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际/语际的缠足：现代文明的“脚步”
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清末。此一时期，中国被迫睁开眼睛，直面与西方的“文明差距”。这个议题是当时层出不穷的“政治小说”最热衷的主题之一，而其中一部小说《黄绣球》[87]就大胆地把这个议题诉诸缠足。小说作者就是前面曾经提到过的汤颐琐。这部长篇章回小说共分三十回，前二十六回于1905年在《新小说》杂志上连载，到1907年出版单行本时才将最后四回出全[88]。《新小说》由梁启超于1902年在日本横滨创刊，是中国最早的文艺专刊杂志，极具影响力。《黄绣球》借由这一著名的发表平台，位列晚清最重要的小说文本之一。
《黄绣球》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为“自由村”的虚构村庄。“那村中聚族而居，人口比别的村庄多上几倍，却推姓黄的族分最大，村前村后，分枝布叶，大都是黄氏子孙。合村之中，物产丰盈，田地广阔，所出的人，不论男女，也都文文秀秀，因此享惯现成的福，极怕多事，一向与外村人不通往来。外村人羡慕他村上富饶，妒忌他村上安逸，晓得他一村人的脾气，就渐渐想出法子来联络，又渐渐拿起手段来欺侮，弄得自由村全无一点自由乐趣。”[89]小说开篇的这段隐喻性质的描写，令读者很容易猜出这个村庄指的就是晚清中国，作者对当时中国与西方各国关系的认识，虽然仍然有“中国中心主义”的倾向，但也透露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变革的渴望。书中的主人公是夫妻二人，丈夫黄通理是位开明士绅，一心想着要改革村中的风俗习惯与政治局面；妻子黄秀秋，率先解开了自己的缠脚布，然后劝服黄通理改革先从开办女子学堂开始。他们二人齐心协力，与贪官污吏、迂腐的地方势力以及从中作梗耍奸的族兄“黄祸”斗争周旋，最后，他们的女校成功创办，并且把典范效应传播到邻村，还在村民会议中说服众人独立自治并成立武装。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全球意识”，主人公拿着书房里的一个地球仪启蒙妻子：“你看这地球仪上，画的五洲形势，其中经纬度数，面积方里，盛衰沿革，野蛮文明，许多有学问的专门名家都考究不尽……地球上的地理学，是先从自己的知识扩充，由自己所住一乡一里的知识，扩而至于外乡外里；由外乡外里的知识，又扩而至于我的国度；由我的国度，扩而至于别的国度，然后能就全地球的事，考究得失，做他出来。”这番议论激起了妻子秀秋的雄心壮志，她立志“把个村子做得同锦绣一般，叫那光彩激射出去，照到地球上，晓得我这村子，虽然是万万分的一分子，非同小可。日后地球上各处的地方，都要来学我的锦绣花样。我就把各式花样给与他们，绣成一个全地球。那时我就不叫‘秀秋’，叫‘绣球’了”。后来，为了纪念夫妻之间这场具有深远意义的启蒙式谈话和黄秀秋的宏远理想——“自由村”重现繁荣和自由并成为“全地球”的一个“基本花样”，她改名为“绣球”。之后故事虽然围绕女主人公对“解放缠足”的要求及她积极办女学而展开，但小说读起来多少有些变味儿。它并不像主题所喻示的那样积极乐观，相反，小说弥漫着一种复杂深切的情绪，那就是晚清在“万国”中的堪忧位置与充当全球“基本花样”（文明领袖）这样一个高远理想——它甚至不能算是“理想”，因为它曾经在汉唐那样的全盛帝国时期实现过——之间的巨大差距，那就是以“救亡图存”为核心的民族主义与同样强烈的普遍主义理想之间的紧张关系。
由于有关汤颐琐的资料不多，我们很难判断小说中的黄通理是否以汤颐琐本人为原型，但这部小说把（在思想和行动上）“解放的妇女”置于叙事视点的核心位置，透过她的眼睛来看待一个值得期待并可以用放开了的双足去丈量的广阔世界，以及与之对应的全新知识领域，以此来表达作者汤颐琐的全球意识。
在这位转型期的知识分子眼中，巨型而抽象的“地球”概念，被浓缩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地球仪，放在小说主人公黄通理的书房案头。黄通理告诉他的妻子，地球上住着五色人种，但只有黄、白两种是主要种族，而最令人关注与揪心的就是这两大种族的生存竞争。这个地球仪同时调动了两种相互关联的情感：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至少从徐继畲的《瀛环志略》（1850）出版以来，地球仪的形象就已经与西方知识联系在一起了。关于地球的图绘则在20世纪初相当流行，这从1898年出刊的《女学报》便可看出端倪。《女学报》是中国第一份女性杂志，其中一幅插图，画中是一间女子学校里的教室，里面有6个学生聚集在老师讲桌前，看着桌上的地球仪模型；女教师背后的墙上还悬挂着一幅巨大的亚洲地图[90]。对于生存空间只限于“内阃”的传统女性而言，对地球概念的接触和接受具有尤为重要的革命性。这一地理概念不仅承诺了一个突然向她们开放的广阔空间，而且对她们的知识结构和国民身份进行了重新赋权（to re-empower）[91]。
地球天体的运行动态以及个人身体的运动活力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性。在恒常运转的地球面前，对于行动不便、停滞的女性身体的厌恶之感就会油然而生。这种观感助长了“天足”作为语言范畴和社会实践方案的诉求。“天”这个神奇的字眼之所以能够召唤出一种现代的感觉，不仅仅因为“天然”的“天”意味着从崇尚人为、矫揉造作的传统文化观念中释放出来，更因为“天体”的“天”意味着一种自强不息的宇宙精神和能动感。与黄通理所讲解的地理知识相对应，黄绣球也引述了一段听来的天文知识：“近来讲天文的，都晓得天是个鸡蛋式，不是什么圆的。地就包在天当中，算是蛋黄，不是另外一块方的，这就天地一气，没有个高卑分得出来。”[92]有趣的是，这个“鸡蛋宇宙观”具有性别平等的阐释可能：
女人就好比蛋黄，虽是在里面，被蛋白蛋壳包住，却没有黄，就不会有白有壳。……男人当中的英雄豪杰，任他是做皇帝，也是女人生下来的。所以女人应该被男人格外看重，怎反受男人的压制？如今讲男女平等的话……既然接合在一起，就没什么轻重薄厚、高底大小、贵贱好坏的话。
然而，这个关于性别平等的议论，却是建立在一个不可靠的吊诡之上：虽然女人在地位和权利上应然地与男人平等，但她所处的位置依然是在“里面”，被代表男人的“蛋白”包裹着。更何况，女人的价值，最终还是体现在她能够生育这件事情上面。根据儒家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化空间区分，理想女性恰恰被认定为“内人”，并且以替男性延续子嗣为中心使命。黄绣球这番貌似新鲜的性别平等论包装，对其古老的思想内核没有任何冲突与威胁。这种不协调的状况，正反映出晚清社会对于如何界定女性，在语言和思想上具有相当程度的混乱与迷惑。但在这个小说故事里，黄绣球通过“缠足—放足”的转换进行了十分清晰的自我界定。
在小说的开头，黄绣球还是“黄秀秋”——这是个传统的女性名字，她缠着足，不出家门，以照顾丈夫和两个儿子为生活内容。当她的丈夫试图劝说一些保守的村民重建“老房子”（重建国家的比喻）而不成，只能向她念叨追求自由（“不被外村人挟制和糟蹋”）的道理时，她突然萌发了一个惊人的想法，就是女子也出来做事，替男子分担重整旧山河的责任。然后她直接推论到“要做事，先要能走路”，于是下定决心放足。丈夫黄通理则充满了担忧，因为习惯了缠裹的小脚放开后很难正常走路，即便能走，走出家门、进入公共场合（比如热闹集市）的女人一定会招来众人的嘲笑。但黄绣球对此不以为意，而且还做了如下宣言：
一个人站在地球上，不能做点事，不能成个人，才怕人笑话；这我放我的脚，与人什么相干？他来笑我，我不但不怕人笑，还要叫我们村上的女人将来一齐放掉了脚，才称我的心呢！……一放开来，头两天不方便，到十几天后，自然如飞似跑的走给你看！
这位意志昂扬的女性改革者理想多么豪迈！黄绣球在小说中的形象由此出现了转折，其直接的标志就是她决定把自己的名字“秀秋”改为“绣球”。在这之前的“黄秀秋”是个典型的“旧女性”，童年时代饱受压迫。她出身书香门第，但从小父母双亡，由一个远亲收养长大。她不仅被当做一个丫鬟来使唤和虐待，小说更详述了她被养母强行裹脚时沾满眼泪的疼痛记忆。当绣球作为一个小跟班陪着养母的儿子去上学时，她对性别的明显不平等产生了强烈的质疑，立志要“女人也同男人一般，能够出出面，做做事情”，而这个曾经模模糊糊的想法一经“放足”念头的引动，便“譬如一件东西，含有电质在内，混混融融，初无表现，碰着了引电之物，将那电气一触，不由得便有电光闪出，可以烧着了衣服，毁穿了房子，其势猛不可遏，猝不及防”。“电气”这个比喻在晚清文本里十分常见，它被描绘成一种巨大的变革力量，有着摆脱束缚乃至破坏性的潜力，更暗暗契合着一种以科学名词为通用语言的全球意识。充满“电气”一般的精神能量、满怀“锦绣地球”之豪迈理想的黄绣球形象，蕴含着对女性参与历史、创造历史之可能性的强烈吁求。
放足之后的黄绣球被以“妖言惑众，女扮男装”的罪名投入监狱，黄通理动用人际关系营救了她。不过，在黄绣球无罪开释之后，小说就没有再提到过她的脚。缠足/放足作为一种象征，在小说中非常关键，但也仅仅作为一种象征——它与女性具体的身体实践无关，而是作为小说叙述者的聚焦意识形态而存在。
黄通理在故事中的角色是微妙的。他作为士绅阶级的一员，受到村民们的尊敬和信赖，小说开头他有能力召集他们开会就是一个证明。由于他在传统社会组织中拥有稳固、中心的地位，所以能够为黄绣球提供必要的庇护，这样她才能参与一些不循常规的活动，并抵抗传统社会对她的迫害。更重要的是，黄通理自认为是一个精通新学的新式学者，一个“通晓科学道理的人”。正是他所掌握的新学词汇为黄绣球“锦绣地球”理想和自我解放活动提供了合法性支持。对黄绣球来说，这样的丈夫是一个提供知识来源和情感支持的有力同盟者。不过，从黄通理的角度而言，小说叙述了多次他相当狭窄地定义妇女角色的倾向。看到黄绣球放脚，他的第一反应是反对；听说黄绣球要“做事”，他马上泼一盆冷水，认为女人能力低下，能在家里做好“相夫教子”就不错了，根本谈不到其他“事业”。虽然他热衷于把儿子们培养成中华民族的新国民，但一开始并不愿意把妻子也牵扯进来。当他在书房里给儿子们展示和讲解地球仪时，却对在一旁好奇探看的黄绣球不满地说道：“你一个女流之辈，不要在这里搅扰，让我同两个孩子讲些学问。”
的确，书房在传统意识中被认为是男性的领域，他们在这里读书、思考、谈论政治。它的合法占据者是男人，父亲在这里教儿子，延续着父系的知识与权威。然而，它又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空间，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确凿无疑的“现代”意味，因为这个空间的主体不是人而是“思想”。这个思想已经不再是四书五经、子曰诗云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乃是以“地球仪”作为物神符号的科学观念和全球化地缘政治——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也是与此相关的生存危机与文化焦虑。若说科学的追求和地球知识域的诞生反衬出缠足妇女与时代的扞格和脱节，她们也因此而被塑造成为相对于中国现代自我的传统“他者”，那么，所有曾在书房中熟读儒家经典的男性改革者，在新时代里的文化地位就更加尴尬了。在现代知识面前，他们并不比女性拥有更多的文化权威，于是“书房”这一女性禁区也不再固若金汤——黄绣球理直气壮地闯入了书房，并反驳丈夫说，既然女子能够做事，也就可以谈学问，“虽然我年纪大了……只要你有什么知识，换与我，我也慢慢的才会有知识”。她不仅成为了一名合法且合格的学生，最后还成为了一名老师。小说末尾，她开办了一个女学堂，成为地方改革的滥觞和榜样。
黄通理对妻子放脚和觉醒的暧昧态度，揭示了民族主义修辞和性别平等要求之间的紧张的最初来源：在全球化世界观的笼罩下，“黄种”要与“白种”在同一个世界大舞台上竞存争胜，最为迫切的改革议题就是以女性为代表的“旧人”的觉醒与解放，这个解放是从身体（戒缠足）到精神（兴女学）的全面解放，更是女性由民族之“累”到富国强种之“用”的全面实现。此间最关键的环节，就是现代知识域对女性的开放——这正是黄通理们最为犹豫的，因为这将使得男性和女性在知识上首先“平等”，从而丧失男性对于女性的文化权威，进而失去“内/外”的男权统治的空间结构，男性将面临难以继续掌控女性的危险；但如若不然，仍将女性困于幽闭和蒙昧的状态，则会使中国陷于一种全球化横向比较的文化劣势，这实在是令人头疼的两难。小说《黄绣球》通过这对夫妻之间的种种微妙冲突来表现民族主义与性别平等的内在紧张，通过巧妙暗示使得这一紧张在小说叙事之下形成一股潜流，理解这一文本内涵的关键，就在于认清妇女教育与民族主义之间复杂的历史关联，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所要集中关注的问题：妇女具有读写能力尤其是文学能力所带来的危险，“女学”之问题百出、矛盾重重的定义，以及中国传统和西方对女性合法知识与学问的不同界定之间的紧张关系。
[1][法]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全世界受苦的人》，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2]转引自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编者前言：身体转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3]奋翮生（蔡锷）：《军国民篇》，《新民丛报》，1902年第1期，第80页。
[4]蒋百里：《军国民之教育》，《新民丛报》，1902年第22期，第34—35页。
[5]《新民说·叙论》，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新民说》共20篇系列论文，发表于1902至1905年的《新民丛报》上。
[6]康有为：《公民自治》，《康南海官制议》，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第107页。
[7]严复《原强修订稿》云：“苟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见《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6页。
[8]《新民说·叙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9]奋翮生（蔡锷）：《军国民篇》，《新民丛报》，1902年第1期，第80页。
[10][美]凯瑟琳·凯勒：《走向后父权制的后现代精神》，见[美]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08页。
[11]梁启超：《戒缠足会叙》（1896），收入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下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841页。
[12]胡适：《敬告中国的女子》（1906），《胡适文集》，卷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21页。
[13]康有为：《请禁妇女缠足折》（1898），收入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510页。
[14]金一：《女界钟》（190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15]“今观天下，除中国以外，妇女均无缠足，可见上主造人之足形，男女无二致，此古今之通义也。”于是中国的野蛮，在全球的时间和空间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内涵与形式。引文见抱朴子：《厦门戒缠足会》，《万国公报》，第十一卷（1878—1879），收入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下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839页。
[16]20世纪初期的西方传教士和医生，对于缠足极为好奇和关注，他们拍摄了大量摄影图片和医学X光图片，并以书刊图注的形式把这种“东方奇观”介绍给西方人。参见John MacGowan，Man and Manners of Modern China，London：T.Fisher Unwin，1912，p249插图。
[17]Dorothy Ko，Cinderella’s Sisters：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pp6—9.
[18][英]乔治·斯汤顿（George Staunton）：《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196—198页。
[19][美]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中国和中国人》，崔丽芳译，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2、196、197页。
[20]德贞医生（Dr.John Dudegon，1837—1901），英国传教士、著名医生。1863年接受英国伦敦医学传教会任命，任英国驻华领事馆外科医生。在华期间发表多部医学、摄影著作。
[21][英]约翰·汤姆孙：《英国与英国人影像》，徐家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3页。
[22]当时，神户领事蔡勋前往大阪力争，留日学界和华商也致函国内，要求拒绝赴会。后日本政府改为在“台湾馆”（台湾时为日本殖民地）安排此展，湖南留学生同乡会继续抗议。见《日人侮我太甚（敬告东京留学生）》《博览会人类学馆事件》，《新民丛报》，1903年2月第25号、3月第27号；《湖南同乡会调查大阪博览会馆台湾女子事件》，《游学译编》，第6册，1903年4月。
[23]黄遵宪：《臬宪告示》，收入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下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812页。
[24]康有为：《请禁妇女裹足折》，《戊戌奏稿》，见张玉法、李又宁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509页。
[25][美]何伟亚（James Hevia）：《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7页。
[26]关于一个跨国世界和全球比较视野在现代中国国族主义塑造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参见Rebecca E.Karl，Staging the World：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
[27]林维红：《清季的妇女不缠足运动：1894—1911》，《“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1991年第16期。
[28]抱拙子：《厦门戒缠足会》，《万国公报》，第十一卷（1878—1879），收入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下册，台北：龙文出版有限公司，第839—840页。
[29]见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5卷，《牍外余言》第11页，第35则。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30][清]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十三《杂记上·裹足》，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323页。
[31][清]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十三《杂记上·裹足》，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323页。
[32]张之洞：《张尚书不缠足会叙》，见《知新报》，第32册，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收入张玉法、李又宁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下册，台北：龙文出版公司，1995年，第847页。
[33]康有为：《请禁妇女裹足折》，《戊戌奏稿》，见张玉法、李又宁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509页。
[34]《女学报》1898年7月24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在上海创刊，上海女学会主办，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妇女报纸。康有为之女康同薇、梁启超夫人李蕙仙、著名才女薛绍徽等任主笔。设论说、新闻、征文、告白等栏，宣传女界新知识和修身、剪裁、绘画、弹唱等家事常识，提倡婚姻自由，鼓吹男女平权、施教劝学；提倡民主、科学，主张兴办女学，以求妇女解放、国富民强。版式为单张石印，分上下4版，用官话撰译。
[35]薛绍徽（1866—1911）：字秀玉，号男姒，福建侯官人，岁贡生薛尚忠第三女，同邑邮传部主事陈寿彭妻。幼秉母教，工诗善画，从夫居沪上，编译成《外国列女传》《八十日环游记》，又辑有《国朝闺秀词综》。有《黛韵楼遗案》。
[36]薛绍徽：《复沈女士书》，收入《黛韵楼遗集》，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91卷，第17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37]杨念群：《从科学话语到国家控制：“缠足”美丑与身体政治》，收入汪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38]薛绍徽：《复沈女士书》，收入《黛韵楼遗集》，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91卷，第17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https://www.daowen.com)
[39]同上。
[40]同上。
[41]陈寿彭：《亡妻薛恭人传略》，收入《黛韵楼遗集》，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91卷，第7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42]徐珂（1869—1928），原名昌，字仲可，别署中可、仲玉。浙江杭县（今杭州）人。光绪举人，为《辞源》编辑之一。著述甚多，最著名的是他编纂的大型史书《清稗类钞》，《清稗类钞》是关于清代掌故遗闻的汇编，仿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体例，编辑而成。全书分92类，13500余条，涉及内容极其广泛，举凡军国大事、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名臣硕儒、疾病灾害、盗贼流氓、民情风俗、古迹名胜，几乎无所不有。徐氏编著另有《国难稗钞》《晚清祸乱稗史》《小自立斋文》《康居笔记》《可言》《岁时景物日咏大全》《佛说阿弥陀经会要》《历代白话诗选》《古今词选集评》《清词选集评》《天苏阁丛刊》初集、二集等10余种。
[43]徐珂：《天足考略》，见《天苏阁丛刊》，一集第一册，收入《丛书集成汇编》，第97册（子部），第387页，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
[44]徐珂：《知足语》，收入徐珂编：《天苏阁笔记十三种》，第二卷，香港：中山图书公司，1973年，第139页。
[45]关于这些不缠足的女性群体，参见高洪兴：《缠足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31—132页。
[46]徐珂：《知足语》，收入徐珂编：《天苏阁笔记十三种》，第二卷，香港：中山图书公司，1973年，第139页。
[47]汤颐琐：徐仲可天苏阁《娱晚图》序，徐珂《纯飞馆词》附录，见《天苏阁丛刊》，二集第六册，第34页，收入《丛书集成汇编》，第97册（子部），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
[48]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收入《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上册，第549—566页。针对梁启超称“女子为奴隶”的观点，请参阅Rebecca E.Karl，“‘Slavery’，Citizenship，and Gender in Late Qing China’s Global Context”，收入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Qing China，ed.by Rebecca E.Karl and Petter Zarrow，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2，pp212—244.
[49]汤颐琐：徐仲可天苏阁《娱晚图》序，徐珂《纯飞馆词》附录，见《天苏阁丛刊》，二集第六册，第34页，收入《丛书集成汇编》，第97册（子部），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
[50]汤颐琐：徐仲可天苏阁《娱晚图》序，徐珂《纯飞馆词》附录，见《天苏阁丛刊》，二集第六册，第34页，收入《丛书集成汇编》，第97册（子部），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
[51]调查数据引自[美]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姜智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6页。
[52]林语堂：《京华烟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45页。
[53]林语堂：《京华烟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45页。
[54]林语堂：《京华烟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470页。
[55]宋代学者车若水说：“妇人缠脚，不知起于何时……或言自唐杨太真起，亦不见出处。”见[宋]车若水：《脚气集》，第20页，收入《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十，杂家类三。另据《南史》记载：“齐东昏侯为潘贵妃凿金为莲花贴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对女性刻意修饰的足部进行审美化欣赏的起源。
[56][宋]周密：《浩然斋雅谈》，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9页。
[57]参见邹劲风：《南唐国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9—205页。
[58]参见Charlotte Furth，A Flourish Yin：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960-166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p59—93.
[59]Sigmund Fred，“Fetishism”，in Sexuality and the Psychology of Love，ed.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hilip Rieff，New York：Collier Books，1963，pp214—219.
[60]近年来的认知科学研究表明，就大脑表层的感官系统分布而言，脚部与脚趾的位置，正好在性器官之旁。见Eric R.Kandel，James H.Schwartz and Thomas M.Jessell，Principles of Neural Science，New York：Elsevier Science Publishing Co，1991，3rd ed.，p372.
[61]Photeine P.Bourboulis，“The Bride-Show Custom and the Fairy-Story of Cinderella”，in Cinderella：A Folklore Casebook，ed.by Alan Dundes，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Inc.，1982，p105.
[62][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戴鸿生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2页。
[63]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考察中国古代春宫画时，曾充满诧异地感慨：“宋和宋以后的春宫画把女人画得精赤条条，连阴部都细致入微，但我从未见过或从书上听说过有人画不包裹脚布的小脚。女人身体的这一部分是严格的禁区”。参见[荷]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86—287页。
[64][明]胡应麟：《丹铅新录》，收入《少室山房笔从》，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48页。
[65][清]李渔：《闲情偶记》卷三“声容部”关于鞋袜解释道：“男子饰足之衣，俗名为袜，女子独易其名曰‘褶’，其实褶即袜也。”其附录之余怀《妇人鞋袜辩》说：“袜也，膝裤也，乃男女之通称，原无分别。但古有底，今无底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96、99页。这种无底袜又叫“藕覆”，也是缠足的必备衣物。它是用带子将纳成圆筒状的布系在小腿上，其下部刚好罩在莲足上，用来遮盖隆起的脚背。参见高洪兴：《缠足史》，第101页。
[66]《李渔全集》，第九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89页。
[67][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十七“绩女”，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360页。
[68][明]胡应麟：《丹铅新录》，收入《少室山房笔从》，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48页。
[69]姚灵犀编：《采菲录》（续编），天津：时代公司，1936年，第193—205页。
[70]“鞋杯行酒”的习俗起于宋代，而元明清士人颇为沉溺，更是清代妓院常见的节目。参见《妓女·妓鞋行酒》，《万历野获编》，卷二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00页。
[71]清代更有一些风流文人自称“莲迷”，专门研究、品赏三寸金莲，乃至形成了一套专业的品评标准和大量的“品莲”著作，方绚所著《金莲品藻》为其中佼佼者，他用带有浓厚士人气的审美眼光来衡量女子的小脚，仿照传统诗话的品评原则与体例，提出金莲有“九品三十六格”，每品每格之下都作了诗意的阐释，诸如“弱不胜羞，瘦堪入画”“踏月有痕，拭香无迹”之类，详见《金莲品藻》，《香艳从书》，第八集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047—2050页。
[72]《二王保八股小脚》，《民立报》，1911年1月7日。
[73]《士绅刘颂虞等臬恳示禁幼女缠足批》，《湘报类纂·公牍戊下》，第15页。
[74]李渔：《闲情偶记》，卷三“声容部”，《手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0页。《闲情偶寄》收录了大约300则小品文，分属八部：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这本刊于1671年的著作，为当时都市文化圈内的读者，提供了一份全面、权威而要言不烦的精致生活指南，其中前3部共同组合为一个专门的指南，指导人们如何挑选和训练家用乐伎，当然也隐含着对艳妓美妾的选择原则——这些对女性身体与艺术技能的甄选训练标准，显然不是用来要求正妻的。其中《手足》《鞋袜》两篇对缠足的津津乐道和玩赏研究，是清初文章中少有的肯定缠足的态度。
[75]姚灵犀编：《采菲录》（初编），天津：时代公司，1936年，第274—275页。
[76]姚灵犀编：《采菲录》（续编），天津：时代公司，1936年，第193—205页。
[77]余怀：《妇人鞋袜辩》，李渔赞赏此文“考缠足之从来，核妇履之原制，精而且准”，于是附于其《闲情偶寄》声容部《鞋袜》一篇之后。
[78]语出《汉书·五行志中之上》：“风俗狂慢，变节易度，则为剽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
[79]余怀：《板桥杂记·序》，《板桥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80]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之《步光小传》，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8页。
[81]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之《遇红石村三女记》，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11页。
[82]这段劫后余生的反省所表达的复杂感情，在紧接着的一则笔记《记蒲州常生语》中得到了进一步渲染。常生是汪在蒲州关帝庙歇脚时遇到的一个读书人，据他说，当地女马贼确有其事，连年大旱加上官吏贪酷，使得百姓流离无告，结果“女子之寡廉鲜耻者”，沦为妓女；“有气节者”，则化身为“胭脂贼”。红石村胭脂贼以李家三女为领袖：李嫂外号“闪电光”，因为她擅使长枪，在马上舞枪时疾如闪电；小云娃外号“一堆雪”，以其肌肤洁白，刀光如雪之故名；玉娃为射箭高手，能挽强弓、射长箭，人称“神臂弓”。除此之外，他还列出了其他一些有名号的女贼，其中“最凶恶者”，即能平地跃起丈余、横身飞出数十步外的“飞飞儿”：飞飞儿的母亲原是娼妓，曾劝说她“女承母业”，她只因不同意这一职业规划就杀了母亲，更可怕的是如果她劫掠时误伤了人，就一定要“碎砍之以为乐”。这个嗜杀的美人让汪景祺心惊胆寒，印象格外深刻。
[83]在这个文本里区分汪景祺的男性魅力与文化魅力是个难以索解的谜题。他自己也受宠若惊地说：“老夫须发俱白，小娘子何所见而错爱？”玉娃则答道：“我辈遇本地人视之如猪狗，今日得与官人相叙，自此以后当思之不置矣。”
[84]据宋代学者张邦基的《墨庄漫录》考证，缠足起始于“近世”，其标志不是脚的大小而是“弓”的形状。收入《钦定四库全书》，转引自高洪兴：《缠足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85]“秦晋燕赵间女子二三岁即缠足，天然纤小，并不似弓形，其弓形者嗤为‘鹅头脚’。余见秦晋燕赵女子足小者，以尺度之，仅二寸七八而已，足底颇平。呼足为弓，真是门外汉语者。”见汪景祺：《妇人缠足》，《读书堂西征随笔》，第52页。
[86]关于旅行当中的主体与权力关系，参见Eric Leed，The Mind of The Traveler：From Gilgamesh to Global Tourism，New York：Basic Books，1991，chapter 8.
[87]阿英把它定义为“论述妇女问题”的“政治小说”，见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89页。
[88]出版时间依据时萌在《晚清小说》中的说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9页。
[89]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以下《黄绣球》引文均出于此。
[90]《女学报》，1898年7月第七号。
[91]著名的北平女子师范学校里就活跃着一个名为“地球社”的社团，而且还发行了一份名为《地球》的月刊。这所学校培育了许多女作家、女性职业精英和女运动员，其教育硕果或许正与“地球”的召唤作用有关。参见王树槐等编：《海内外图书馆收藏有关妇女研究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第57页。
[92]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以下《黄绣球》引文均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