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寓言：当“大同小脚”与“江南才子”相遇
我们不妨来看看清初宦游文人汪景祺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在这个游记文本中，上述隐含的文化想象呈现得更加丰富和曲折。作者汪景祺（1672—1726），康熙五十三年举人，雍正初年曾经随权倾一时的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西征，此书即由其西征途中的见闻杂记构成。年羹尧获罪时，这本小册子从他的内室书房中被查抄出来，因为其内容有对先帝康熙的不敬，惹恼了雍正皇帝，汪景祺遂以文字狱下罪，他所受到的惩罚相当严厉，不仅其本人被斩首示众，妻、子被发配边疆为奴，甚至连兄弟侄辈都统统被革除了功名，永不录用。这本被雍正御批为“悖谬狂至于此极”的罪书一直被封存于故宫，清代未有刊本，现在能看到的版本是上海书店于1984年依据1936年故宫博物院铅印本影印的。应该说，汪景祺颇有些冤枉，这本书与其说是在煽动叛乱，不如说是在摆弄香艳。书中的35则短文，有诗文、笔记和信札，内容则包罗高官轶事、人物品评、西北风土、旅途见闻和道听途说的怪力乱神，笔调多涉猥亵，品味也很不入流。就在这样一本小册子当中，我们竟然可以读到两篇描写大同女子的文字，它们生动含情，语气真挚，别有可观之处。
其一是《步光小传》，专为一个名叫“步光”的女子所作。这个女子是汪景祺途经侯马驿歇脚、百无聊赖时，客店老板向他推荐的大同名妓。汪景祺坦言自认“素好狭邪之游”，因在1721年生了一场大病，遂“不复为之”。但“客途寂寞”，他最终放任自己狎妓，“借此以解羁愁”。步光在店老板的转述中与众不同：“色冠一时，善骑射，能为新声，第其人好酒悲，固奇女子也。”步光身上混合着纤弱、美艳与悲歌慷慨之刚健的气质，勾起了汪景祺的强烈好奇心，“急呼之入”。
步光一出场，就以“如姑射山神人”的绰约丰姿征服了汪，但步光神色高傲，似乎不把汪放在眼里。于是汪景祺语带讥讽地说：“卿既失风尘，宜少贬气节，往来皆俗子也，不徒自苦乎？”不料步光不恼反笑，说：“君似知我者。”步光的风采以展示百步穿杨的箭术开始，接着她弹奏琵琶，唱了一首自作的闺怨歌曲，并告诉汪景祺，她曾经与一位江南才子热恋，但那人进士及第后变心背叛了她。汪景祺心中百感交集，与步光挑灯夜谈直至天明，方才怅然道别。相比较于李渔描述的大同名妓，步光的不同之处在于，汪景祺丝毫没有提到她的脚。这并不是说汪氏这样的好色之徒对缠足不感兴趣，恰恰相反，其《读书堂西征随笔》当中，有《妇人缠足》、《妇人袜》两篇兴致颇高的考据文章。能够接受的解释是，步光身上有着比小脚更牵动人心的东西吸引住了汪景祺：她的形象所体现的，是长久以来遭受“江南”压抑的北方“他者”（otherness）。
汪景祺为浙江钱塘人。出生江南的他，一开始就被步光不同于南方女子的花木兰式的英武之美所震摄。步光对于南北的文化差异，同样深有所感。她所唱的曲子，曲调为《正宫调》里的《叨叨令》，她生怕汪听不惯这种语音铿锵的北方曲调，歉然地说：“顷所歌者，乃北鄙之音，幸勿见笑。”对自己的北方出身感到不好意思，解释说自己本乃名将之后，父亲死于滇南任上，生母也病亡，嫡母把她带回大同并卖给娼家。在多年的乐籍生涯中，她遇到一位本以为可以托付终身的风流儒雅之士，这位“江南进士某郎”当年北上候选补官，饥寒交迫中邂逅步光，步光不仅收留了他，还许以终身。一年后，他必须远赴京城应选，可是“贫不能行”。步光倾其所有给予资助，不料别后却杳无音讯。后来，步光打听到心上人已经任职河南某县令，便请人递信重续鸳盟，但却遭到某郎以“自惜名节”为由、道貌岸然的冷酷回绝。步光的悲哀情事里，有着很多流行的才子佳人故事的元素，包括书生落魄、美人（妓女）相救、私定终身、始乱终弃等等，其中脱籍从良之梦破灭则是以妓女为主人公的小说戏曲中最常见的情节。然而，步光故事的特殊之处在于“大同”与“江南”的差异所注定的情感命运。
面对汪景祺这位江南文人兼官员的出现，步光一开始神气态度的高傲与后来泣诉时的幽怨所形成的反差透露出一种信息，即她试图拒绝回忆“江南”所引起的伤心往事并筑起一道外表和心理的防线，但最终她放弃了抵抗。而对于汪来说，“大同”与“江南”的差异同构地反映在“外省”与“京城”不平等的地缘政治上，以及“举人”与“赐进士”不平等的官场地位上，这也就难怪他在同情步光的同时，言辞激烈地表达着对于“赐进士”的不屑：
呜呼！某郎一措大耳，步光所赠金帛，皆从床席中得来，乃以此得官，以此赴任，以此赡其父母、妻子，以此别纳宠姬二人，而终弃旧盟，竟不一顾，我不知其是何心肝也，某郎不欲言其姓名，盖居然赐进士出身者，可胜慨哉！[80]
这种差异及其文化意味，在汪景祺的另一段艳遇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这段艳遇被汪景祺记录在《遇红石村三女》中。
当汪景祺离开侯马，来到闻喜县附近的大水头村时，因为疝气发作，“僵卧不能起”，于是命令车马行李先行，只留一名贴身仆人侍候。稍事休息后，主仆二人骑马追赶车队，却忽遇沙尘暴而迷途。此时汪复又发病，于是就近到一个名曰“红石村”的小村落寻人家休息。他推开一扇半掩的院门，见到正房屋内有三名女子。她们看见陌生男子闯入纷纷避退，紧张地质问：“客为何者？”这时一家之主现身，这是个七十开外的李姓老人，他仔细审视了汪之后说道：“南方官人也！”尽管汪景祺进门后一言未发，老人还是一眼就辨识出他不同寻常的身份，并立即招呼三名女子扶持汪下马、带他走入内室休息。汪的仆人用“吴语”跟他耳语道：“此非冶坊滨、度生桥也；良家丽人，主人宜慎言词，恐西人村野。”说完把随身携带的福建名产武夷茶留下，出门寻找失散的行李车马。
这名仆人颇为机警，他既了解主人好色的毛病，不得不提醒汪景祺在这个陌生的西北野蛮之地谨言慎行，不要打这三个美貌村姑的主意。仆人对主人的体贴入微还从留下茶叶的细节上体现出来，杭州人对茶叶的挑剔是出了名的，用北方坚硬粗糙的茶饼来烧茶，很可能不合主人的口味。尽管这名仆人在整个故事中的正面出场仅此一回，却传达了一些重要的信息：他敏锐地意识到他们主仆与当地人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加大了他对陌生北方的紧张感，并认为应该提高警惕和保持适当距离。
汪景祺病势略定，逐渐清醒，于是开始细看三个女子：年长者，手中抱一个小婴儿，“眉目如画”；较年轻者即“玉娃”，二十出头；最年轻者，不过十六七岁，尤为妖冶，唤作“小云娃”。“三女子之双弯，皆不满三寸”，这让汪大为愉悦。他称那位年长者为“李嫂”。据她说，玉娃是她的儿媳，小云娃是她的女儿。李嫂命二女“服侍官人”，她们开始为他按摩痛处，还为他擦去汗水。在交谈中，李嫂介绍了此地一个奇特的现象：“村中生男必丑，生女必妍”，而且“此地男子无一人不蠢”。她的丈夫、儿子和女婿都相貌奇丑，连他们的妻子看了都受不了。汪景祺趁机挑逗玉娃道：“小娘子既不乐与之为伴，遥遥长夜不难为情乎？”玉娃回答道：(https://www.daowen.com)
吾姑常言南方人温柔可爱，闻其声音，见其笑貌，即令人不忍舍。吾与小姑无由见南方人，但同小姑常祷于天，来世愿生南方。今日得见官人，始知吾姑之言不谬！[81]
这个村姑语出惊人，竟如此直白地表示对于南方人的好感，而且这好感几乎直指身体（背后的文化）指标。玉娃对南方男人的渴望并非出于对汪的一见钟情，而是与其姑（李嫂）对“南方人”的念念不忘有关。原来李嫂年轻时曾遇到过一个南方人“沈生”，他也和汪景祺一样，因为迷路到这家投宿，与李嫂相谈甚欢，情深意切，当晚就把李嫂的丈夫灌醉，待人定夜静之时来敲李嫂的房门。年轻的李嫂禁不住诱惑，起身开门，然而，当她看见门外星光灿烂，蓦然清醒，“大悔而止”。她常常跟女儿、儿媳说起此事，提醒她们“以此为戒，否则丧名节矣”。虽然如此恪守大义，但李嫂“言此事已二十余年，犹念沈生不置”。
听到这则轶事的汪景祺十分诧异，不明白李嫂既然“与沈生无交”，为何如此念念不忘。玉娃则凛然答道：“何必有交耶？即如官人，我辈亦不能忘情。”汪景祺得到这样的青睐，喜不自禁，于是趁李嫂出去招待找到车马而返回的仆人，他开始调戏二女，这段“拥双艳”的调情段落，虽然场面有些不堪，但始终处在一种轻松愉悦而趣味盎然的语言氛围中，尤其两位娇娃的俏皮话，大大缓解了攻防双方的道德压力，也有效转移了汪景祺愈燃愈烈的欲火，使这桩风流艳史获得了一个适当的发展节奏。这时，李嫂进屋告诫汪景祺，说天色已晚，此地并非客店不便住宿，敦促他赶快离开上路。不知出于有意还是无意，玉娃随后出去和李嫂一同张罗续接茶饮，把小云娃单独留下与汪共处一室。意识到很快要与这位南方人分别，小云娃呜咽失声：“官人此别，料不能再见矣。一面亦是夙缘，幸常以小云娃为念，庶可结再生缘。”玉娃这时候进来打断了他们的依依别情，叉开话题，另道隐情。原来她们一家人都是马贼。村中共9名女子，李家居其三，因红石村贫困难以谋生，有人劝她们卖笑，但她们相约誓不为之。她们决定女扮男装，拦路打劫。不过出于对南方人的特殊好感，她们从不对南方人下手。然而，她们家的男人未必有同样的仁慈，所以玉娃劝他快走。
汪景祺感到十分害怕，但还舍不得离开两位娇娃。这时李嫂出现，厉色曰：“汝以渠二人为妩媚乎？皆杀人不眨眼女子也！脱与之有染，渠岂能忘情？或从中途劫取以归，汝自度能拒之否？”听到这样的话，汪景祺大梦方醒，不禁惊出一身冷汗。他连夜驱车赶到下一处驿所，他郑重其事地自我反省道：“温柔乃戎马之邦，脂粉出风流之阵，杀机渐动，祸且随之”，幸亏红石村三女“皆发乎情止乎义，以礼自守”，才使他免于陷入“风流杀阵”[82]。
这段反省突出了红石村作为汪景祺这一江南文人之“地域他者”的凶险性。他在另一则笔记《忆途中所见》里描绘：“途间所见良家女子，骑骏马，金勒花鞯，以轻纱蔽面，大约足无至三寸者，面亦无施粉者，其颜色，其肢体，其风格，其态度，其笑貌，其神情，非复人间妖冶。”然而这些西北美人妖冶的外表之下，却潜藏着致命的危险：在一套“房中术/御女术”的传统词汇里，女性的身体与性诱惑，是伤害男人元气的祸首，自从汪景祺遇见如“姑射山神人”一般的名妓步光开始，他的情欲想象就一直沿着两个自相矛盾的方向展开：大同小脚所引起的情欲诱惑，与它对男性的生命威胁紧紧纠结在一起；而“西北”作为一个被“江南”轻蔑的文化低劣者，却又化身为一具好勇斗狠的、野蛮而强壮的身体——甚至女性也成为杀人不眨眼的“胭脂贼”——威胁着隐藏在汪景祺那衰老疲弱身体里的“江南”。在这里，汪景祺似乎无意中预言了晚清与西方之间民族主义的身体叙事模式。
另一方面，在一个武侠/志怪的文学传统里，当武艺高强的神奇女子既美艳动人，又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时，她所引起的读者反应是最强烈的，她同时挑起男性的情欲冲动和死亡恐惧，爱欲与死亡的浓墨重彩构成了汪景祺称之为“恍若南柯一梦”的西北梦幻的底色。在这个奇异的情境中，与汪景祺对大同女子肉体和肌肤的欲念形成鲜明对比的，乃是红石村三女以一种空幻想象的色彩，反复堆砌其对“南方”的无限浪漫憧憬。李嫂对沈生的想念、玉娃和小云娃对“官人音容”的陶醉，使得南方男人的肉身性变得模糊，变成了某种幻想的媒介，引领西北女人神游一个她们从未有幸到过和见过的地方——江南。这个地方不仅意味着她们梦寐以求的富裕生活，更意味着一种精致的文化。这种文化的主人绝然不同于贫贱野蛮的西北男人，而是风雅迷人、身份高贵的“南方官人”。在此，“大同小脚”使得江南文人与北方女子之间消弭了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紧张感，形成了一种“惺惺相惜”的关系：一个溺惑北方“娇莲”，一个渴慕南方“佳藕（偶）”，他们存在着彼此唤起欲望的互动关系，女性不是纯然被动的可欲对象，而是有着积极主动的欲望，只不过其欲望的对象与其说是男性的肉身，不如说是江南的财富与文化[83]。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男性占据核心地位的欲望框架里，北方女人那迷人的小脚令江南所占据的文化优势发生了某种逆转，以至于在领略了大同小脚之胜的汪景祺看来，“弓小”[84]的江南缠足，简直一无是处，他用一种北方人惯用的语气鄙薄江南的缠足形状，嗤其为“鹅头脚”[85]。
在文人汪景祺的视阈里，“大同小脚”相对于“江南弓足”而言是一个足够遥远和陌生的欲望对象，同时也是异质性的文化标识。如果说，近视欧洲的文化优越身份几乎完全是在行游的时空转移之下得到确认的，那么，以此视角检视中国历史上的文人的行游，也会得到相似的结论。例如，不计其数的文人墨客留下的宦游日记、出使日记，均有对异域蛮荒之地的铺张叙述。借由这些独特的轶事，核心文化（汉文化）的优势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强化。当主体性身份在行游中获得增进时，行游者由一个男性的角色担当，男性作为自由和权力经验的本质凸现出来，于是往往其文本呈现出“性别化建构”的特征：男性作为经验主体，总是对那些文化不发达的地区发生色情化的想象和兴趣，通过一系列差异比较提升自己的文化优越身份，以此发动“性欲”，对蛮荒“施暴”[86]。
总之，正如18到19世纪中期的欧洲对东方器物的狂热迷恋：亚洲相对于欧洲就等同于“异国情调的”“含蓄的”“深奥的”“精深艺术的”，蛮荒的西北与文明烂熟的江南，也形成了类似的权力结构，前者充当了后者的“集体白日梦”。正如列维·施特劳斯所说，大脑需要秩序，而秩序是通过区分每一事物并为其分配特定的角色来实现的。对于历史上的很多事物，人们赋予其特定的角色和意义，而只有当这些“赋予”实践之后，事物才“客观存在”。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汪景祺所遇到的“大同小脚”或西北“胭脂贼”，在这一抽象的意义上，属于一种文化/权力创造物，一种帝国内部、南北文化落差之间“类东方化”的文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