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从不同角度对粉彩研究的文章逐渐增多，但综合性的专著较少。一些陶瓷通史或断代史中有关彩瓷的论述涉及粉彩的内容详略不一，而且相关粉彩的论述集中于粉彩工艺和粉彩纹饰，对不同时期粉彩工艺所使用颜料的科学分析，以及与其他彩瓷所用颜料的对比研究较少，当然此类研究因标本来源和精密仪器等条件的限制存在很大困难，如今这种状况正在改变，中外研究人员越来越重视粉彩颜料的科学分析。目前，对粉彩工艺采取综合性研究的论著仍十分有限，但随着清宫档案文献的出版，以及国内外清史研究的视角较以往更加开阔，相信对陶瓷艺术这类跨学科综合性的分析将会是一种趋势。以下结合本书主题，对一些相关的重要文献进行综述。
关于粉彩的研究，陶瓷通史类论著有陈进海的《世界陶瓷》[4]，该书研究的视野极宽，展现出各个时代和地区的陶瓷艺术与历史文化背景之间的深刻关系。该书将人文精神作为陶瓷艺术研究的起点和归宿，这种学术视野对本人的研究写作有重要的启示。其他通史论著还有中国硅酸盐学会组织专家编写的《中国陶瓷史》[5]和叶喆民编著的《中国陶瓷史》[6]。两部书的清代陶瓷部分都分别从工艺、装饰艺术特色、中外文化的交流等方面对粉彩瓷器作了详细论述，对研究清代粉彩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断代史论著有耿宝昌的《明清陶瓷鉴定》[7]，该书结合实际器物从鉴定学角度总结归纳了清代各时期粉彩瓷器特征，并分别指出了珐琅彩、洋彩和粉彩之间的工艺特征。英国学者Rose Kerr（柯玫瑰）的《中国清代瓷器》[8]结合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粉彩瓷器对粉彩工艺的发展和清代至近代粉彩瓷器的艺术特征作了简明的分析。此外，荷兰学者Van Oort H.A.的《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瓷器》（Chinese Porcelain of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香港关善明的《关氏所藏晚清官窑瓷器》、故宫博物院《官样御瓷》、香港艺术馆《瓷艺与画艺——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瓷器》、景德镇陶瓷馆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薪火英华：二十世纪景德镇瓷艺回顾》等书籍[9]，收录有大量的实物图片资料，对深入研究晚清民国时期的粉彩艺术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有关清宫珐琅彩、洋彩，并兼及粉彩的论述，历来受到陶瓷专家或学者的重视，这方面的论文或专著主要有汪庆正的《“粉彩”即“洋彩”考》、周丽丽的《有关珐琅彩几个问题的讨论——兼述珐琅彩与洋彩的区别》和《有关洋彩与粉彩的讨论——兼述清代各朝与官窑粉彩的特征》、黄云鹏的《粉彩及其产生与发展》，以上论文或从文献的考证，或从工艺和艺术特征出发，分别对珐琅彩和粉彩作了探讨[10]；余佩瑾的《唐英与雍乾之际官窑的关系——以清宫珐琅彩瓷的绘制与烧造为例》和许晓东的《康熙、雍正时期宫廷与地方画珐琅技术的互动》两文试图从生产体制、技术交流、文化象征意义等视角对清宫画珐琅技术的发展作了分析评述[11]。近年出版了两部全面研究清宫画珐琅的论著。一部是周思中的《清宫瓷胎画珐琅研究：1716—1789》[12]，该书对清宫瓷胎画珐琅的产生、发展直到衰落的发展历程作了全面的研究分析，并对各个阶段瓷胎画珐琅的生产体制、艺术特征以及历史文化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另一部施静菲的《日月光华：清宫画珐琅》[13]对清宫画珐琅艺术风格的演变做了详细的类别分析。该书研究范围不仅仅限于瓷胎一种画珐琅材质载体，还包括了铜胎、玻璃胎、宜兴胎画珐琅器物，而且对景德镇御窑厂制作的洋彩（粉彩）和广州制作的铜胎画珐琅（广珐琅）也做了深入分析，加之该书配有丰富的实物图片资料，所以对于理解清宫画珐琅和粉彩，以至于对广彩瓷的艺术特征及其彼此之间的联系，都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此外，廖宝秀的《华丽彩瓷：乾隆洋彩》[14]结合清宫档案和台北故宫收藏的实物，通过对乾隆时期粉彩（瓷胎洋彩）和瓷胎画珐琅的纹饰特征的分析，总结归纳出两者之间的区别，并试图还原粉彩原有的器物名称。
对粉彩工艺技法的研究，早期书籍中有两本值得关注，分别是民国时期吴仁敬的《绘瓷学》[15]和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组织编写的《陶瓷彩绘》[16]。这两本书都对彩绘工艺中的工具、材料和具体绘瓷技法作了详细的描述说明，不仅能了解粉彩工艺的操作程序，还可以兼顾其他彩瓷品种，从而对彼此不同的工艺技法进行比较。综合来看，前一本书关于彩瓷的绘画和图案装饰的理论性分析较多，而后一本书对彩绘技法的各个工序进行了细致说明。此外，还有近年李文跃的《景德镇粉彩瓷绘艺术》[17]和邹晓松的《传统陶瓷粉彩装饰》[18]，两位作者在各自的书中结合自身粉彩创作经验，讲解了传统粉彩工艺技法。
从科技史角度分析研究粉彩彩绘颜料的中外论著主要有以下几种：李家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19]和李家治、陈显求、张福康等多人著述的《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20]分别对中国釉上彩瓷工艺技术发展和特点进行了科学分析研究；而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值得重视。如Kingery.W.David，P.B.Vandiver的《十八世纪中国五彩到粉彩工艺技术与风格的转变》（The Eighteeth-Century Change in Technology and Style from the Famille-verte Palette to the Famille-rose Palette）[21]和Kerr，Rose，Nigel Wood的《中国科技文明史·第5卷化学与化工技术·第12部分陶瓷科技》（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ume 5，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Part 12，Ceramic Technology）[22]，以上书籍的相关部分反映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釉上彩工艺技术发展的研究认识，并提供了有关清代粉彩颜料化学分析值得参考的数据。
关于景德镇瓷业历史的研究论述，有江思清的《景德镇瓷业史》[23]、江西省轻工业厅陶瓷研究所编的《景德镇陶瓷史稿》[24]、梁淼泰的《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25]。这三本书分别围绕景德镇城市社会经济状况、陶瓷生产发展格局、产品品种和特色等论述周详，文献征引丰富，研究点各有侧重。其中江思清在书中特别分析了“十七八世纪东西瓷彩之互仿”，指出洋彩瓷也就是粉彩瓷仿制西洋的四个方面：质料、形式、渲染和图案；梁淼泰在其书中根据晚清档案所统计的同治、光绪年间的窑工银，断定晚清御窑厂产量没有大减，进而联系到该时期具有特色的“大雅斋”瓷器的生产，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虽处内忧外患的艰难时期，但国势的衰落并未使瓷业质量下降。这提示我们瓷器质量和品位与社会经济状况并非成正比，有时统治者个人的意志品性会起到关键作用。
关于工艺美术及其艺术风格的研究，以下书籍启发了笔者从美学和社会功用的视角去分析粉彩瓷器的工艺文化特性。如日本柳宗悦的《工艺文化》[26]一书从贵族的、个人的和民众的三方面讨论了工艺文化问题。他认为贵族工艺虽然地位最高，但其实用性最弱，并缺乏社会性，所以并非工艺的主要力量。他强调平常的、单纯、健康的和具有地方性的民众工艺才应该是工艺文化的主流与目标。这种工艺文化观念虽然体现的是日本民族特有的质朴美学观，但对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中国传统官、民两个不同层次的手工艺生产制度，尤其是对清代粉彩瓷器制作发展历程的认识具有启示性；对粉彩装饰艺术风格的研究分析，有奥地利李格尔的《风格问题——装饰艺术史的基础》[27]和《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28]以及陈进海编译的《装饰与人类文化》[29]。里格尔试图应用一种目的论的方法，“将艺术作品视为是一种明确的、有目的性的艺术意志的产物”。他反对将一件艺术品仅仅看作是一件基于功能、原材料的进步和技术的机械式制品。他认为美术史家不可能有效地超越同时代艺术欲求的特征，所以尽管学术上具有独立性，但得出的分析性结论却很难超出当代的知识氛围。这些观念虽然过于偏激，但是对如何看待粉彩工艺文化在整个清代社会生活中的特点是有借鉴意义的；陈进海编译的《装饰与人类文化》一书在探讨装饰的主旨方面与里格尔有某种文化上的契合，认为装饰风格不管如何巧妙和复杂，都会蕴含某种象征性和审美认同感。
此外，关于历史文化方面的论著对本人也有很大启示。万依、王树卿、刘璐合著的《清代宫廷史》[30]和美国罗友枝的《清代宫廷社会史》[31]两书是有关清代宫廷的研究。前者记录了清代宫廷历史的重要事件，主要涉及皇帝起居、宫廷文化生活和各项制度。后者在征引大量史实的基础上，对清代宫廷物质文化、社会结构和礼仪作了深入的研究，在宫廷奴仆一章，作者将太监、包衣、艺术家和工匠等一并归入宫廷人员，对他们的来源、身份和工作性质作了分析。美国司徒琳主编的《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世界历史时间中清的形成》由多位国外学者的论文集构成。其中乔迅的《清初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历时性考察》[32]分析了清代早期的陶瓷生产，指出清帝国早期统治者有可能把精致瓷器的生产技术作为强化权力过程中的文化策略。彼得·伯克的《什么是文化史》[33]一书有如一个文化史研究的万花筒，归纳了各种对有关文化事件和文化观念的研究方法。作者特别提及“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常常将历史档案文献看作是某种事实证据，从而缺乏对历史的想象力。作者认为历史文献往往记录表层的事件，而在表层符号下也许是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隐藏起来的心态，所以文化史应该采取各种理论手段描述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