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之间的“学习”：普遍与特殊的纠结

在梁启超的女学方案中，除了对新式学校教育的宏观设想，还有从个人行动空间角度向女性提出的建议，那就是“中外游历”。通过旅行去见识外面的世界在当时的教育改革中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例如，1895年科举考试的一道策问就要求应试者阐述“旅行即学习西方”的观念[63]。鉴于中国女性普遍的幽闭壅塞状态，很多主张新学的人也支持女子留学。在发表于学生杂志《江苏》上的一篇名为《劝女子留学说》的文章中，作者呼吁：

不登山者，不知泰岱之高；不赴海者，不知沧溟之深。我中国女子，日居深闺，耳无所闻，目无所见，故外国之如何强盛，中国之如何衰弱，女学之如何不振，皆毫不相关。[64]

在具体的留学方向上，则日本因为女学发达、交通便利、语言障碍较小、旅学资费便宜等诸项优势而成为女子留学的首选[65]。(https://www.daowen.com)

在当时留日的女学生当中，一些人的初志是要去学习“做良母贤妻的真正学问”。例如，一个叫王玉蓝的留日女生写了一篇《劝山西女子游学书》，说“文王的圣德，全凭着母教；诸葛的事业，多由于内助，可见良母贤妻，都是有真正学问，才能做到的”，所以她认为留学的目的就是最终成为贤妻良母[66]。这样的文章大概梁启超非常乐于看到，因为它很符合梁启超对于女子教育目标的设想。但事实上，抱有这样想法的留日女学生并不多，她们当中更多的人在日本成长为女革命者。秋瑾这样著名的例子自不必说，从团体来看，1903年4月，胡彬夏发起组织日本留学女生团体共爱会，其宗旨声明“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1903年6月，又有7名留日女生缔结“赤十字社”，准备在日俄争夺东北的战争中为中国人提供看护医疗服务[67]。就更广阔的背景来看，19世纪90年代出现了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的现象，相比于19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留学浪潮，日本取代美国和欧洲，成了想去国外的中国学生的主要地点。虽然地理和文化的接近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70年代的留学生派遣，其动力是政府需要有关西方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专门人才而以官派为主，90年代的留日运动，尽管同样有政府的倡导和资助，但学生是在维新运动的思想背景与甲午战败的情绪背景下离开的，对革新思想的兴趣和向打败了中国的新晋现代国家日本学习的渴求在他们当中十分普遍。结果，留学日本的浪潮在几年内便发展为一场持续不断的运动，最后卷入了万余名学生。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中很少有人在日本从事真正的学问，却对政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们在日本组织的各种形式的学生会和同乡会都具有政治倾向性，所出版的报纸和刊物都富有政治思想和内容[68]。颇为有趣的是，留学地日本本身的“贤妻良母”主义的思想资源，不仅没有在中国女留学生的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相反，它被湮没于愈演愈烈的“革命”的思想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