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爱德的故事：关于“接纳”与“治疗”的叙事
当时中国确也已经了出现几位得风气之先的女留学生，她们在数量上寥若晨星，在社会影响上却颇为轰动，梁启超在《论女学》中特别提到了其中的康爱德、石美玉，认为她们是新女性的表率而大加赞誉，并且为康爱德专门做了一篇传记——《记江西康女士》。《清议报》《时务报》等著名媒体纷纷登载。康爱德[69]是中国最早的女医生和女性专业知识分子之一，以其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而在其行医的地方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是康爱德在知识界广受关注，与梁启超为她写的传记分不开。凭借梁启超的强大影响力和报刊的媒介作用，康爱德一时间成为了新女性的代表、二万万女子的榜样，甚至成为一个人们竞相争睹的“奇观”[70]。对于梁启超而言，康爱德的经历与其说是传奇，毋宁说是提供给中国妇女乃至全体国民的一份训导教材。他感叹道：
使其不丧父母，不伶仃无以自养，不遇昊格矩，不适美国，不入墨尔斯根大学，则至今必蚩蚩然塊塊然戢戢然与常女无以异。乌知有学？乌知有天下？呜呼，海内二万万之女子，皆此类也。[71]
于是，康爱德游学美国、天文地理声光化电“靡所不窥，靡所不习”就与传统女性的“不知有学、不知有天下”对立起来。她突破了传统女性在知识和行动两方面所受到的禁锢，成为梁启超所赞赏的现代女性的典范。
梁氏最为津津乐道和着重渲染的，是康爱德毕业典礼的仪式场景。一开始，这个毕业典礼就被渲染上一层恢弘庄严的气氛，来自十多个不同国家的数以千计的学生、全体教师、当地官员以及各国派驻美国的官员使节等，齐集一堂，共同见证这位中国新女性化蛹成蝶般的辉煌一刻。在外国目光的注视下，康爱德和她的同学石美玉（昊格矩所收养的另一个中国女孩）一起登上了一个意味着被西方价值体系承认的舞台：
次及女士，则昂然翛然。服中国之服，矩步拾级，冉冉趋而上……西人本侮中国甚，谓与土番若。于是二子者进，结束翘然异众，所领执据，又为头等，彼中所最重也。彼校教习，若他校之教习，其地之有司，若他国之有司，睹此异秉，则皆肃然而起，违位而鞠躬焉以为礼。门内门外，十余国之学徒以千计，观者如堵墙，则皆拍手赞叹。[72](https://www.daowen.com)
梁启超所描绘的这一场景充斥着饱含寓意的仪式动作。“矩步拾级”这个词汇，不断提醒着读者一个传统士人所熟悉的“金殿胪唱”场景。在梁氏笔下，康爱德迈着几乎与新科进士踏上太和殿台阶时一样的步伐，但在梁启超看来，这个场景蕴含着无限的深意，在某种程度上，康爱德已经幻化为民族的化身，真正“中进士”的，不是这个晚清女性，而是“中国”（“荣幸视中国及第，或复过之”），是中国终于获得了西方的接纳、尊重和首肯。康爱德在西方教育和价值体系中获得了肯定和极高的评价，这表明中国人可以融入到西方文明的普遍性价值体系当中，从而具备了一种“现代”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传记资料表明康爱德参加毕业典礼时的服装是专门从中国定制的，而她平时通常穿西式衣服[73]。梁氏对康爱德身着中国服装的强调，在“西人本侮中国甚，谓与土番若”的前提下隐隐透露出对“特殊性”的坚持——正是因为西方人对中国人的一贯歧视，才使得康爱德的成功如此重要；也正是因为康爱德对“中国身份”的坚持以及这份坚持给予西方的震慑，才使得梁氏对她格外看重和赞赏。在这里，晚清知识分子既急于渴求西方普遍性的承认，又不能放弃中华文明长久领先于世界所遗留下来的那种文化自尊，这一矛盾的情绪很隐秘地藏在梁氏的如花妙笔里。
康爱德毕业典礼的这一仪式，经过梁启超富于民族主义情感的“叙述”而具有了丰富的象征性，对晚清的知识阶层而言，康爱德本人亦成为一个既满足其普遍主义理想又迎合其民族主义情感的新女性的象征，因而大受欢迎。于是康爱德的声名迅速超越了早于她学成回国、同样成就斐然的金雅妹[74]，甚至在后来的传记资料里，经常出现错把康爱德当成金雅妹的讹误。历史对金雅妹仿佛不够公道，她所欠缺的，不过是被名人的文字包装、被传媒炒作的“幸运”；然而历史又是何等公平，晚清中国所期待的，与其说是神乎其技的“康医生”，不如说是梁启超传记文字里那位“江西康女士”——她不仅在“医学”这一典型西方现代科学领域“征服”了西方，而且充分表演了一场颇令传统知识分子感到熟悉和陶醉的仪式——这个仪式相当程度上成为晚清参与世界文明的渴望，以及担心在同一过程中失去文化特殊性这一紧张关系的形象写照。
然而，康爱德除了在一个模仿金殿胪唱的毕业仪式上以符号化的象征意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明焦虑加以抚慰，她又能够为正在兴起的民族国家做些什么呢？显然她后来并没有成为一个立志于教导和培养现代国民的贤妻良母，而是执业自养，成为一位著名西医。请注意，她所选择的学习专业和职业是“西医”，虽然梁启超对她的褒扬仅针对其“女留学生”这一身份以及她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所起到的微妙的平衡作用，但把康爱德树立为新女性的典型，绝不能说与她后来的职业毫无关联。自从甲午战败之后，“东亚病夫”的侮辱性绰号就传播开来，整个中国社会被比喻为一个病弱不堪的肌体。得病的身体作为一种文化的隐喻载体，内涵和边界日益扩大，或者就是社会全面危机的代名词。于是，“医疗”和“疾病”一样，同时成为了一种政治性的隐喻。
民国初年的一位报章作者写道：“吾侪之社会，自与欧美人之社会交通以后，外围事物，多所改变，权利朘削，势力失坠，此为外部侵害之疾病。然外部之侵害，常乘内部之衰弱而起，则吾侪对于社会内部之疾病，不可不研究其疾因，考察其病态，以定治疗之方法。”[75]治理社会变成了一种“医疗”行为，甚至“革命”也变成了一种“治疗”隐喻，所谓“国家政治上之革命，犹至于吾人身体上施外科之大手术也”[76]。当然，能够与“疗救社会”相匹配的医学不是中医，而是与传统中医相对立的现代西医。西方医学在进入中国之后曾经促使中国社会重新界定身体、疾病、卫生观念和行为，这个过程往往和政治局势、文化思潮、社会形态、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观念纠葛为错综复杂的暧昧关系。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西医对中医构成了严重威胁，逐渐使得中医失去了合法性。而中医在近代受到攻击的最核心原因是医疗行政能力的阙如，特别是在防疫功能上与西医无法相提并论，这就决定了中医只具备个人救护的资格，而无法转化为集体的预防和保健行动，在个人身体越来越服从于国家整体规训需要的境况下，中医缺乏集体防疫能力与国民身体的整肃规划能力（而不是治疗能力），难以满足国家对社会的整体规划需求。中医没有资格服务于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理由是，中医总是呈现分散状态面向每个病人个体，而现代的社会医学应以群体体魄的改造为基本职能，最终指向保国与保种以及民族国家建设的终极目标[77]。因此，康爱德这位最初浮现于知识分子视野的女医生——她当然是西医，因为中医是“传男不传女”的——就具有一种女性形象的象征意味：她既代表着女性对西方医学与科学这两大近代领域的积极参与，也象征着女性掌握了疗救病弱民族肌体的能力，这就为此后浮现的“女医生”的文学形象打下了伏笔：女性与医学—社会卫生学（social hygiene）的紧密联系，象征着女性在疗救、改造中国社会方面的初步“野心”，也因此而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有机力量[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