非平原孤峰，独出机杼。事实上，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发表《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便已愤然指出：“美之为物，为世人所不顾久矣！庸讵知无用之用，有胜于有用之用者乎？”[70]在王氏看来，中国美术（建筑、雕刻、图画、诗词等）或多或少都有一定发展，一些门类甚至颇可自立成家，却因“世之贱儒”以无用、丧志之类的功利、世俗理由而遭到丑诋和压制（几乎与严复对“吾国之浅人”的批评如出一辙），文学艺术教育（“美育”）始终无法发挥作用，深入人心。在这一点上，王氏“美育”之呼吁与严氏“乐教”之期待大体而言有共通之处。不过明确将小说纳入“美术”的轨道上，严复之功自不可掩。
启蒙和审美，在严复那里，成了小说地位上升的两翼，它们也恰好构成了文学近代性的正题与反题。然而严氏在夸大“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的同时，也对小说的副作用保持了相当的警惕：“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71]一边给小说高唱赞歌，一边却又隐隐植入贬词。而更为重要的是，严复之思想，就其大者而言，功利主义倾向仍占主流，因而非但文学被斥为“无用”，即便是他苦心孤诣的社科译著，“虽曰灌输西学，微意亦存救时”[72]，还是带有强烈的社会针对性，以求速效。王国维就曾批评道：“严氏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之哲学耳。其兴味之所存，不存于纯粹哲学，而存于哲学之各分科。”[73]这些无不在很大程度上冰封了其潜在的探索热情，阻碍了小说文体价值的充分释放。事实上，严复从推崇小说之初就夹杂着一丝狐疑，且随时间推移偏见愈深，以至在家书中以诗告诫其女严顼：“无将小年日，辛苦读《虞初》。”[74]在严复留传下来的文字当中，《美术通诠·古代鉴别》按语对小说的超前认识也属仅见。简言之，小说启蒙观也好，小说审美论也罢，在严氏功利主义文化心理结构主导下，都注定只能是一种无法生长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