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权与“合理的”生命冲动
瞿秋白和葛兰西思想的创新之处，并不在于把生命哲学的想法引入辩证唯物论，恰恰相反，他们思想创新的地方是以辩证唯物论重写“生命冲动”这个概念。[94]而瞿秋白的“领袖权”理论亦恰好在这个反常的理论创见中诞生。
《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的最后一节题为“社会与个性”[95]。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虽然也有同名的章节[96]，但瞿秋白在他的文章中，却尝试处理一个布哈林书中没有提及的问题：我们如何在“社会有定论”的前提下解释“个性天才”的问题？
在文章中，瞿秋白首先简单说明了从社会有定论的观点出发，社会心理和个性是如何产生的：首先，在每一个时期人与自然的斗争中，人对自然的适应过程产生了技术上的变革；在这个基础上，人必须综合现有技术的成果而发展一套系统的智识，这便是科学。但技术的变革必定影响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又渐渐确立新的政治制度，进而变更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形势。于是，在政治制度较为稳定的时期，大家服膺于当时既有及承认了的知识，便得到大致相同的人生观及宇宙观，并养成一种时代的心理。如此辗转流变，及至新技术、新科学、新斗争再次出现，新人生观亦会随之出现。这便是人生观随时代变迁的原因。[97]
瞿秋白认为：“个性孕育在社会里，他受当代社会心理的暗示，他亦受当时社会里阶级斗争的影响。”他借用佛经的譬喻解释道，如果我们梦见人头生角，那是因为我们醒时“此处见头，彼处见角”。我们决不能梦见我们绝对没有概念或印象的东西。因此，学者不能制造出社会所没有的问题。他们之所以好像能无中生有，提出大家无法提出的问题，不过是因为他们在大家还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里，看出种种疑问而已。“个性天才”也一样。当新的社会心理开始出现或政治制度剧变之时，平时隐匿未见的阶级矛盾明显地爆发出来。“个性天才”不过是那些能先发现新时代的人生观的人。他们在大家还未发觉问题所在的时候，便立于新阶级的观点与旧阶级开展思想上的斗争。“这是人生观所以有个性的（实即阶级的）不同之原因。”[98]
所以，“个性天才”的出现根本不是什么神秘的现象，恰恰相反，这不过是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洞悉了“历史的必然”而已。“伟大的个性能超越阶级而‘自由’选择观点，是因为这一斗争的过程显示了必然的因果律，使他不得不转移其观点于新阶级，结果仍旧是阶级的观点。所以个性的动机仅仅是群众动机的先锋、阶级动机的向导。”[99]换言之，真正的“个性天才”和“意志自由”，并非我们一般以为的由神秘的直觉和盲目的生命冲动所造就，恰恰相反，表现于觉悟和理智的选择。“个性天才”之所以能违背自己的阶级属性，作出异于常人的决定，正在于他洞悉了“必然的因果”。
我们不要忘记，葛兰西认为，人类落实其具体意志的第一个方法正好是：“赋予自己的生命冲动或意志以一个特定的、具体的（‘合理的’‘rational’）方向。”[100]无论瞿秋白还是葛兰西，其实都违背了柏格森对理知与直觉、物质环境和生命最基本的二元划分。在他们的政治思想中，改造和创新并非源自盲目的冲动，而是来自对“历史的必然”或“可能性”的理智洞察。
“个性天才”洞悉了历史流变的“必然因果”，遂能背离自己的旧阶级意识，“自由”选择新阶级的人生观。这位“个性天才”因而成了“群众动机的先锋”。个体的“个性天才”能够“自由”选择，集体的“阶级个性”当然也可以作出这种异常的举措。在瞿秋白的讨论中，无产阶级便具备了这种阶级觉悟的“个性”。他说：“无产阶级的‘阶级个性’依利己主义而向现存制度进攻；阶级斗争的过程里发见社会现象的公律，能使无产阶级觉悟：‘非解放人类直达社会主义不能解放自己’，——实在亦是利他。个性之于阶级，亦与阶级之于人类的关系相同。”换言之，因为无产阶级在解放自身的过程中，发现了“历史的必然”和“社会现象的公律”，了解到若要解放自己，便得同时解放全人类，让大家共同进入无阶级、无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正是这种阶级觉悟，使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脱离“正常”的利己主义运动，转变成“反常”的利他的解放事业。[101]
然而，这种抽象的说法真的能够用来解释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政治状况吗？瞿秋白同年所写的《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正好为我们提供一次具体的操作示范；也正是在这篇文章里，瞿秋白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他对领袖权或领导权理论的理解。1923年，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到达了争取资产阶级民权、进行国民革命的阶段。在这个历史时刻，中国的无产阶级群众面临一个历史性的抉择：究竟无产阶级应不应该参与这场资产阶级的民权运动？在这场革命运动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究竟哪一个能取得革命运动的领袖？”[102]
瞿秋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相当明确，他说：“中国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实在要求资产阶级式的革命；同时此种绝对资产阶级性的所谓‘民族民权革命’却非借重国际的及国内的无产阶级不可。独有无产阶级能为直接行动，能彻底革命，扫除中国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就是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劳工阶级的最后目标在社会主义，那么，到国民革命的最高度，很可以与世界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103]学界一般认为，瞿秋白这里所谓的“指导权”，其实是“领袖权”或“领导权”的同义语。[104]瞿秋白的意思很清楚，唯独无产阶级能够采取直接行动，彻底推行革命，所以中国资产阶级需要国内和国际上的无产阶级力量，才能对抗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落实“民族民权革命”。这样，无产阶级在民权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领袖权”，便也具有了。他并认为，到了国民革命的顶峰，中国的无产阶级甚至可以与世界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
瞿秋白当然不是凭空提出这个结论的。他这篇长篇论文旁征博引，既引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也提出德俄革命的种种事例以及当时中国政经状况的实质分析，以兹佐证。但在这一系列纷繁复杂的论证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引用了俄国1905年革命的例子和列宁的相关分析，借此说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民权革命中的“领袖权”问题。
瞿秋白分析道：“原来那时的俄国，已经有民权主义的政治上、经济上的改造之必要。这种改造运动不但还不足以表明资本主义的崩败，资产阶级的崩败；而恰恰相反，正要有这类民权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改革，才能扫清障碍，让俄国的资本主义好好的发展，进于纯粹欧洲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永滞于亚洲式的半自给经济；有这种种改革才能使俄国有完全资产阶级式的统治。”换言之，那时俄国唯有经过民权革命，资本主义才能发展起来。然而民权革命不但代表劳工平民，而且代表全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既有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工人便不免会被资产阶级统治。“所以可以说：民权革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多，而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少。”正是基于这些理由，当时俄国的民粹主义者便主张无产阶级用不着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并进而否定资产阶级的代议制和革命，甚至否定一切当时的政治斗争。[105]
但列宁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指出：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必不可免，无论怎样不能禁止资产阶级的成长，要想跨过资产阶级立刻实现乌托邦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要求无产阶级避开资产阶级革命或不参与其中，恰恰相反，会鼓吹无产阶级竭力引导这场民权革命到底，甚至将这场革命推到极点，变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当时列宁说道：“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之‘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范围’，可是我们能够竭力去扩大这个范围；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在这范围之内争无产阶级的利益，争他们生活里迫切的需要，争他们预备将来再战而能彻底胜利的条件。”[106]正是在这种政治形势中，“领袖权”的理论才得以具体形成。因为民权革命是有“全民”意义的，它是一场“总的政治斗争”，所以这个运动便要求一个跨阶级的“统一意志”、一个跨阶级的联盟。因为要参与这一跨阶级的联盟运动，无产阶级争取民权革命“领袖权”的政治策略，便被提上议事日程。[107]
在这一具体形势里，列宁在《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中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员所提出的“异常”要求，便显得合情合理。他的要求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员不应单单“往工人间去”，而更“应当往各阶级去，应当派遣自己军队到各方面去”。[108]恰好在这一“异常”的时刻，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来说极为“反常”的领袖权策略，便赫然成为无产阶级显示自己“阶级个性”和觉悟的“自由”选择。在这种“自由”选择中，无产阶级才能像葛兰西所言，具体落实他们“合理的”生命冲动，贯彻他们自身的生命意志。
【注释】
[1]作者张历君（1977—），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文学理论等。
[2]董德福：《生命哲学在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96页。
[3]创刊时名为《青年杂志》。
[4]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8页。
[5]李大钊：《李大钊文集》卷一，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0页。
[6]Maurice Meisner，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5.
[7]茅盾《茅盾全集》卷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313页。
[8]东京大学的白井澄世博士在其尚未正式出版的博士论文（2012年）中，曾专辟章节讨论瞿秋白与生命主义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一文中的自杀观、生命论与“爱”这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可惜白井氏未能进一步深入探讨瞿秋白对佛家概念的运用和理解，详见白井澄世：《第五章：五四期におけるベルクソン·生命主義に関する一考察—瞿秋白を中心に》，《近代中国における口シア文学の受容—李大剑·魯迅·瞿秋白ら五四期知識人を中心に—》，兵库县西宫市：关西学院大学出版会，2015年，第85—110页。白井澄世博士特意惠寄大作予笔者参考，谨此致谢！
[9]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卷一，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页。
[10]瞿世英：《柏格森与现代哲学之趋势》，《民铎杂志》第三卷第一号（1921年12月）。有关瞿世英对柏格森哲学的理解，详见张历君：《心声与电影：论瞿秋白早期著作中的生命哲学修辞》，《现代中国》第十一辑（2008年），第199—203页。
[11]今译“生命冲动”。
[12]瞿秋白亦曾撰文详细探讨“爱”与社会和功德罪恶之间的关系，详见他写于1920年的《社会与罪恶》一文，《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卷一，第63—69页。
[13]吴汝钧：《佛教的概念与方法（修订本）》，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287—288页。
[14]同上书，第288—289页。
[15]释正刚：《唯识学讲义》，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29页。
[16]宗密：《〈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第二（之上）（释疏终权实对辨中立三种教）》，《卍续藏》第9册。
[17]杨惠南：《论俱时因果在成唯识论中的困难》，《台湾大学哲学论评》第4期（1981年1月）。
[18]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四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9页。
[19]台湾大学的吴展良教授便曾论及梁漱溟的“变化历程观”与清末民初中国知识份子的阿赖耶识论之间的关系：“梁氏这根本见解最早表现于1916的一篇名噪一时的文章：《究元决疑论》。为了因应西方科学的挑战，他将那无形相方所、为一切质与力之根本、恒动‘无休息’的以太比做阿赖耶识或如来藏；并以之为恒变而包含一切的‘第一本体’，亦即其所究得之元。……这种思想其实便是谭嗣同与章太炎乃至民初盛行的唯识宗所喜言之‘阿赖耶识恒转如瀑流’的宇宙观的现代诠释。”吴展良：《中国现代保守主义的起点：梁漱溟的生生思想及其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批判（1915—1923）》，《当代儒学论集：传统与创新》刘述先主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年，第83页。（吴展良教授曾惠寄大作予笔者参考，谨此致谢！）另外，吴氏指出，瞿秋白源于柏格森、泰戈尔和佛学思想的世界观，相当类近上述梁漱溟的生生思想和变化历程观。详见Chan-liang WU，Western Rationalism and the Chinese Mind：Counter-Enlightenment and Philosophy of Life in China，1915-1927，Unpub.Ph.D.diss.，Yale University，1993，p.293.
[20]吴先伍：《现代性的追求与批评：柏格森与中国近代哲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页。
[21]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7页。
[22]Gilles Deleuze，Bergsonism，trans.Hugh Tomlinson ＆ Barbara Habberjam，New York：Zone Books，1988.有关德勒兹的柏格森论，请参阅张历君：《生命哲学、少数政治与差异本体论——论德勒兹的〈柏格森主义〉》，《问学：思勉青年学术集刊》第1辑（2015年），第261—279页。
[23]19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此书的中译本，题为《近代思想》。有关瞿秋白与《近代思想》之间关系的讨论，详见张历君：《心声与电影：论瞿秋白早期著作中的生命哲学修辞》，第205—207页。
[24]日本新潮社著，过耀根译：《近代思想》，商务印书馆，1918年，第381页。
[25]Georg Lukács，The Destruction of Reason，trans.Peter Palmer，Atlantic Highlands，N.J.：Humanities Press，1981，p.30.
[26]《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354—355页。
[27]伯林著，冯克利译：《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354—355页。Isaiah Berlin，Against the Current：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Oxford，Toronto ＆ Melbour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297.
[28]《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354—355页。
[29]Walter Benjamin.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trans.Edmund Jephcott ＆ Kingsley Shorter，London：Verso，1997，p.132-154.
[30]卢卡奇著，张亮、吴勇立译：《卢卡奇早期文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Ⅹ页。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trans.Anna Bostock，Cambridge，Mass.：M.I.T.Press，1977，p.18.
[31]里沃尔西的论文题为《葛兰西与左翼的政治文化》，收录于意大利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史学者马斯泰罗内（Salvo Mastellone）主编的论文集《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Gramsci：“Quaderni del carcere”：una riflessione politica incompiuta）。此书暂无英译本。
[32]葛兰西的《柏格森份子》暂无英译本，以上引文转引自里沃尔西的论文。马斯泰罗内编：《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黄华光、徐力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03—104页。
[33]葛兰西：《葛兰西文选（1916—1935）》，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5页。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1910-1920），trans.John Mathews，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88，p.330.
[34]德里克著，孙宜学译：《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6、200页。
[35]陈卫平、施志伟：《生命的冲动——柏格森和他的哲学》，三联书店，1988年，第181—182页。有关瞿秋白介入“科玄论战”的情况，可进一步参阅季甄馥在《瞿秋白哲学思想评析》中的介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1—187页。
[36]Hegemony现时流行的中文译法包括“霸权”、“文化霸权”和“领导权”等，“领袖权”是瞿秋白在其著名论文《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提出的译法。（《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5页。）有关瞿秋白对“领袖权”（hegemony）理论的接受和理解，请参阅张历君：《现代君主与有机知识份子：论瞿秋白、葛兰西与“领袖权”理论的形成》，《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1期。
[37]贺麟生于1902年，比瞿秋白年幼3岁，同属20世纪初出生的一辈中国知识份子。
[38]贺麟：《当代中国哲学》，宗青图书出版公司，1978年，第72—73页。
[39]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7页。
[40]约尔著，郝其睿译：《葛兰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3—94页。
[41]贺麟：《当代中国哲学》，第73页。
[42]葛兰西著，曹雷雨、姜丽、张跣译：《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43页。
[43]同上书，第341页。
[44]葛兰西著，曹雷雨、姜丽、张跣译：《狱中札记》，第342页。
[45]《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卷二，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0—376页。
[46]同上书，第395—481页。
[47]同上书，第294—308页。(https://www.daowen.com)
[48]索雷尔著，吕文江译：《进步的幻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6、278页。
[49]瞿世英：《柏格森与现代哲学之趋势》，《民铎杂志》第3卷第1号（1921年12月）。
[50]《近代思想》，第380—381页。
[51]瞿世英：《柏格森与现代哲学之趋势》，第2页。
[52]此书暂无英译本。
[53]巴赫金著，晓河等译：《巴赫金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81、384页。
[54]葛兰西著，陈越译：《现代君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页。
[55]《现代君主论》，第5页注1。
[56]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P.127.
[57]《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卷二，第342—347页。
[58]董德福认为，1918年以前，中国国内尚无柏格森哲学的中译本问世，当时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便是从卡尔这本《柏格森之变易哲学》初步了解其哲学思想。这本书后来在20世纪20年代曾有三种译本。（董德福：《生命哲学在中国》，第94页。）本文引述的中译本便是张闻天在1924年发表的译本。
[59]程中原编：《张闻天译文集》，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202页。
[60]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便曾论及“进步与生成”的关系。他说：“进步是一种意识形态；生成则是一个哲学概念。‘进步’取决于一种特定的心态，构成这种心态的是历史规定的某些文化要素，而‘生成’则是一个可能与‘进步’无涉的哲学概念。进步的观念暗含着从量的和质的方面衡量的可能性，暗含着‘更多’和‘更好’的可能性。”（第270页）但葛兰西却没有因此全然否定“进步”观念。他认为，作为政治概念的“进步”和作为哲学概念的“生成”，它们是同时诞生的。在“生成”的观念中，有一种拯救“进步”的具体面向的企图，这种面向指的是“运动”，或者更确切点说，是“辩证的运动”（第271—272页）。换言之，无论是“进步”还是“生成”，都包含着“辩证运动”这一不能被否定和抛弃的元素。
[61]瞿菊农编：《现代哲学思潮纲要》，中华书局，1934年，第84页。
[62]瞿菊农编：《现代哲学思潮纲要》，第85页。
[63]《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卷二，第462—463页。
[64]同上书，第461页。
[65]布哈林著，何国贤等译：《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4—87页。
[66]同上书，第85页。
[67]同上书，第86页。
[68]有关布哈林思想中的“机械唯物论”倾向，科恩曾作出以下阐释：“在他（引者按：指布哈林）看来，机械论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驳斥了那些坚持把社会概念‘精神化’和‘心理化’的思想家。布哈林在给每一个社会类别下定义时都着眼于保持这种意象：社会是‘一个庞大的工作机器，里面有许多细微的社会劳动分工’；生产关系就是‘人们（作为“活的机器”）在空间与时间中的劳动关系’；等等。”（科恩著，徐葵等译：《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政治传记（1888—1938）》，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0页。）
[69]《狱中札记》，第342页。
[70]《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卷二，第461—462页。
[71]《狱中札记》，第387页。
[72]关于葛兰西对文献学或语文学的理解，《狱中札记选》（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的英译者霍尔和史密斯曾作过如下介绍：“葛兰西在这里使用‘文献学’这个词，一方面是按其通常意义，即指对语言和历史文献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接受了克罗齐根据维科（Giambattista Vico）的著述所恢复的意义，维科把知识分为两类：作为探索真理的科学的哲学及作为考证事实的‘文献学’（Philology）。”（《葛兰西文选（1916—1935）》，第628页注206）
[73]《狱中札记》，第344页。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p.428.
[74]约尔著，郝其睿译：《葛兰西》，第95—96页。
[75]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第1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3—35页。有关张君劢思想与“人生观”论述的研究，可参阅彭小妍：《“人生观”与欧亚后启蒙论述》，《文化翻译与文本脉络：晚明以降的中国、日本与西方》，彭小妍编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3年，第221—268页。
[76]《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卷二，第294—308页。
[77]同上书，第412—413页。
[78]《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卷二，第424页。
[79]同上。
[80]同上书，第427页。
[8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卷二，第294—295页。
[82]同上书，第427—428页。
[83]同上书，第429—430页。
[8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卷二，第297—298页。
[85]同上书，第302—303页。
[86]《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第274页。
[87]《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第274页。
[88]《瞿秋白文集（文学编）》卷一，第12页。
[89]《瞿秋白文集（文学编）》卷一，第12—13页。
[90]德勒兹著，张宇凌、关群德译：《康德与柏格森解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0—173页。
[91]同上书，第176页。
[92]德勒兹著，张宇凌、关群德译：《康德与柏格森解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68页。
[93]《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卷二，第450—451页。
[94]以下是科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在《柏格森》（Bergson）一书为“生命冲动”所下的定义：“生命冲动这一词由于‘柏格森主义’的反复使用而闻名于世。这种原始的能由于有无数的分叉点和克服了物质的阻力，便产生出日益高级的本能和理智的变种。一切物种和单个的有机体都在某种程度上保存着这种原始的冲动，只不过其在不知不觉地发挥作用而已。生命冲动这一概念不断受到攻击，因为它被看作为一种缺乏任何解释价值的语词手段，即一种空洞的‘玄奥能力’。”（科拉柯夫斯基著，牟斌译：《柏格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9—80页）而伯林亦直接指出，生命冲动“这种内在力量是不能用理性来理解或表述的，它开辟着自己的道路，冲向空洞而不可知的未来，并且塑造着生物的成长和人类的活动”（伯林著，冯克利译：《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376页）。
[95]《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卷二，第303—308页。
[96]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100—110页。
[97]《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卷二，第304页。
[98]同上书，第304—305页。
[9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卷二，第306页。
[100]《狱中札记》，第274页。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p.360.
[10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卷二，第306—307页。
[10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卷二，第194页。
[103]同上书，第221页。
[104]有关中国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请参阅张历君：《现代君主与有机知识份子：论瞿秋白、葛兰西与“领袖权”理论的形成》，第40页。
[105]《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卷二，第200—201页。
[106]同上书，第202—204页。
[107]同上书，第208页。
[108]《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卷二，第209页。列宁的原话可参阅列宁：《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93页。英译本见Vladimir Ilich Lenin.What is to be Done？Lenin Internet Archive-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1999，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01/witbd/iii.htm#03_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