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蔷薇色的历史”与《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蔷薇色的历史”出自《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以下简称《桨》），原句出现在该文首段：“于是桨声汩——汩，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61]根据文意，“蔷薇色的历史”指“混入了艳迹的历史”，可引申作“美好而虚幻的过去”解。[62]
朱自清的作品中，不时流露出对“蔷薇色的历史”的依恋。例如在《荷塘月色》中，“我”看着池塘和荷花，“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63]他遥想着诗歌中的六朝，江南少女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采莲，采莲人多，看采莲的人也多。“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64]，可是，他很快就醒了过来：
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65]
这里可清楚看到“我”对“蔷薇色的历史”的眷恋，并能隐隐读到他对于“蔷薇色的历史”的逝去的惆怅。
要了解这个意象在朱自清作品里的复杂之处，我们得从《航船中的文明》（以下简称《航》）的解读开始。
《航》是朱自清另一种散文风格的代表。《航》记述“我”一次乘夜航船上的所见所闻，通篇采取嘲讽语调，讽刺航船上的“精神文明”。文章的开首，叙述绍兴到西兴本有汽油船，但“我”由于要赶赴杭州，“又因年来逐逐于火车轮船之中，也想‘回到’航船里，领略先代生活的异样的趣味”[66]，于是选择了乘夜航船。在“我”的叙述之中，航船对比着现代的汽油船，成为了一种本应消亡的、属于旧世界的东西；不过，这种航船又出乎意料地存在于现代社会，[67]赫然成了当中诡异的古代遗迹，亦即“我”口中的“先代生活的异样的趣味”。在这里，“新”与“旧”、“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两组对比重叠起来，成为整篇文章开展的基点。
“我”与航船中“精神文明”的关系其实非常值得注意。登上航船之前，“我”以为在航船中应找着一班士大夫，因为士大夫是“精神文明”的拥护者；然而航船中却连一个也找不着，只有小商人和军弁，而士大夫都走到“物质文明”的轮船上去了。“我”在航船上拥有一个奇特的身分位置：他既可说是个士大夫（“曾读过几年书，又忝为士大夫之后”），但又并非士大夫（只是“充个数儿”）。[68]有了这个暧昧的身份位置，“我”于是可以用另一种眼光去考察航船中的“精神文明”。
航船上是男女分坐的，女人坐在前面，男人坐在后面。可是这一次它的规矩却受到挑战：两个女人分别因前面太挤和不愿与男同伴分开的原故，要坐到后面来，表示了对“精神文明”的抗议。然而，两人都被船家拦住，并最终屈服于众人舆论与目光之下，坐回原处。[69]面对这种情形，“我”反讽着说：
在这四面楚歌里，凭你怎样伶牙俐齿，也只得服从了。……这不能不感谢船家和乘客诸公“卫道”之功；而论功行赏，船家尤当首屈一指。呜呼，可以风矣！
在黑暗里征服了两个女人，这正是我们的光荣；而航船中的精神文明，也粲然可见了——于是乎书。[70](https://www.daowen.com)
《航》采用反讽的语调叙事，给了“我”一个批评的位置。叙事策略形成的错觉，掩盖了“我”也是“我们”的一分子的事实——“我”乃身处在航船之中，也是组成众人目光的一部分。然而，在这里，“我”却仿佛处于超然的位置，不受制于众人的目光与舆论。“我”与“我们”（旧社会的人）之间的暧昧关系，在《航》中并不明显，但在《桨》中“我”与“蔷薇色的历史”之间的纠葛却使这个关系清晰地呈现出来。
航船中所谓“精神文明”即“先代生活的异样的趣味”，实际上与“蔷薇色的历史”近似——虽在《航》中缺乏“蔷薇色”。“蔷薇色的历史”还应在秦淮河里找。
《桨》中的“精神文明”以歌妓的歌声为代表。这些歌声虽“只是些因袭的言词，从生涩的歌喉里机械的发出来的”，[71]但仍使“我们不得不被牵惹着，震撼着，相与浮沉于这歌声里”，[72]个中的原因，是因它经过了“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被凝着六朝金粉、积淀着《桃花扇》艳迹的秦淮河水涤荡过。在此，“自然”、“歌声”、“历史”、“艳迹”互相勾连起来，成为一不当存在于现时的、来自过去的“美梦”。于是“我”与“我们”（旧社会的人）之间的暧昧关系随即表面化：“我”这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堕入“先代生活的异样的趣味”之中了，认同他应该不屑回顾的、过去之“精神文明”。
这时“我”自觉成了众人注视的对象，受着“道德律的力”之压制：
他（歌妓船上的伙计）跨过来的时候，我们船上似乎有许多目光跟着。同时有许多眼睛炯炯的向我们船上看着。我真窘了！[73]
“我”的身分位置于是不再是一个超然的旁观者。社会道德律（由政府与民众合成）、当时流行于知识分子之间的人道思想两者的共谋关系，将“我”推入了一个被禁制的位置。
我于是有所顾忌了，尤其是在众目昭彰的时候。道德律的力，本来是民众赋予的；在民众的面前，自然就更显出牠的威严了。我这时一面盼望，一面却感到了两重的禁制：一，在通俗的意义上，接近妓者总算一种不正当的行为；二，妓是一种不健全的职业，我们对于她们，应有哀矜勿喜之心，不应赏玩的去听她们的歌。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两种思想在我心里最为旺盛。[74]
就如航船中的女乘客一样，“我”最后在“四面楚歌”之下，终于放弃听歌的愿望，不敢造次。
通过《航》和《桨》，我们可以发现，朱自清作品中的“我”对于“蔷薇色过去”的看法是颇有分歧的。他既向往“蔷薇色的历史”，又觉得它必须消亡，亦必将消亡。跟“五四”主张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不同，朱自清对过去怀着依恋，亦十分自觉于遗留在自己身上的旧事物。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他的身分要求去批评过去的陋习，帮助民众迈向进步的未来，然而实际上却在某些事情上比民众更为落后。他急于割舍他身上的过去，但又常常身不由己，这正是他痛苦之处。
从以上对“自然”和“蔷薇色的历史”两个意象的分析中，我们大约可以了解朱自清个人审美趣味和精神归依的所在。朱自清生于小康的官宦之家，又从小受旧式教育的熏陶，有此趣味倾向自然不难理解。然而这种趣味，使朱自清与时代有了距离，而对这种距离的自觉，更使他感到苦恼和彷徨。在早期朱自清作品中，时代的身影并不直接在文本的表层出现，却以另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现身。我们只能借着细致的文本分析，透过考察文本之间的互文和对话，试图让背后所隐藏的时代身影浮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