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之殇：民族主义的界定

被作为政治小说接受的《黄绣球》中，最直接的政治建议是把开办女学作为中国改革的初始举措。这不是空穴来风的文学想象。在1898年的改革运动中，中国人开始尝试创立女子学校，梁启超是这场改革最积极和最有号召力的引领者之一。随后许多进步的思想家和改革者的妻女纷纷为女学捐赠钱物并加入到学校之中，她们的名字被各种报纸媒体宣扬。与此相对照的是，自1844年开始，由英美教会系统开办的女子学校一直在招收学生，到1902年，大约有4000名妇女在教会学校中学习。总之，20世纪初期，女子学校如雨后春笋一般到处涌现。

晚清“女学”之兴，除了社会实践层面的意义，更有在思想生产方面的贡献，换言之，与这场运动所伴随的话语/观念生产构成了晚清思想史的重要一环。1904年8月29日的《万国公报》上，刊载了一篇《〈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序言》，作者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Allen 1836—1907），他提出一种评判文明的标准，即“以各国女人之地位，与其看待女人之法，为比较教化优劣之定格”。他断言“凡国不先将女人释放、提拔，而教养之以成其材者，绝不能有振兴之盼望”，并替中国感到担忧[4]。林乐知把女性教育与文明发达程度直接联系起来，这一看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晚清维新士人对女子教育的重视和兴起讨论。梁启超于《时务报》上连载长篇论文《变法通议》，对晚清改革提出各个方面的建议，其中专门一节《论女学》则表达了他对女子教育的认识和看法，例如“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强调妇女的教育水平与民族强盛之间生死攸关的联系[5]。与林乐知的观点遥相呼应。(https://www.daowen.com)

站在西方的角度，以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女性公共教育来作为文明批判的理由，不免与“传播文明、教化野蛮”之类冠冕堂皇的殖民主义腔调同声应和。当然，这种心态并不妨碍他们客观上对中国女性教育的贡献；而对于强烈感受到帝国主义冲击下的民族危机与挫折的男性精英来说，一方面他们有着对国家强盛、追赶泰西文明的急切诉求，无条件地接受西方文明发展的路径与标准，另一方面，梁启超在赞同西方人所提出的“女学”这一文明标准时，并非没有本土的历史参照——中国的士大夫们有着悠久的、持之以恒的“正始”传统：古代中国家国同构，“家”为“国”之根基，而“女”为“家”之内主，女性的德行言行则意味着“家—国—天下”这一统治秩序的开始。所以，《周易》以来的一系列儒家经典纷纷强调“慎始”、“正始”，即以家内女性作为一个理想政治秩序的基础，因而格外重视对女性的道德规训与言行管理。梁启超不忘乞灵于这一思想传统，把重新定义和再造女性作为“重整山河”的首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