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结
历史证明，当村落潜行着一套自治机制的时候，国家也总是有意识地在观念和实践层面调适着与村落的关系。在国家逐渐形成较为固定的组织机构和科层化体系的同时，在历史惯性和礼俗逻辑之下的民间自治传统以一种静水流深的姿态潜伏在社会变革中。乡民们一方面全面接受各种现代化改造；另一方面，又以地缘、血缘或亲缘为基础，在现代化格局中延续了由传统力量构成的文化网络，而且一旦国家政策允许，由文化传统搭建起来的组织体系就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这也是三德范村年节扮玩能够在改革开放后复兴的社会基础。如前所述，其他各种文化力量搭建的村落组织文化还可以大致梳理出以下四种：
（一）国家基层政治组织。在法律或行政意义上，当代中国的政权组织止于乡、镇（或称街道办事处等）。在三德范村，管理区是基层政权文祖街道办事处的派驻机构。它是国家政治力量向基层乡土社会的延伸，又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国家制度的代言人，以及地方政策督导者的角色。在严格意义上，如果按照马克斯·韦伯那种“具备经营和机构特征的团体才能归纳为‘组织’（Verband）”[57]的界定，那么，在三德范村，只有合署办公的管理区、经济联社才符合韦伯式政治型、文化型组织的特点。但在现实生活中，科层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三德范管理区与其他地方的管理区不同，在政治运作层面发挥了直接管理的作用。原因在于，除了管理区体制内的合法性上级管理身份，一体化的经济联社每年还掌握了一定的财政收入。各项财政收入的财富分配机制，在乡村治理意义上村委会有重要的导向、控制作用。同时，在村落日常生活中，紧密相连的活动日益减少，松散的个人化的活动逐渐增多。所以日常生活更多是以族家，尤其是巷道的民俗传统来运作的，管理区对日益宽松的乡民生活更多是发挥宣传、引导、协调和服务的作用。不过，只要管理区认为必要，它可以自由地转换“无为”和“有为”的权力状态。除了村容整治、殡葬改革和卫生管理，管理区对三德范年节扮玩的全局性组织、运作就是重要的表现。村委会虽然在国家制度设计中是基层自治组织，但这种自治更像是代表国家权力机关的触角和神经末梢，在实际生活中仍然普遍缺乏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各类松散化的宗族组织。以三德范村张氏、王氏、冯氏和赵氏等家族势力为代表。从三德范村的具体情况分析，虽然张氏家族在村落政治传统和现实生活影响力方面似乎占有领先优势，但依据管理区领导的任命或更迭，很难概括村落真正的组织结构和权力分配问题。例如，三德范四个行政村村委会的权力结构在具体环境里就复杂得多。事实证明，在村落舞台，卡里斯玛型（charisma）人物的出现具有概率较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此，还必须根据具体家族和领袖人物的社会地位、家族财富、知识水平和交际手腕等进行综合判定。严格地说，在华北地区的绝大多数村落，宗族组织早就丧失了封建社会时期那种可以与地方政府颉颃的传统力量。除了修谱、续谱和祭祖活动等可以建立一种笼统的归属感和公共性，宗族关系更多的还是局限在各小支五服以内的范围。在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普通村民只能在家庭、通婚圈和有限的交往行为、民俗仪礼活动中寻找作为宗族的存在感和认同感。
（三）巷道及其礼俗组织。巷道在三德范村绝不仅仅意味着一个物理的居住空间，而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再组织化的社群形态，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家族势力弱化后的补充机制。费孝通曾指出，处于差序格局里的中国人，习惯在自己的圈子里进行自食其力的生活，只有在偶然和临时的非常态里才会感觉到伙伴的需要。这种“安全感”的获得，一般是通过血缘、地缘组织及其活动来实现的。于是，在式微的宗族面前，三德范村的巷道——这种本质上建立在地缘组织基础上的组织机制，成为村落在新时期塑造“部分之和”并组织集体行动的重要途径。因此，无论国家制度和政策如何变迁，每一个时代的地方基层政权都会主动接纳三德范村的巷道。从更加开放的视野来看，巷道更有利于从乡民主体性的视角观察、体会他们的所思所想与现实需求。这也正是我们将巷道称为一种民间自治传统，并在它们的基础上分析其运作机制的价值所在。
（四）各类小农经济组织。尽管经济、财富、市场等概念早已成为老百姓熟悉的时髦词汇，但三德范村的经济组织更多是以隐性、流动、松散的形式存在于村落的权力、文化网络中，它们一般对村落政治生活发挥不了重大作用。在三德范村，处于财富上游的村民参与集体活动的形式经常表现为两种：一是在修谱、续谱活动中以各种公司领导者身份出现的企业家圈子，他们常以全额注资或实际出资的形式承担公共活动的主要费用，此种形式在王氏、孙氏和张氏家族的修谱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同样，在年节扮玩活动之前，也常出现他们慷慨捐资的身影。但真正拥有巨额财富的村民多数已早早搬到城区居住，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与普通村民打交道。
此外，因为是城边村，三德范村民中还有许多以“包工头”“拉活的”形象出现的“掮客”。他们负责招引乡民从事进城务工活动，形成了一种现代中介组织。
在此基础上，三德范村的年节扮玩，不仅是一种充满了娱乐性、集体性的春节社火表演，更是建立在具体村落环境及其文化创造上的一种民间自治机制。进一步而言，在年节期间，构建在礼俗传统上的扮玩表演打通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最后一公里”。村民们凭借巷道的地缘关系，不但以广泛的个体参与实现了一个超级村落的联欢，而且这种“非常时期”的艺术表演恰恰植根于日常生活的礼俗传统中。由此，以年节扮玩为纽带，农民们传承并承担起参与村庄建设的社会责任，在某种意义上也更新、创造了一种具有中国本土文化气质的公共精神。
具体说来，首先，巷道是复合了人情、面子、族家以及建立在地缘、血缘基础上的再组织化单元。如果说巷道构成的村落组织形态是基于村内宗族功能弱化，为促进族际协作而创生的补充机制，那么春节扮玩则是整个村落大致为上述目的设置的公共传统与操演路径。同时，作为一种历久弥新的集体性表演活动，三德范村扮玩因其参与者之众和社会影响力之广，其组织传统、组织过程和组织机制都处处折射出国家在场的影子。因此，严格说来，我们无法把三德范村的年节扮玩简单地界定为一种“自组织”类型。因为在三德范村，以血缘、地缘关系等形式生发出来的组织系统并不足以通过单一力量促成整体性的集体行动。时至今日，管理区这个村落的“部分之和”才是真正协调好村落内部不同利益诉求，并利用合法性身份发挥政治组织优势，乃至最终动员起整个村落社区的主导性力量。与此同时，按照特有的村落礼俗逻辑，乡民们参与扮玩表演的实践越积极，他们就越具备参与村落事务的热情，而通过广泛的参与所积攒起来的富有娱乐性、人情味和整体感的文化心理又进一步为解决村落日常时段的公共事务提供了保障。就此而言，三德范年节扮玩既是一种艺术的表演、经济的较量、文化的竞争，同样更是一种民间自治意义上的乡土政治运作与操演。
【注释】
[1]杨懋春著，张雄、沈炜、秦美珠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
[2]［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3]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1923—1928》，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7页。
[4]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470页。
[5]林伯原：《清代民间宗教秘密结社与武术的传播》，载《体育文史》1992年第3期。
[6]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532页。
[7]访谈人：朱振华；访谈对象：宋广艺，68岁；访谈时间：2016年11月28日；访谈地点：三德范。
[8]根据这个原则，笔者接下来以三德范村为核心讨论的“乡规民约”所认同的概念界定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董建辉：《“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需要强调的是，国内学者对“乡规民约”性质的争论主要在其是不是“民间法”。从人类学或社会学角度入手的学者，为了更好地做出文化“意义”上的解释，一般不对“乡规民约”是不是“民间法”进行争论。但法学界部分学者反对将它所代表的各类民间规范纳入“民间法”的范畴。不过，将“乡规民约”理解为一种习惯法或不成文法是两种观点基本认同的。曾宪义、马小红：《中国传统法的“一统性”与“多层次”之分析——兼论中国传统法研究中应慎重使用“民间法”一词》，载《法学家》2004年第1期。
[9]除清宣统元年（1909）的《锦屏山主公议禁止山林条约》名称在原碑明确镌刻，本书所述其他碑文通常并无名称。现列碑名由笔者按正文起首所刻文字酌加，且以碑铭正文前几字为命名标准，特此说明。
[10]梁治平：《习惯法、社会与国家》，载《读书》1996年第9期。
[11]“在前革命时代的中国，一个普通的农民几乎不与官府打交道，这一点广为人知，并且也是不争的事实。除非卷入诉讼和刑事案件，否则他从不会踏入县衙门半步。而县官是正规官僚系统里最低级的官员，是亲民之官，督临着数百个村庄和平均250，000的人口。”［美］李怀印著，岁有生、王士皓译：《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页。
[12]［美］李怀印：《晚清及民国时期华北村庄中的乡地制——以河北获鹿县为例》，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13]张明新：《从乡规民约到村民自治章程——乡规民约的嬗变》，载《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14]周家明、刘祖云：《传统乡规民约何以可能——兼论乡规民约治理的条件》，载《民俗研究》2013年第5期。
[15]宋小伟、楚成亚：《村庄内生秩序、国家行政嵌入与乡村秩序重建》，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3期。
[16]中共文祖公社委员会：《关于转发宁家埠公社宁三大队〈乡规民约〉的通知》，1982年3月26日。三德范档案馆藏。
[17]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民政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5页。
[18]根据国务院参事室国学中心、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及山东省民俗学会共同主办的“田野中国·乡规民约与乡土社区建设论坛”现场录音整理资料，内容已经本人审阅。
[19]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实行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大力提倡晚婚晚育。
[20]高清海主编：《精神文明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页。
[21]访谈人：朱振华；访谈对象：冯兰贵，80岁；访谈时间：2015年3月15日；访谈地点：三德范。
[22]作者在笔记本的页脚自注：“乙未年是1955年初级农业合作社，甲子年是1984年体制改革，取消大队。”
[23]张福钧：《工作日记（1956—1985）》，章丘区文祖街道三德范档案馆藏。
[24]张福经主编：《三德范庄志》，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25]管理区的前身是办事处。除了名称，两者的功能、性质和组成人员在更名前后没有任何变动。三德范村的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习惯称之为联社或办事处，至今尚未习惯称其新名称管理区。
[26]讲述人：李执华，57岁，文祖村村民，三德范管理区派驻干部；讲述时间：2016年9月15日。
[27]讲述人：李景兴，71岁，张家巷村民，扮玩“领头的”；讲述时间：2016年6月20日。
[28]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88～397页。
[29]“从理想类型上看，传统村落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自我提供公共产品，自我生产帮扶体系，自我满足消费欲望，自我维持内部秩序。这是由相应的内外支持结构决定的：从内部看，村落的自然条件与空间分布、熟人社会的特质、交换圈的客观存在、资源总量限制与模糊化利益、民间信仰体系都是至关重要的原因；从外部看，‘编户齐民’的限度、‘皇权不下县’与乡绅的非正式治理、政府的重农导向与休养生息的理念、村落与国家共享一套文化符号，是非常关键的外部因素。”刘伟：《论村落自主性的形成机制与演变逻辑》，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30]此类田野调查有陈佩华（Anita Chan，1984）的陈村、黄树民的林村（2002）、阎云翔的下岬村（2000）、张乐天的联民村（1998）、毛丹的尖山下村（2000）、于建嵘的岳村（2001）、张士闪的西小章村（2005）等，他们都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关注并证明了传统村落治理模式走向衰落的事实。
[31]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32]岳永逸：《传统的动力学：娃娃亲的现代化生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33]柬是一种文书，需要请有文化的人书写，一般男方需要在帖子上写“敬恳婚盟，仰企金诺”。女方要在回帖上写“谨遵婚命，遥达鸿章”。访谈人：龙圣、罗瑞霞、吴艳笑、李西香；访谈对象：赵凤贤、赵世英；访谈时间：2015年12月4日、5日；访谈地点：三德范。
[34]访谈人：朱振华；访谈对象：王传栋，66岁；访谈时间：2015年12月4日；访谈地点：三德范。
[35]在三德范村，现在男方“送箱子”（彩礼）的价格一般是40000元上下，常见的是38000元，取“三家一起发”的谐音。女方“装箱子”（嫁妆）的钱则在50000元上下。常见的是女方收到男方的彩礼后，自家另外添加一万元左右，这样在男方彩礼的基础上，以一种比较体面的方式返还为嫁妆。嫁妆不一定全部是现金，女方也会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前提下，以现金的1／4或1／3购买家具、家电，甚至是小轿车等，以在结婚当天作为嫁妆。但总的原则是立足男方彩礼的基础，并且以适当叠加货币和物质财富的形式返还，以维护女方的“面子”。
[36]讲述人：张烈才，47岁，张家巷村民；讲述时间：2016年11月29日。
[37]《张氏族谱》1930年第四次修订时出现了三德范村最早的村名“三
坂”字样。
[38]宋继东修：《宋氏家谱》，三德范支系入宗谱之卷六，第94页。
[39]常建华：《清史十二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页。
[40]［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4页。
[41]三德范村的亲属称谓体系与付来友博士在三德范村南的大寨村做的专题调查相近。详阅付来友、王丽霞：《宗族的裂变与合并——一个山东村庄的个案考察》，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42]讲述人：李执华，文祖村村民，三德范管理区派驻干部；讲述时间：2016年6月20日。
[43]村内现存有张、赵、齐、孙、单、李、牛等8家族谱。
[44]王沪宁：《中国的村落家族文化：状况与前景》，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年第1期。
[45]另外两支张氏，一支从邻近的鹁鸽崖迁来，至今已历六世，共五户十八口人，居西道巷。另一支张姓从文祖迁来，至今已历四世，共三户十口人，居金家巷。
[46]张江则是老书记张福经的嫡子，46岁，大学学历，现为联社和管理区的主要负责人。
[47]讲述人：赵介平，67岁，辛庄巷村民，退休教师，扮玩“领头的”；讲述时间：2016年4月20日。
[48]讲述人：冯昭宝，57岁，西道巷村民，长期担任经济联社干部；讲述时间：2016年6月25日。
[49]例如，张家巷确实张姓最多，金家巷却没有一户金家人了。东道巷、西道巷、东沟巷等因为处于古代交通必经之路的分叉口或老村的泄洪沟畔而得名。
[50]张福经主编：《三德范庄志》，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51]［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2～93页。
[52]李正东：《河村水会：日常生活、集体行动与生存文化：1978—1987》，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
[53]张福经主编：《三德范庄志》，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54]讲述人：赵介平，67岁，辛庄巷村民，退休教师，扮玩“领头的”；讲述时间：2016年4月20日。
[55]讲述人：冯昭宝，57岁，西道巷村民，长期担任经济联社干部；讲述时间：2016年6月20日。
[56]讲述人：冯昭宝，57岁，西道巷村民，长期担任经济联社干部；讲述时间：2016年6月20日。
[57]［德］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