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启蒙的焦虑
在分析过朱自清早期作品中的五组重要的意象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意象之间有着相通或相悖之处，共同透露了朱自清早期作品的不同面向。表面上看来，朱自清早期作品中的基调是相当一致的，唯透过文本之间的联结、并列和比读，当中的矛盾之处才能浮现出来。一旦将这些文本视为“我”与时代对话的场域，我们就能发现，在个别的早期作品如《毁灭》《那里走》和《桨》里，“我”与时代的关系实际上充满了张力。“我”既处在时代之中，时代又仿佛在“我”之外，站在“我”的对立位置。时代不时体现为某些质疑和影响着“我”的意见或法则，甚或直接成为了“我”的自我要求或道德律令。与此同时，“我”既承认时代要求的合法性，又不能完全认同，于是时时游离于不同位置，常常显得不确定和自我怀疑。而这个不断跟时代对话的“我/个人”，正是重估朱自清早期作品复杂性的关键。
《那里走》完成5个月后，即1928年10月，朱自清在《背影·序》中把自己定位为“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75]但回看《那里走》，我们可以得知这个大时代中的小卒并不平凡。在《那里走》中，朱自清通过对“我”的重写，展现出他对时代和历史既复杂又深刻的体悟。所谓“大时代的小卒”就是面对时代精神而焦虑与彷徨的主体，而这样的主体的存在本身却又恰恰质疑了启蒙运动中所谓进步和行动的必然性。
汪晖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中曾有以下一段说话：
“五四”人物大多离乡背井，他们或者从异国归来，或者告别故乡并接受了西方文明，他们衰失了传统文人与“乡土”或“地方”的联系和亲近感，因而在自我感觉上成了传统秩序的流放者。尽管他们实际上与这个秩序存在着难以摆脱的关系，但他们却是以一种完全游离于这个秩序的叛逆者的心态展开批评的。……“五四”人物把个人的独立性，如“孤立的人”、“独异”、“个人的自大”作为普遍性的思想命题，这与同时期文学作品越来越夸张地专注于内心和情感，以至形成各种远离现实世界的“理想”和某种程度的滥情倾向是同源的，都和“五四”人物与乡土秩序的这种疏离感相联系：无论是孤独、还是自卑，都已不是偶然的、个别性的情绪，而是一种普遍性的态度，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整整一代知识者所共有的生活方式。伴随着这种疏离情绪越来越被强调，文化理论上的“反传统主义”也就愈加激烈，以致超越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性的认知和分析，表达出那种被称为“整体性的（totalistic）反传统主义”的意识趋向。[76]
如从朱自清早期作品的个案研究出发，我们或许可窥见“五四”知识分子的另一种“流放感”——面对进步和时代巨轮的焦虑感与压抑感。在“自然”、“女人”、“过去”、“故乡”与“蔷薇色的历史”等意象的相互交织的过程中，朱自清通过“自然”这个中介认同于“过去”、“故乡”与“蔷薇色的历史”。这种认同感使朱自清无法全然投身于进步的行列，顺应时代的要求。于是，在启蒙道德命令之下，朱自清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放者，一个信仰进步思想的落伍者。
汪晖在指出“五四”人物的流放感时，用意在阐明他提出的“五四”“态度的同一性”。他认为“五四”的启蒙主义运动，不以内在的方法论作为“同一性”的基础，而仅仅依靠“态度”的统一性来维系。他认为：
“态度”作为一种心理倾向，它总是指向一定的对象，离开了特定的对象，“态度”的统一性也就不存在了。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对象性：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批判和怀疑。“态度”的对象性特征决定了这个思想运动的各个组成部分必然在与对象的否定性关系中一致起来：重估一切价值、偶像破坏论成为“五四”时期最为流行的思想口号正说明这点。[77]
在汪晖的论述中，“进化论”是“五四”“态度同一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进化论’在‘五四’新文化人物那里并不是作为科学真理，而是作为道德的命令出现的”[78]。面对这条道德律令，朱自清对过去事物的认同与爱好构成了他的焦虑与流放感。本文在这里尝试补充朱自清在面对“五四”“态度同一性”时所产生的另一种流放感，为汪晖的“五四”研究作一注脚。不过这种补足也许又或会造成了汪晖所谓“五四意识危机”以外的另一种“五四”“态度同一性”内在分裂。或者，有关“五四”的历史研究就得从一个又一个的细微分裂中开始，而我们从裂缝向内窥望，才隐约见到朱自清背影中的时代与个人的紧张关系。
【注释】
[1]作者郭诗咏（1976—），香港恒生管理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学与电影、香港文学及创意写作教育。
[2]参见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9页。
[3]杨振声：《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参见朱金顺编：《朱自清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0页。
[4]姜建认为：“在对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中，很少有谁像对朱自清这样，在作家的个性气质方面获得如此全面深入的研究，这当可视为朱自清研究的特别之处。”《建国前朱自清研究述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89年第6期。
[5]朱自清：《〈冬夜〉序》，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版，第50页。
[6]朱自清：《背影·序》，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一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版，第34页。
[7]《雪朝》，八人新诗合集，依次为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刘延陵、郑振铎；朱自清占17首。商务印书馆，1922年初版。《踪迹》，诗文集，亚东图书馆，1924年初版。《背影》，散文集，开明书店，1928年初版。另46篇集外诗文包括新诗、小说，文学论文及散文（小品、杂感、论说文、序跋及书评）。
[8]朱自清言：“遇着这样‘动摇’的时代，我既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总得找一个依据，才可姑作安心地过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钻了进去，消磨了一生。我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题目，开始像小儿的学步……‘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这便是我现在走着的路。”《那里走》，《朱自清全集》第四卷，第242—243页。
[9]朱自清在《论无话可说》中言：“十年前我写过诗；后来不写诗了，写散文；入中年以后，散文也不大写得出了——现在是，比散文还要‘散’的无话可说！”收入《你我》，见《朱自清全集》第一卷，第160页。
[10]此点朱自清本人亦曾论及，见《写作杂谈》，收入《国文教学》，见《朱自清全集》第二卷，第107页。
[11]叶圣陶：《朱佩弦先生》，《朱自清研究资料》，第4页。
[12]就笔者所见，除了陈孝全的《朱自清传》曾对此略有提及外，几乎无人对此有所说明，包括各种年谱及作品目录。由于《踪迹》没被广泛翻印，直至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整本《踪迹》，这篇题辞才重现天日。
[13]据朱自清：《踪迹》，亚东图书馆，1924年初版，扉页。
[14]朱自清：《致俞平伯信·其三》，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十一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20页。
[15]朱自清：《匆匆》，《踪迹》，第68页。
[16]朱自清：《匆匆》，《踪迹》，第70页。
[17]陈孝全、刘泰隆认为“《匆匆》的主旨，便在于倾吐自己对时日匆匆这一瞬息间的感受”；又言“隐含在作品里的就是这种不甘虚掷光阴，力求上进的精神”。参见陈孝全、刘泰隆：《朱自清作品欣赏》，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新第1版，第35、37页。
[18]虽然一般新诗和散文的分析习惯将叙述者与真实作者等同起来，但由于朱自清早期作品中所表现的“自己”有多重面向，为免混淆，本章把抒情作品中作为叙述者的朱自清称为“我”。
[19]朱自清：《文艺的真实性》，《朱自清全集》第四卷，第94—95页。
[20]同上书，第96页。
[21]朱自清：《文艺的真实性》，《朱自清全集》第四卷，第97页。
[22]同上书，第92页。
[23]朱自清：《〈越声〉发刊辞》，同上书，第6页。
[24]朱自清：《毁灭》，《踪迹》，第90页。
[25]同上书，第109—111页。
[26]陈孝全、刘泰隆认为此段：“是对人生积极的肯定。脚踏实地，坚定前进是它的基调，流贯在全诗中的是一股力求有所作为的上进精神。”《朱自清作品欣赏》，第52页。
[27]朱自清1922年11月7日致俞平伯信，《朱自清全集》第十一卷，第125页。
[28]朱自清1923年1月13日致俞平伯信，同上书，第127页。
[29]朱自清：《刹那》，《朱自清全集》第四卷，第130页。
[30]朱自清：《毁灭》，《踪迹》，第92页。
[31]朱自清：《毁灭》，《踪迹》，第108—109页。
[32]朱自清：《那里走》，《朱自清全集》第四卷，第226—227页。
[33]朱自清本名自华，字实秋。1917年因家境问题不能按部就班攻读两年预科四年本科，遂改名自清，字佩弦，跳级报考北京大学本科，最后以三年时间全部完成，提早毕业。
[34]梁启雄撰：《韩子浅解》，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第209页。
[35]叶圣陶《与佩弦》：“你欢喜用‘旅路’这类的词儿，我想借用周作人先生称玉诺的‘永远的旅人的颜色’一语来形容慌忙的神气，可谓巧合。……我想起了‘人生的旅路’的话时，就觉得无须探看，‘永远的旅人的颜色’大概总是‘永远的’了。”见《朱自清研究资料》，第244页。(https://www.daowen.com)
[36]朱自清：《光明》，《踪迹》，第1—2页。
[37]陈孝全、刘泰隆认为“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他们（指年青一代）意识有了觉醒，决意努力探求光明的道路。《光明》抒发的便是这种心境”（《朱自清作品欣赏》，第12页）。
[38]此五首诗全都写于1921年，依次为《自白》2月3日作，《旅路》4月25日作，《转眼》6月作，《自从》10月作，《睁眼》12月22日作。据《朱自清年谱》，第23—28、32页。
[39]朱自清：《自白》，《踪迹》，第21—23页。
[40]朱自清：《旅路》，收入《雪朝》，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五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版，第36—37页。
[41]朱自清：《转眼》，分别收入《雪朝》及《踪迹》，同上书，第48页。
[42]朱自清：《自从》，收入《雪朝》，同上书，第51页。
[43]朱自清：《睁眼》，收入《雪朝》，同上书，第62页。
[44]朱自清：《塑我自己的像》，1926年6月4日发表，见《朱自清全集》第五卷，第107—108页。
[45]同上书，第108页。
[46]朱自清：《那里走》，《朱自清全集》第四卷，第230—231页。
[47]朱自清：《刹那》，《朱自清全集》第四卷，第130页。
[48]朱自清：《满月的光》，《踪迹》，第5—6页。
[49]朱自清：《一封信》，收入《背影》，见《朱自清全集》第一卷，第75页。
[50]这种“忘我境界”很可以用朱自清所谓的“文艺之力”作一说明。朱自清认为文艺的特殊力量是“解放”与“自由”，文艺能使人产生“忘我”的境界，也就是“自我的无限扩大”。在文艺之中：“我们的‘我’，融化于沉思的世界中，如醉如痴的浑不觉了。在这不觉中，却开辟着，创造着新的自由的世界，在广大的同情与纯净的趣味的基础上。……它毁灭了‘我’界，毁灭了人与人之间重重的障壁。它继续的以‘别人’调换我们‘自己’，使我们联合起来。”《文艺之力》，《朱自清全集》第四卷，第107页。
[51]朱自清：《荷塘月色》，收入《背影》，见《朱自清全集》第一卷，第70—71页。
[52]朱自清：《荷塘月色》，收入《背影》，见《朱自清全集》第一卷，第70页。
[53]朱自清：《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踪迹》，第150—151页。
[54]朱自清：《女人》，收入《背影》，见《朱自清全集》第一卷，第39页。
[55]同上书，第40页。
[56]朱自清：《女人》，《朱自清全集》第一卷，第41—42页。
[57]关于朱自清写景好用女性作喻体，余光中曾于20世纪70年代讨论过。可参考余光中：《论朱自清的散文》，《青青边愁》，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第213—237页。
[58]朱自清：《歌声》（散文），收入《踪迹》，第127页。
[59]同上。在另一首同题的新诗《歌声》里，亦有这种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的描写：“什么世界？/什么我和人？/我全忘记了，——一些不省！/只觉轻飘飘的，好像浮着，/随着那歌声的转折，/一层层往里追寻。”《歌声》（新诗），《踪迹》，第3—4页。
[60]朱自清：《湖上》，《踪迹》，第41—42页。
[61]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踪迹》，第128页。
[62]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旧序》中有类似的用例。此文为1923年《晨报》社版《自己的园地》序，初刊1923年8月1日《晨报副刊》。文中有谓：“我已明知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生人的弱点——想象的友人，能够理解庸人之心的读者。”据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本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31页。
[63]朱自清：《荷塘月色》，《朱自清全集》第一卷，第71页。
[64]同上。
[65]朱自清：《荷塘月色》，《朱自清全集》第一卷，第72页。
[66]朱自清：《航船中的文明》，《踪迹》，第167页。
[67]“有了‘物质文明’的汽油船，却又有‘精神文明’的航船，使我们徘徊其间，左右顾而乐之，真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幸福了。”同上。
[68]同上书，第167—168页。
[69]朱自清：《航船中的文明》，《踪迹》，第170—172页。
[70]同上书，第172—173页。
[71]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踪迹》，第132页。
[72]同上。
[73]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踪迹》，第141页。
[74]同上书，第143—144页。
[75]朱自清：《背影·序》，《朱自清全集》第一卷，第33页。
[76]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18页。
[77]同上书，第313页。
[78]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汪晖自选集》，第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