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田：

下面我们进入综合讨论环节。我先开始吧，算是抛砖引玉。关于这本书，刚才徐承已经说得非常详细了。我想谈两个小问题。第一是抒情传统论述的脉络，这本来是在古典文学内部的、关于中国诗的特质一种分析，然后到高友工，发展为一个涵涉中国文学和艺术的体系化论述。最近几年治现代文学的学者如王德威，又把这个问题引入对现代文学中抒情与现代性的关系的讨论。所以这就不完全是古代诗学理论内部的一个问题，而已经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有着脉络传承的话语，但同时，它的内涵也越来越泛化，“抒情传统”渐渐被“抒情性”所替代了。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抒情传统论述的兴起和变迁都是与知识背后的20世纪中国一系列文化变动有关，不同的学者尽管在用“抒情传统”的概念，但指向很不一样。比如徐承书中也讨论到的吕正惠。他著有《诗圣杜甫》等，还有一本书就叫《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还有好几篇文章批评中国一些传统诗人局限在私人抒情领域，生命格局不能扩大。所以他常用“生命情怀”这个词，意思是说，他理想的诗人应该像杜甫那样，个人的忧虑和时代兴亡相关，寄寓“诗史”的关怀在其中。在他那里，“抒情”和“诗史”两大传统应该是融合而非对立的。那么，在20世纪的语境下，就面对抒情与革命和启蒙叙事的关系，它们是彼此对立，还是之间存在更复杂的关系？在后革命语境下，最流行的说法是把抒情作为一种“去政治化”的话语，以呼应对革命的告别与对启蒙的反思，可是如果这样理解抒情，反而窄化了它，陷入另外一种陷阱。我想举沈从文的例子。刚才李雪梅谈到沈从文的音乐性，近年来关于沈从文的研究也有很多是从抒情的角度去分析。从单纯的抒情性角度分析沈从文，好像他成为了一个置身于革命和启蒙大浪潮之外的作家，执着于建立所谓的“希腊小庙”。他当然是有这一面的。可是沈从文的抒情性也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去理解。如果我们把沈从文等同于回到个人的抒情，那就太小看他了。他有抱负要重新建一个更大、另外的一种“道”，或者另外的对社会的整体化想象。他的小说一方面呈现了湘西社会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对湘西社会有一个文明重建的冲动。到40年代，沈从文也是经常谈到“民族再造”的问题。即使到50年代，他谈到“事功”与“有情”的问题，也并不是一种对立的姿态。他的书信中谈到他参加土改的很多见闻，以及打算写作的主题，可见沈从文从内心来说也希望重新开拓一个新的文学写作的空间，联系着怎么重建一个新的社会、新的人伦关系。所以“有情”是一种广博的“有情”，有它的历史承担和伦理承担。(https://www.daowen.com)

徐承书中另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就是他讨论了“新儒家”与抒情传统的关系，这是以往没有得到研究的。引入“新儒家”的脉络（比如方东美、徐复观等），有助于我们注意到抒情论述在知识上的另一重源头与指向，“抒情”的提出确实内在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研究者关于“文化中国”的理解。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抒情传统作为一个话语，我们既可以从本质主义的角度去辩论“什么是抒情”、“什么是中国的抒情传统”；不过也可以更为后设地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去讨论这一话语装置，把抒情传统和现代文学的诞生所引起的一些装置一起讨论。比如，“五四”之后浪漫主义文学里的抒情主义如何成为中国文学研究者反向建构的资源？作为“区域研究”的北美中国文学研究在抒情传统话语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必须将这些外在视野带入进来，这样才能有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