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主义”的小说远景——论茅盾《子夜》

李国华^[1]

内容提要：如何理解和评价茅盾《子夜》是个审美意识形态问题。本文从茅盾对“现代的新写实派文学”的认知谈起，综合茅盾对“五四”新文化及革命文化的历史判断，认为茅盾在扬弃了左拉和托尔斯泰之后，以高尔基的作品为正典，接续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斫开1930年上海混沌的现实，调动各类“助手”，在《子夜》中塑造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映照出来的上海的生产性和消费性的总体，并在精细的情节时间处理中，暗示了下层阶级的崛起，建构了“集团主义”的小说远景。茅盾《子夜》在文学形式上具有创造性和实践性的品格，为本来无从讲述的故事发明了形式。

关键词：茅盾 《子夜》 “集团主义” 小说远景　情节时间(https://www.daowen.com)

在与时代的激烈肉搏中，茅盾通过长篇小说《虹》实现了心灵和形式上对“集团主义”的双重复归。与此同时，他写作小说的意图也从“欲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2]，变为“我有了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3]，似乎确信自己能够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社会现象。《子夜》证明茅盾所言不虚，同样以上海为背景，《子夜》呈现了远比《虹》复杂的意识形态图景，也远比同时期其他以上海为背景的长篇作品如田汉《上海》、穆时英《中国一九三一》、曹禺《日出》丰富。

然而，从《虹》到《子夜》，也“不是一翻身之易”，茅盾需要重新清理自身所需要的形式资源，树立新的文学正典，之后才有可能进入《子夜》的创作。当然，《虹》的完成已经准备了非常重要的心灵和形式基础，意识到文艺并非只是自然主义式的镜子，更是新写实主义式的斧头。于是，以斧头的“主观”，辅以镜子的“客观”，茅盾在《子夜》中以“集团主义”意识形态将大上海的碎片拼合成了一个总体。在此总体中，“集团主义”获得了小说远景，而其他各类意识形态，诸如“五四”式的个人主义、传统的封建个人主义、洋务运动式的经济个人主义……无论能否妥帖安置时间，是否具有丰富的时间维度，都被封闭在“子夜”，无从看见“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