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神话：“呼唤国民”的学习

历史在许多时期产生自身的神话，而神话时常被当做高级诗歌或者宗教真理。神话有其历史面目，而历史并非完全像它所经常宣称的那样是真理的推动者，就像神话曾被当做历史一样，现在的历史是我们自己的神话。

——Donald R.Kelly[1]

不仅仅是书面的文本，而且也包括照片、电影、报道、体育、表演、宣传等。所有这些，都能构成神话性的讲述。神话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某种文学体裁或现象，而是一种植根于社会、历史、文化的“讲述”及“讲述”所由产生的方式。

——罗兰·巴特[2]

在小说《黄绣球》中，虽然丈夫黄通理支持妻子放足，实现她迈向自由的第一步，但他认为女人到热闹的庙会上去抛头露面是不恰当和有道德嫌疑的，黄绣球“绣地球”的梦想也大大逾越了黄通理对女性“相夫教子”之家内角色的想象，从而引起他更大的不悦。(https://www.daowen.com)

在小说的最后，当自由村初步的改革成功之后，黄通理表示了对绕行地球、散播“文明”的西方航海探险家和殖民者的崇拜，并憧憬着自由村的改革先例能传播到邻村，“一处一处做开去，都成了我们的殖民地，不更就是英国的利文斯顿（Livingstone）开通非洲全部的本领吗？”令人惊讶的是，黄通理完全认同西方殖民主义的逻辑，只不过他希望“黄种”代替“白种”来担当殖民者的角色，用“自由村”的理想图景来作为“绣成全地球”的统一花样。这个小细节透露出一个重要的文化信息：中国知识传统中的“天下”观念，使中国知识分子抱持一种世界主义或普遍主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他们倾向于认同一个中心和一种真理，因此当西方以其富强崛起，他们很容易地就承认了西方的途径是普遍适用的。

不过，此刻摩拳擦掌准备拿起“绣花针”来绣地球的，可不是熟知刺绣工艺的黄绣球这样的女人，而是她们的丈夫，是中国的男性国民。虽然正是民族主义的要求为黄绣球的觉醒提供了合法性前提，但民族主义的动员令所蕴含的性别平等其实只是一个理想而已，它对妇女的行动自由与思想觉醒的包容有着未曾明言而又不容分辩的界限，越过了这个界限，它将不动声色地排斥女性，因为只有男性才有权力规定什么是合法的民族主义以及其行动主体是谁。

在黄绣球天真地提出为理想的世界秩序而奋斗时，她其实已经掉入一个无形的思想漩涡：民族主义的修辞，既为她的觉醒赋权，也威胁着要驱逐她。而晚清的女性教育及其相关讨论，则为这个漩涡做了最好的诠释。一位美国学者曾经提出晚清“教育神话”的问题[3]：面对一场深广的政治/文化危机，1898年代的改革者们在国家富强和一种普遍的大众读写教育（尤其是妇女教育）之间建立起某种直接的联系。他们重新评价了中国的文化/学术传统，在“文化的”与“政治的”教育之间做出根本性区分，这一方面有利于女性教育在一个广泛的、大众化的层面展开，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它的遏制策略：他们定义了女性的学习——其目的是国家富强，其途径是生育和教育孩子，从而抵制了女性的精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