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官”：官民互动的仪式变迁

春节期间的三德范村总能呈现出这样一幅生活景观：青壮年正月初八九就要恋恋不舍却又义无反顾地进城务工。妇女们扭捏地接替了男人的角色，舞起龙灯——这可曾是旧时的禁忌；各条胡同组织人员也是殚精竭虑，努力动员，因为凑不起人来就要被群众和管理区领导“瞧不起”；部分村干部则像影视舞台的监制、导演、制片人一样督导整个活动的制作流程，同时还要灵活应对新闻媒体的采访和区、乡镇领导的视察。就这样，国家与地方以一种文化实践的形式在非常时段里展开交流和互动，村民个体的归属感和对村落的认同感也在此得以生成、凝聚。如此，三德范村春节扮玩的组织与运作绝不是一种简单的以释放情感为特征的集体表演和文艺联欢。建立在村落内部自治机制上的扮玩，实质上是村民个体情感与村落集体意志的有机结合，又是体现乡民在国家治理的政治框架内涵化某种结构性紧张的礼俗智慧。

可以说，作为一种在村落语境中具有互惠和公益色彩的集体表演活动，首先，是巷道内部运作起一套将金钱、威望和日常生活高度整合在一起的组织体系。每条巷道都立足自身优势，并利用巷道内部已有的人力、物力资源以及所有组织者个人能够调动的人情、面子、关系去积攒未来几天同其他巷道斗艺竞技的资本。这种运作机制超越了日常生活中如红白公事一类的局部现象，具有了主动性、公共性和低成本、高效能的特征。既然每条巷道都是如此，那么整个村落就以艺术表演的形式凝聚了从个体到族家，从族家到巷道，从巷道再到村落的文化认同。同时，各条巷道虽有差异但又区别不大的组织成本又让扮玩获得舆论好评充满了可能，这就让“作为整体之部分”的巷道到处洋溢着乐观与活力。因此，扮玩活动的组织过程实际勾连着一套源自民间自治传统的礼俗逻辑和公共机制。此时，以管理区存在的国家治理组织以“国家经纪人”的身份对活动的实际运作发挥着协调、引导功能；以“群众自治组织”存在的村委会则主要是以“观察员”或“赞助者”的身份因势利导。在每条巷道内部，更多的是全体居民直接地、充分地介入“自组织”酝酿、筹备、决策的过程。在大众普遍参与的氛围中，巷道内部首先形成了一种“人人有责”或“家（巷）国（村）一体”的情怀，进而每位参与者又为整个村落即将迎来的会演活动产生了带有紧张感的情绪积累与集体期待。

实际上，扮玩的组织过程既是一个关系协调的过程，又是一个经济运作的过程，还是一个政治博弈的过程——不同生活主体的自主参与总会充满了随意性或不一致性。在扮玩演出前后以及整个过程中，上述这种由无数个乡民个体参谋、参与或参加的带有强烈的自发性特征的集体行动绝不是在一团混沌的状态下各自为政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与今天研究者们无法直观的那种隐藏在人际关系里的“逻辑”“机制”或“传统”不同，三德范村扮玩是以极富象征性意义的仪式——“报官”作为制度保障的。直到今天，每年在筹备扮玩活动前，村落内部仍要围绕“今年要不要‘报官’”以及“选谁当官”的问题引发一场认真的讨论。不过，这些总能引起村民们热情或淡漠的讨论，往往无疾而终。因此，即使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时域为坐标，春节扮玩活动里曾经最具象征意义的“报官”仪式，其复兴、衰落和重振也非常集中而微妙地反映了国家与地方在民间自治传统问题上的复杂关系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