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远景与小说
为了创造“集团主义”的未来，介入召唤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任务，茅盾付出了创痛巨深的努力。在各类文本中，他不仅舍弃了小资产阶级的梦想、左拉和托尔斯泰的文学、上海的消费生活，而且亲手埋葬了自己的“五四”，去努力拥抱高尔基、中国文学的旧形式，去靠近“大众”，去塑造产业工人，去叙述无产阶级的兴起。茅盾将自己变成了一把斧头，斫开1930年上海现实的混沌，在交易所的明争暗斗和工人罢工中发现了“集团主义”的小说远景，在原本没有故事可言的地方，叙述出了故事，并进行了出色的形式化努力。
《子夜》总共19章，每章情节时间及核心情节如下表：
从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以第九章为界，之前吴荪甫事业虽有小挫，但冉冉上升，情节时间致密、清晰，之后吴荪甫开始走下坡路，终至倾家荡产，众叛亲离，情节时间疏阔、模糊。同时发生的是：之前屠维岳对于解决工潮，绰有余力，之后则穷凶极恶；之前工人运动易被分解，之后则汹涌澎湃，尽管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未必领导有方；之前四小姐试图适应上海的都市生活，之后则神经错乱。另外，在《子夜》中还叙述了以下事实，即：仍以第九章为界，之前吴荪甫不近女色，身体状况良好，精力充沛，之后则被刘玉英诱惑，甚至强奸女仆，身体状况也极差，在交易所晕倒，精力也不再集中，几乎自杀了；之前范博文、林佩珊、李玉亭、张素素、吴芝生、四小姐等一干男女还点缀在吴府中，颇增繁荣，之后则各奔前程，使吴府显得冷清、寂寞、阴暗；等等。当然，以上是茅盾所谓“大的时间”的情形，在“小的时间”方面，每一章都是相当致密、清晰的，都有上午、下午、晚上或者几点钟之类的时间提示。茅盾在《子夜》情节时间的经营上，可谓用心之至。第九章的时间和事件因此特别关键。第九章的情节时间是1930年5月30日，核心情节是范博文等人旁观上海街头纪念五卅运动的群众游行，和李玉亭奉吴荪甫之命调停吴荪甫、赵伯韬之间的紧张关系。《子夜》一般以小说中的某个人物道出具体的情节时间，第九章一改惯例，叙事者劈头就说道：“翌日就是有名的‘五卅纪念节’，离旧历端阳只有两天。”接下来第二自然段叙事者又说：“‘五卅纪念’这天上午九时光景……”[31]叙事者不说5月30日，而说五卅，考虑茅盾对于五卅的特殊重视，不能不认为这次植入的时间符码有着特殊的目的和意义。茅盾以五卅为界石、试金石，划分时间的段落，检验不同意识形态的起落。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子夜》的叙事者尽管以各种方式进入了不同阶层人物的内心，还扮演着同情的角色，其背后的隐含作者（或即作者）却是以反讽的态度[32]，以“集团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析所有人物的言行和内心。在这个意义上，严家炎以《子夜》为“社会剖析”小说，并认为它标志着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崛起[33]，可谓确论。
另外，“旧历端阳”这个时间点对于小说人物和情节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冯云卿端阳要送礼以保身家性命，商家老例端阳要一年第一次小结账，但《子夜》并未就此大做文章，拨弄人物命运，只是虚写。这进一步凸显叙事者明确标识五卅的特殊用心。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与《倪焕之》批评灯节一样，这里回旋着晚清以来“世界时间”与传统时间之争的余音。茅盾为了“现代”，当然只能虚写端阳。从此出发，或可理解，林佩瑶与雷鸣之间的爱情何以被描述成了暗室中枯萎的花朵，连绽放的时空也没有。林、雷爱情的象征物是一本书，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夹在这本书中的一朵干枯了的白玫瑰。吴荪甫多次对此视而不见，林、雷之间也确乎毫无进展的迹象。在《子夜》文本中，林、雷爱情完全丧失了五四期间社会拯救的维度。这当然是茅盾的意识形态判断，在《读〈倪焕之〉》一文中，他即曾认为：“‘非集团主义’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也成为彷徨苦闷的青年的玩意儿，麻醉剂。”[34]茅盾的确毫不客气地叙述了“五四”式个人主义的末路，甚至斫去其社会的维度。同样地，范博文、张素素、吴芝生、杜新箨等人物都与“五四”相关，也都被叙述成了《儒林外史》中的反面形象，他们是社会的旁观者，议论着国家、社会、政治、经济、信仰、乡村、都市等诸多话题，而其实就像是镜子，照见一切，却不见了自己，无法按各自的意识形态安置时间。
而吴荪甫，这个构成《子夜》故事主干的人物，尽管叙事者以不无赞赏和惋惜的口气称吴荪甫为“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但叙述的却是吴荪甫在内外交困下无法建立“工业王国”、从而实现“实业救国”梦想的落魄。不仅如此，对于悲剧英雄，叙事者还一再叙述其政治和道德品质的堕落。在事业顺利的时候，吴荪甫不解男女风情，让妻子颇结闺怨；他虽然交接徐曼丽这样的风尘女子，但并不伙同其他资本家参观“死的跳舞”。然而，随着事业的颠簸，吴荪甫开始感觉刘玉英身上散发出来的性诱惑，以至于在败亡的焦躁中强奸女仆，最后终于和同行一起在船上参加“死的跳舞”。事业上，他也不再挣扎，将公司盘给了帝国主义在华资本。这样的叙述流程意味着，不仅国家不像国家，政府不像政府，工人不像工人，农民不像农民等问题逼迫吴荪甫同时在三线开展，最后无奈落败，而且吴荪甫自身也缺乏坚实的政治和道德防线，难以挺过个人的困境，更谈何社会的未来。在这里，民族资本家经历了两次死亡，首先是政治上的，其次是道德上的；而后者无疑更为致命。同时，尤为微妙的是，茅盾以致密、清晰的情节时间写吴荪甫洋务运动式的时间的上升阶段，而对下坡阶段则以疏阔、模糊处之，似乎意味着，在中国，洋务运动式的经济个人主义者对自己的成功是很清楚的，对自己的失败则不知所以。
其他一些配角，如吴老太爷、曾沧海、冯云卿、李壮飞、何慎庵等，代表着传统的封建个人主义。茅盾不仅在乡村与都市对立的意义上寓言式地叙述了其湮灭不彰的命运，而且在文化政治和道德伦理双重层面上叙述了其末路。其中尤以吴老太爷及四小姐不能以《太上感应篇》构建精神防御的堤坝，冯云卿无法维持诗礼传家的家风，不得已而公妻共女，象征着封建个人主义像“古老的僵尸”一样，必然“风化”在“现代”中。因此，所谓社会固然不存于他们的时间意识之中，所谓个人，即使存有，却无从展开。
还有徐曼丽、黄奋、唐云山、王和甫、朱吟秋、刘玉英、韩孟翔、屠维岳、钱麻子、桂长林等一干角色，此处不再详尽分析，他们大都与他们所寄生的阶层同其命运，都被封闭在“子夜”的黑暗中，无从看见“黎明”。
当上述所有人物的时间都被勾勒出来，上海社会几乎各阶级的状况，也就被明确指向末路。封建地主、资产阶级政客、民族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的各类清客和帮佣……简言之，半殖民地半封建上海的几乎一切阶级，显然都不能规划各自时间的未来。略有些费解的是，大买办资本家赵伯韬似乎一直安然无恙，周仲伟、吴荪甫也次第在买办化之后从时间的困境解脱出来。然而，叙事者以不断驱动人物讨论中国命运、国家权力、帝国主义、爱国等话题的方式避免了不必要的认同暧昧，同时暗示着要获得未来的时间，必须打倒帝国主义。
在如此全景式地呈现上海各阶级的末路的中途，叙事者开始以越来越多的篇幅叙述裕华丝厂女工的罢工运动。从上表可以看出，《子夜》第一至九章中，只有两章以工潮问题为核心情节，第十至十九章却有六章以工潮问题为核心情节，而且还直接叙述了罢工的组织过程、领导者的努力和女工的觉悟。这意味着《子夜》意图暗示，只有在全景式呈现了各个阶级的状况，标识各个阶级的末路，才能从资本主义制度中解放个人；而解放的路径，就是“集团主义”运动，只有“集团主义”才能构建时间的远景。大都市上海因此被压缩成阶层分明的客体，小说形式的完整性在碎片中拼合出来。
然而，《子夜》不但未写裕华丝厂女工罢工全面、彻底的胜利，而且写的还是工人力量受损，克佐甫等组织不当，苏伦等陷入个人苦闷，屠维岳以暴力解决工潮，周仲伟以欺骗的手段将工人哄进工厂，似乎“集团主义”的时间亦被封闭在“子夜”中，难见“黎明”。从情节时间上来看，“集团主义”运动也大多处于疏阔、模糊之中。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意味着“集团主义”时间的未来尚在远方。但不能以此否认“集团主义”时间的未来，因为其运动在尚不成熟的组织方式中已经迫使吴荪甫倾家荡产，众叛亲离，已经在上海、在中国造成了浩大声势。就《子夜》及其作者茅盾而言，“集团主义”的远景，已如水村山郭之中的酒家，杏帘在望。卢卡奇曾经解释过什么叫远景：
首先，它一定是某一件尚不存在的东西；要是它存在的话，那么它对于我们创造着的东西说来就不是远景了。第二，这种远景不是一种空想，不是一种主观的幻梦，而是客观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客观社会的发展是艺术地通过在一定情况下的一系列人物的发展客观地显示出来的。第三，远景是客观的，不是宿命的。要是它是宿命的话，那它就绝不是远景了。由于它还不是现实，所以它才是一种远景，但它是一种通过实践、通过行动、通过某些人——这些人表现了一种巨大的社会倾向——的思想，通过这一切使现实实现的真实倾向，这种要经由错综复杂的道路才能得以实现的倾向，或许和我们所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35]
很显然，《子夜》中的“集团主义”远景问题必须在这样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子夜》所叙述的一切存在的确都尚在“子夜”之内，但通过工人罢工、吴荪甫败走牯岭，显示了“客观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集团主义”的时间远景。前引吴组缃认为《子夜》更重要的是宣示着下层阶级的兴起，的确是不刊之论。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吴组缃成为茅盾《子夜》所开创的社会剖析派小说的继承者。
【注释】
[1]作者李国华（1980—），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2]茅盾：《虹》“跋”，开明书店，1930年，第273页。
[3]茅盾：《子夜》，开明书店，1933年，第577页。
[4]茅盾：《读〈倪焕之〉》，《文学周报》第8卷，远东图书公司，1929年，第603—605页。
[5]方璧：《西洋文学通论》，世界书局，1930年，第11页。
[6]同上书，第295页。
[7]茅盾：《地泉读后感》，见华汉：《地泉》，湖风书局，1932年，第12—19页。
[8]丙申：《“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文学导报》第1卷第2期。
[9]朱璟：《关于“创作”》，《北斗》创刊号，1931年。
[10]施华洛：《中国苏维埃革命与普罗文学之建设》，《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
[11]沈雁冰：《论无产阶级艺术》，《文学周报》第196期，1925年。(https://www.daowen.com)
[12]冰：《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小说月报》第11卷第1号，1920年。
[13]罗浮：《评春蚕》，《文艺月报》第1卷第2期，1932年。
[14]吴组缃：《子夜》，《文艺月报》创刊号，1933年。
[15]增田涉：《茅盾印象记》，《集萃》1982年第4期。
[16]Alexander Der Forges，Mediasphere Shanghai：the Aesthetics of Cultural Production，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7，p.133.
[17]茅盾：《子夜》，第1页。
[18]See David Der-wei Wang，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Mao Dun，Lao She，Shen Congwe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pp.59-61.
[19]沈雁冰：《创作的前途》，《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1921年。
[20]方璧：《鲁迅论》，《小说月报》第18卷第11号，1927年。
[21]方璧：《王鲁彦论》，《小说月报》第19卷第1号，1928年。
[22]沈雁冰：《文学与人生》，见松江暑期演讲会编《学术演讲录》（第一、二期合刊），第18页。
[23]郢：《丛墓的人间》，《文学旬刊》第131—132期，1924年。
[24]郢：《卖白果》，《文学旬刊》，第136期，1924年。
[25]吴宓：《吴宓日记》第2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27页。
[26]转引自尾崎秀树著，赖育芳译：《三十年代上海》，译林出版社，1992年，第79页。
[27]吴组缃在分析《红楼梦》中的陪衬人物如甄士隐、贾雨村、冷子兴、刘姥姥时，指出“作者安排他们，主要是为了饱满深到地表达中心内容、为了艺术结构的严密和完整，同时又和中心内容血肉联结着，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决不能看作可有可无的外加部分”（参见吴组缃：《谈〈红楼梦〉里几个陪衬人物的安排》，《中国小说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3—266页）。这与助手在《子夜》中的意义，有相似之处。考虑到茅盾对《红楼梦》的熟悉程度以及后来研究者所发现的《子夜》与《红楼梦》之间的联系，不妨认为，茅盾对于助手的认识和在《子夜》中的践行，都与《红楼梦》有血脉联系。当然，由此可以进一步引申的话题是，陪衬人物或助手，几乎在所有长篇小说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茅盾汲取既有艺术经验以表达新的文学题材和思想的能力，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28]玄珠：《小说研究ABC》，世界书局，1928年，第103页。
[29]茅盾：《我们所必需创造的文艺作品》，《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
[30]吴组缃：《子夜》，《文艺月报》创刊号，1933年。
[31]茅盾：《子夜》，第255页。
[32]蓝棣之认为“倒是在讽刺艺术的辛辣和幽默上，表现出《子夜》的文学性水准”。见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7页。
[33]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75—204页。
[34]茅盾：《读〈倪焕之〉》，《文学周报》第8卷，第599页。
[35]卢卡契：《关于文学中的远景问题——在第四届德国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要）》，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55—4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