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小景：缠足的文化地理与地缘政治

在一种特殊的文化心态中，晚清妇女的小脚被视为中国在全球文明竞争中失败的标志，而在此之前，妇女的足制其实一直是帝国内部不同地方文化与地缘政治的竞争焦点。

比如清初特立独行的著名作家李渔，就曾在他的小品集《闲情偶记》里用一种不容置喙的权威语气评点缠足之翘楚：“予遍游四方，见足之最小而无累，与最小而得用者，莫过于秦之兰州、晋之大同。”[74]而他极力推崇的大同小脚，的确名不虚传。直到清朝结束的前夕，尽管在沿海口岸城市里，缠足已经尽失风光，但山西大同这个西北城市，依然保有数百年来被奉为缠足圣地的荣耀。该地每年春秋两季庙会时节举行的“晾脚会”最为典型。每年农历六月初六这里的妇女都坐在家门口，伸出小脚来供过往行人观赏品评，脚最小、绣鞋最精致的女性得到的好评最多，也最能博得男性的欢心。当地有些歌谣生动地描写了男子挑选对象以脚小作为重要条件：“看我腿，是好腿，红绸裤子绿穗穗，看我脚，是好脚，梅花高底菜碟搁。”以“还珠楼主”的笔名著称的通俗小说作家李寿民（1902—1961）曾如此记述：

晋北以前民间盛行缠足。大同一带，每届八月，有晾脚会之设，于广场空地间，置长木板凳，层叠如阶梯。妇女千百坐其上，裙下双钩，任人品评。良家闺秀，亦多入者。其履间缀明珠，制以罗绣，瘦小不盈一掬，穷极工巧。狂荡之登徒子，乘时活动，伤风败俗之事，数见不鲜。[75](https://www.daowen.com)

晾脚会的盛况与风光，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民俗现实，而且具有“风人”之熏沐化刺作用，只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一份上海小报的猎奇笔调下，这一作用出乎意料地构成了某种反讽：有个官员本来憎恶小脚，年轻时还曾于家乡发起反缠足的团体，后来他被派驻大同，参观过赛脚会之后，竟然迷上了小脚，而且还纳了一名大同当地的缠足女子为妾[76]。在类似的描述中，缠足圣地大同，乃是一个原始奔放、春情荡漾的地方。对于20世纪初居住在通商口岸城市的李寿民来说，这片西北内陆充满了异国情调，它所提供的“伤风败俗”的口实，隐隐透露他所持的全球化的比较视野，显然这个道德评语与上海传教士们在反缠足宣传中的戒淫教谕有关，以至于他好像是从“西方”视角来观看作为“他者”的大同的。与此同时，颇为矛盾的是，他的笔调中饱含着的怀旧情绪，又散发出一种十分“中国”的文化本位气息，毫无疑问，他怀念这个蕴含在大同小脚中的“中国”。

处于西北内陆、相对闭塞和落后的城市大同，与处于中国现代化最前沿的城市上海之间的文化落差，十分微妙地通过缠足的坚持与废除体现出来。当反缠足运动最先也最彻底地在上海展开时，大同则显示出与它文化地位相一致的冥顽不化。事实上，西北与江南在地理位置上的对峙，一直同构于清帝国不均衡的文化版图。与李渔对大同小脚的揣摩不同，学者、诗人兼李渔好友的余怀（1616—1696）则非常注意江南仕女的时髦鞋式，诸如苏州一带所流行的高底款式，“有以异香为底，围以精绫者；有凿花玲珑，囊以香麝，行步霏霏，印香在地者”，“前古未闻，于今独绝”[77]。在修辞上，余怀称这些充满奇思妙想、精致得不可思议的新款式为“服妖”[78]，意思是昭示着世风颓坏的奇装异服。然而，从他的语气中我们感觉到的并非道德上的非难，相反，他对自身浸淫其中的江南文化（特别是由发达的地区经济和手工业所支持的优雅品味）怀着一种与有荣焉的骄傲。曾经笙歌处处、脂粉腻流的秦淮河，不仅是“欲界之仙都，生平之乐国”，更是“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的“金陵佳丽地”[79]。如果说大同名妓的小脚直接诉诸感官，那么江南名妓则因为有华丽足服与风流才子的双重衬托而显得倍增艳冶。强调这一点并非要在两者之间简单地分出高下，而是提请注意此一情欲叙事所隐含的文化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