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结
本章试图呈现三德范村的人文地理空间和生活文化变迁的历时性景观，并以之使读者产生共在、共情的想象。笔者坚信，即使在区域社会，相邻的每一个村落也都有自己独特的乡土特质，这是一种类似人格化、个性化的社区魅力。难能可贵的是，尽管文祖这片土地山穷水涸，在立村之初，三德范村却因较为富余的土地面积和丰富的煤炭资源占有先天优势——这是它长期拥有“大村”“富村”“文化村”等社会评价的物质基础。同时，凭借这些自然条件（包括齐鲁古道的交通优势），三德范人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自足的礼俗逻辑、生活趣味和民间艺术创作氛围，这是年节扮玩活动得以传承、发展的文化基础。[62]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快速转型和国家力量的投射，整个村庄在市场经济的激荡中，短暂收获了巨大的财富之后，又迅速地在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层面整体衰落，最终又让它蒙上了一层类似“资源诅咒”的悲情色彩。从章丘区煤炭产业的兴衰情况观察，三德范村既是一个案例，又是整个区域社会的缩影。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重要特点是流动性、交互性和全球化。无论是村落聚居形态还是乡土文化空间、组织形态，村落再也不是一个静态的、稳定的结构系统。因此，如果说“民间自治传统”是以它所处的自然、生态、经济为物质基础，是在国家力量的关注和介入下，经过人们长期实践并为吾土吾民所接受的行为准则或“规范性力量”，那么，进入近现代历史时期的村落社会，更加呈现出“家国一体”的依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荣辱与共的关系。这是我们在对三德范村进行“深描”之后，进一步理解村落的生活文化，以及乡民们的生存智慧和行动策略的逻辑起点。
此外，对村民及其生活趣味的考察也让我们发现，在地理或物质空间之外，乡民们所构建的生活文化绝不是一套稳定的、固化的观念和实践体系。即使是一种具备普遍特征的村落习俗，在很多情况下也是多元主体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在地化建构的结果。具体说来，乡民们的生活文化存在于村落内部不同群体以及个体所自有的头脑及其趣味中，它们受到自然条件、生产条件、舆论导向和家族传承的制约。从村落民间艺术传统衍变的轨迹来看，艺术活动的发生需要大环境的培育和个人禀赋才情的结合。因此，民间能人和民间艺术的传承既有微观基础涵化的必然性，也不能否认个人机缘巧合的偶然性。
三德范的“侃子”也可以作为理解这种文化生成逻辑的路径。例如，三德范人不避讳灾年“湾水抢了”的可能，但往往更强调和认同“三德范人打水——按轮来”背后所映射的礼仪传统。换言之，乡民普遍强调集体在困难时期取水行为的克制和秩序，实质上也是在暗示“人无我有，有规有矩”的村落传统。在生态资源承载力紧张的形势下，在道义与利益之间，三德范人既有竞争更愿表示逊让，既有对立更愿强调团结，村落的自我意识从而也就具有了实体性和统一性的特征。当然，这种“有底线的竞争”的文化认同跟村落内部的姻亲关系、宗族文化等组织体系有着具体而深刻的联系。所以尽管因庄域面积广大、户口人数众多造成了大部分村民之间仅仅是“脸熟”的状态，但村民们在地缘、血缘、亲缘的普遍联系中，奠定了村落社会内部“微政治”的文化规范和集体意识。就这样，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这个庄大姓多的村落既有对立纷争更强调协调统一。进一步说，这种富有共享价值观的文化心理是任何社区公共精神和自治机制发生的共同基础。在此前提下，人们又逐渐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将之从生活伦理上升为公共价值，最终生产出了一种复合了乡土社会多种力量的组织机制和自治传统。这是乡民艺术扮玩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庄大姓多的村落持续运转的文化基础。
通过三德范村民间信仰的兴衰，我们可以想象从晚清、民国开始，国家政治和地方民众在精神生活方面礼俗互动的景观。以禹王庙、泰山行宫为代表的村落庙宇，给我们呈现出一个基于自然流域、水利系统与交通要素、礼俗传统等因素形成的，范围大小不等的信仰圈。这些神庙各有主神，曾经也都拥有庙产和神职人员。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近百年间，三德范村也承受了“新文化运动”和革命文化的深刻洗礼，涉及超村落、家族性的公共空间和祭祀圈基本消失，祠堂、家庙等也毁坏殆尽。因此，今天绝大部分家庭仅能以户为单位，在春节、清明节、中元节等节日，从“孝亲敬祖”的层面保留十分简化的仪式。
此外，以丧葬仪式为代表的生活文化变迁，也说明在根本意义上，国家要真正能够达成改造民间社会的愿景，必须依靠地方民众的由衷认可和自觉践行，否则会陷入一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怪圈。当民间习俗所具备的文化功能仍旧深得人心时，这一文化传统就不会像国家所期待的那样应声消亡。否则，“牛不喝水强按头”，只能换来一种“弱者的反抗”或反应激烈的群体事件。只有被民众的生活实践所信服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所接纳，关乎人文的国家政策才真正能够落地开花。
【注释】
[1]［法］马克·布洛赫著，余中先、张朋浩、车耳译：《法国农村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页。
[2]赵兴林主编：《守望文祖》，黄河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3]讲述人：冯业荣，69岁，陈家巷村民；讲述时间：2016年7月25日。
[4]赵兴林主编：《守望文祖》，黄河出版社2013年版，第245页。
[5]“侃子”或“坎子”，歇后语的异文，属于地域性民俗词汇概念。在文祖地区，群众公认“三德范的侃子下火车——拉也拉不完”。据说，西窑头附近有某位村民搜集了200多条关于描写三德范的侃子。
[6]讲述人：张福经，75岁，张家巷村民，长期任三德范村主要领导，主持了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至1998年末村庄的全面工作，退休后主编《三德范庄志》；讲述时间：2016年7月20日。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编：《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历史的回顾（简明注释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93页。
[8]王瑞芳：《成就与教训：学大寨运动中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载《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8期。
[9]讲述人：张福经，75岁，张家巷村民，长期担任三德范村主要领导，全面主持了20世纪60年代末至1998年末村庄的工作，退休后主编《三德范庄志》；讲述时间：2017年3月26日。
[10]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6页。
[11]［美］卡尔·A．魏特夫著，徐式谷、奚瑞森、邹如山等译，邹如山校订：《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在过去30年间，围绕“治水社会”“水利社会”的话题，学界的讨论颇多，如董晓萍、［法］蓝克利：《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中华书局2003年版；李祖德、陈啟能主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行龙：《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载《读书》2005年第8期；张俊峰：《超越村庄：“泉域社会”在中国研究中的意义》，载《学术研究》2013年第7期等。兹不一一赘述。
[12]张福经主编：《三德范庄志》，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13]张福经主编：《三德范庄志》，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
[14]据记载，1954年，在村内人口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全村粮食总产量76万公斤，每亩单产只有83．5公斤。张福经主编：《三德范庄志》，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
[15]讲述人：冯昭宝，57岁，西道巷村民，长期担任大队和联社干部；讲述时间：2016年6月20日。
[16]平心而论，因为多数村民的耕地或散于山顶、山腰，或在川洼沟谷，如村民张烈才的5亩土地就分散于42个地段。因此，冯昭宝一口气将土地全部承包出去的愿望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讲述人：冯昭宝，57岁，西道巷村民，长期担任大队和经济联合社干部；讲述时间：2016年6月20日。
[17]据2006年张福经根据村史档案主编的《三德范庄志》的统计，1949年，全村人口已有970户，3870人；至1956年，全村有994户，4257人；20世纪60年代中期，全村人口始突破5000人；20世纪70年代至1991年，人口猛增至6528人，为1949年以来的生育和人口高峰。随着计划生育国策的严格执行，三德范村的人数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91年的12‰降至2005年的－3‰，常住人口稳定在6500人左右并延续至今。村庄人口王姓最多，张姓次之。
[18]煤炭是章丘地区最主要的矿产，地质储量1．67亿吨，可开采储量0．43亿吨，年生产能力在2007年前后维持在200万吨左右，且开采方式是地下开采。从分布范围看，采煤区主要分布在章丘的中、西部地区。刘小平、赵有美：《章丘市采煤区地质环境问题及恢复治理》，载《山东国土资源》2011年第6期。
[19]刘小平、赵有美：《章丘市采煤区地质环境问题及恢复治理》，载《山东国土资源》2011年第6期。
[20]李光伟、韩帅：《地方环境与民众经济行为的双重变奏——以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山东章丘县为例》，载《古今农业》2010年第3期。
[21]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68—1872年在中国进行了地矿资源考察。在其1877年写作发表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中对当时章丘地区的煤炭生产情况给予了统计和描述。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9页。
[22]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23页。
[23]叶本正：《旧章丘的煤炭工》，见政协章丘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章丘煤矿史料（文史资料第六辑）》（内部发行），1989年，第156页。
[24]冯汝泰：《我亲历的袁家洼煤矿》，见政协章丘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章丘煤矿史料（文史资料第六辑）》（内部发行），1989年，第134～135页。
[25]叶本正：《旧章丘的煤炭工》，见政协章丘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章丘煤矿史料（文史资料第六辑）》（内部发行），1989年，第154页。
[26]段西凯、郭立志：《基于矿工群体人格特质的煤矿安全管理研究》，载《煤矿安全》2011年第8期。
[27]笔者在相邻的大寨、青野等村落的田野调查中也发现，在以追忆的方式对三德范村曾经的煤炭经济取得的家庭财富表示肯定和艳羡时，对这份工作流露出“只要糊住嘴，不当挖炭鬼”“埋了没死”“四块石头夹着一块肉”等不认可态度的乡民还大有人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煤炭开采工作的危险性和艰巨性。
[28]［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29]讲述人：冯兰贵，81岁，金家巷村民，曾长期下井作业；讲述时间：2016年6月20日。
[30]讲述人：冯昭宝，57岁，西道巷村民，长期担任大队和经济联合社干部；讲述时间：2016年6月25日。
[31]张育曾、刘敬之编：《山东政俗视察记》（上），山东印刷局1934年版，第10页。
[32]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9页。
[33]三德范管理区：《国家级传统村落“三德范”乡村自助游手册》，宣传印刷品。
[34]〔清〕杨学渊总编：《章丘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三年刻本。
[35]［英］麦嘉湖著，秦传安译：《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254页。
[36]张福经主编：《三德范庄志》，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37]根据张福经老人的统计，2003年10月23日（农历九月二十八，周四）集市上的摊位有334个，日成交额估测有8万余元。2016年的大部分时间则只有当时的1／2左右的摊位。据村民们反映，现在只有年节前后的巅峰时段才能达到以上规模。
[38]讲述人：张烈才，47岁，张家巷村民；讲述时间：2016年11月25日。
[39]赵兴林主编：《守望文祖》，黄河出版社2013年版，第321页。
[40]张福经主编：《三德范庄志》，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41]讲述人：张万蕴，68岁，张家巷村民；讲述时间：2015年12月5日。
[42]讲述人：宋广艺，68岁，辛庄巷村民；讲述时间：2016年11月25日。
[43]王加华：《被结构的时间：农事节律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
[44]当然也有差别，以三德范村所在的文祖街道为例，马家峪、黄露泉因为偏居大山深处，村落环境基本没变，黄露泉甚至在2016年年初才通生活用电。但从整个鲁中山区的普遍情况来看，这只是个别现象。
[45]访谈人：朱振华；访谈对象：张烈才，46岁；访谈时间：2015年9月27日；访谈地点：三德范。
[46]因为有相当数量的老人跟儿孙住在一起，所以这种随机性的入户与观察也基本能代表全村家庭内部的生活趣味和审美风格。
[47]张福经主编：《三德范庄志》，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495～500页。三德范村民单象厚、张烈民、李景兴、宋广艺等在田野访谈中给予笔者许多故事细节的补充或印证。
[48]访谈人：朱振华；访谈对象：张烈才，46岁；访谈时间：2015年9月27日；访谈地点：三德范。
[49]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总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50]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总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51]狄金华：《民间仪式与权力意志——华北米村丧葬仪式的变迁研究》，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52]访谈人：朱振华；访谈对象：王延训、刘成杰；访谈时间：2015年9月18日；访谈地点：三德范。
[53]高晓虹、万丽华：《山东章丘的丧葬风俗及其对先秦丧葬风俗的保留》，载《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第2期。
[54]除口述资料，本节还参考了《山东省志·民政志》、《山东省志·民俗志》、《大寨村志》（章丘区文祖街道）、《分水岭村志》（章丘区文祖街道）、《龙山镇志》（章丘区）、《三德范庄志》等地方志。
[55]到1978年底，山东省共建火化场127处，当年共化尸319283具，火化率达到69%。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民政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页。
[56]访谈人：朱振华；访谈对象：张烈民，65岁；访谈时间：2016年12月6日；访谈地点：三德范。
[57]访谈人：朱振华；访谈对象：张烈民，65岁；访谈时间：2016年12月6日；访谈地点：三德范。
[58]讲述人：冯昭宝，57岁，西道巷村民，长期担任大队和经济联合社干部；讲述时间：2016年6月25日。
[59]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民政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页。
[60]访谈人：朱振华；访谈对象：赵介平，66岁；访谈时间：2015年12月4日；访谈地点：三德范。
[61]访谈人：朱振华；访谈对象：张烈民，65岁；访谈时间：2016年12月6日；访谈地点：三德范。
[62]从更广的视野和范围来比较，同样以位处华北地区山西省的农村地区为例，多煤少水的自然条件塑造了这些乡村的普遍性——它们“人口数量较少，村庄规模也不大，且具有极严重的封闭性和落后性”。尽管同样存在类似的自然条件，这种田野发现就与我们在三德范村的观察截然不同。行龙：《“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见张江华、张佩国主编《区域文化与地方社会：“区域社会与文化类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