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后　记

本书相关课题研究和写作是在我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完成，如今出版，算是对自己辛苦写作的酬劳。同时，也想借此机会向帮助本书写作出版的人表示敬意和感谢。

说实话，我的博士研究课题刚确定时，对粉彩瓷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概念上。此前，虽然见过粉彩瓷的工艺制作流程，但从未对其工艺做过细致分析。传统陶瓷品种极为丰富，既使是从事陶瓷史研究的专业人员，也很难对每一种装饰工艺全都了然于胸。研究清代、民国粉彩瓷器需要观赏大量实物，因为直观感受对于陶瓷研究至关重要。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我尽可能多得接近实物，在头脑中建立起对粉彩工艺与艺术特征的直接经验。有此基础，加上不断研读前辈专家学者有关粉彩瓷的论述，我逐渐形成了个人的见解和观点。

总体上，我认为研究包括粉彩瓷在内的彩瓷艺术发展，最重要的两方面是技术的革新和文化面貌的变迁。本书突出了这两方面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有必要提及的是，本书只研究了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粉彩瓷，而缺少对新中国建立以后粉彩艺术的分析与描述，这是本书写作的遗憾之处，只得留待将来做一专题进行深入研究。身处景德镇，随时随地会感受到当代粉彩艺术的创作活力。无论是在仿古工坊，还是在个人的粉彩创作工作室，传统粉彩技艺不仅得到传承，而且随时代的变迁，粉彩工艺与其他装饰技法相互交融，创作出更加富于现代气息和艺术表现力的粉彩瓷。相信未来会有更新的研究方法和宽广的视野，去分析和看待这段历史时期的粉彩艺术特色和文化意义。

我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一年数次往返于景德镇与北京之间，很多次在九江转车。每次在景德镇与九江之间的高速大巴上，都会心生感慨。近三百年前，九江关监兼御窑厂督陶官唐英每年要花上半个多月的时间往返其间，如今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且非常便捷。遥想当年舟车劳顿与唐英督陶的艰辛之外，更强烈的感受是，时代变迁促使我们对时空、社会风俗、器物与人的体验和观念的改变。以至于我时时思考，应该用怎样的眼光去看待古代艺术作品，如何可能还原其历史真实面貌，抑或我们的观看和解释始终会带有一种当代的意识成分。无论如何，对于粉彩，或是珐琅彩的研究都应该是澄清一些历史遗留的困惑，从而使人更加容易理解它们名称的来源、工艺的产生和属性，而不是有意使一些问题越发复杂和神秘化。

本书从选题、写作直至文字结构的修订，都离不开导师陈进海先生的精心指导，对此，我心怀无限感激之情。在先生的指导下，我逐渐认识到如何从多元文化视角展开思考与论述，并运用感性思维理解生活情境中器物的文化内涵。而关于治学方法和理念的指导更是使我受益终生。我也要向导师郑宁先生表达敬意和感谢，我至今还记得在论文修改期间，他给予我的重要建议和鼓励。

在本书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李正安教授、张夫也教授、唐绪祥教授、李砚祖教授、许正龙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孙建君教授，故宫博物院孟嗣徽研究员，景德镇陶瓷大学欧阳世彬教授、曹建文教授和周思中教授都给予过我必不可少的指导和建议。有些建议至今我仍在思考，对我的研究起到长久助益。对此，我要一一表达诚挚的感谢。

本书出版受益于景德镇学院学术文库出版基金的资助。在此，我要向院长陈雨前教授、副院长吴丁教授表示感谢，他们也对此书的修改提出过极有价值的建议和精神鼓励。此外，我也要感谢黄志坚教授和余琍萍教授对本书修改中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景德镇皇窑陶瓷有限公司黄云鹏研究员和黄滨总经理，景德镇江窑瓷业有限公司江训清总经理，为我研究粉彩制作工艺提供了诸多便利，在此表达诚挚谢意。

在本书的写作中，我还得到过很多同学、朋友的帮助，尤其是从事粉彩制作的艺人，他们对我提出的工艺问题所做的耐心解答，对我廓清一些疑惑十分关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我还要向我的家人表达感激之情，没有父母、妻子和儿子的关怀和理解，也不会有本书课题的研究和写作。

本书虽然经过多次修改，但仍然存在一些错误和不足，显然责任都在作者个人，希望未来阅读本书的朋友不吝赐教。

汪凌川

2016年10月于景德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