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妇”从夫宦游：旅行当中的女性教育
在当时的教育改革中，尽管鼓动女性以旅行的方式去见识外面的世界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但鼓吹者大多是处于社会中上阶层的士绅，他们对这一鼓动的有效范围心知肚明，即他们的女性家眷。古代中国的旅行记录，总是被人们从现实政治/文化的角度诠释，因为旅行就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化或带有文化色彩的政治。更确切地说，不是旅行包含政治因素，而是广阔的政治/文化生活涵盖了旅行。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古代中国游记文学的主体是文化权力占有者和阐释者，而旅行的主要类型包括“帝王巡游”“外交使游”和“文人宦游”，虽然旅行起因于明确的政治目的，但经常产生文化生产与交流方面的附加效益。其中最为大宗的是文人“宦游”——即文人学士们在“外放”途中的地方性考察，与追求人文与自然知识的文化旅行[79]。文人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往往需要在政治生涯中辗转多个地方为官，用日记、随笔的形式记录自己的宦游生活未尝不是一种缓解政治压力的文学释放方式[80]，而在自觉或被迫放弃仕途理想之后，寄情山水与文字也是其来有自的传统。自科举建制以来，士绅阶层享有优厚的待遇和特权，政治赋权和经济保障使得他们的旅行格外从容，旅行中的文化诉求也格外强烈。旅行的核心是要处理“知行关系”，即书本知识/观念世界与实践认知/实存世界的辩证关系，旅行因而成为一种真正的学者风范的养成过程和纯粹理性的实践途径[81]。同样享有特权的还有士绅的家眷，即“命妇”[82]阶层，但在旅行行动和旅行文学的记录中，很难见到女性的身影，她们被身体、道德和家庭责任等种种因素所限制和框范，旅行，几乎像天方夜谭一样遥远，将一个女性旅行者的思想情感保留下来的文字记录更是寥若晨星。
19世纪中叶以后，清政府陆续向西方国家派驻使节，为了一扫“全不知外之政事”的耻辱，清政府规定出洋官员必须以日记形式定期汇报驻外情况，以备查考，因此外交使游日记为数众多，著名的有郭嵩焘《使西纪程》、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黎庶昌《西洋杂志》等。钱恂[83]也是晚清洋务和外交活动中的重要角色，他曾分别以外交官参赞和驻外公使的身份数度宦游欧洲，曾以督学身份长期派驻日本，但与其他外交官写日记的浓厚兴趣相比，他显然更热衷于“考索外洋政事学术，贯彻源流，期于有裨实用”[84]。代替他写作游记的人，是他的夫人单士厘。1903年，钱恂与夫人单士厘从日本经朝鲜、中国东北、西伯利亚至欧俄，历时80天长途旅行，单士厘把这次旅行的经历和观感详细记录下来，名曰《癸卯旅行记》，“以三万数千言，记二万数千里之行程，得中国妇女所未曾有”（钱恂《癸卯旅行记·题记》）。如果从女性自我教育的角度重新审视单氏的游记，考察一位贵族女性如何参与到一个建构现代中国/女性想象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在传统道德的畛域内寻求新的女性位置和政治能动性，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单士厘字受兹，清咸丰八年（1858）出生于浙江萧山一个书香世家，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博学能文。由于痴迷于读书，她迟至29岁才嫁给了同样饱读诗书的钱恂。钱恂后来仕途顺遂，作为晚清政要张之洞的幕客参与了很多重要的政治和外交事务，虽然他最终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由于倾向改革而被弃，以驻外公使职务卸任，但单士厘还是凭借丈夫“二品实员”的朝廷命官身份，进入了有封号的“命妇”行列，从而区别于一般的才女贤媛，在传统观念体系里，这一身份无论对于她个人还是对于她的家族来说，都是一种幸运。单士厘的另一个幸运之处，在于夫妇二人感情甚笃。历史上的才女往往遇人不淑，单氏遇到才情相当的钱恂，算是嫁得如意郎君。她像前辈贤媛才女一样，用诗歌来表达对宦游远别的丈夫的思念，如“栏外几枝红芍药，怜他何事号将离”。1896除夕，单氏又有《寄外子》诗：“矍铄高堂健，嬉游稚子欢；遥怜游宦客，谁与话团圆。”“怜”字的频繁使用说明夫妻之间爱情的存在，正是这种爱情，使得单氏不能忍受和丈夫的长期分离，在孩子长大后开始伴随丈夫出使。当然，促使她迈出闺门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丈夫钱恂的启蒙之功。单氏在另一部游记《归潜记》中回忆，“外子二十年前初次从西欧归来，为予道元世祖时维尼斯人马哥博罗仕中国事，即艳羡马哥之为人”，从此对西方风物人文不胜向往好奇。后来从夫宦游的她终于在1910年得偿所愿，亲履威尼斯，访问了马可波罗故居，“既记游事，并记马哥父子叔侄来华之踪迹及行事大略”[85]。
这段叙述为我们透露了一个讯息：构成旅行动力的、对西方风物的渴望，来自于丈夫讲述的西方故事，而一旦这种渴望付诸旅行的行动，旅行者也开始了她自己的讲述。这也几乎奠定了单氏旅行的某种基调，即讲述并不仅仅是复现一种感官的印象和见识，而是一种对业已在想象中接受了的西方形象的复现，一种经过认同并内在化了的文化经验，一种颠倒了的“知识装置”——当她开始“看见”并叙述西方的风景时，西方的“知识”已经存在了。“知识”与“见识”不同，“见识没有价值判断，不需要认同或不认同；而知识则必须经过价值判断，要求表现强烈的认同。一旦卷入认同，旅行的文化经验就已步入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86]。
单士厘第一次随同丈夫出国，是在1899年，那时钱恂派驻日本，见到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成效，“知道德教育、精神教育、科学教育均无如日本之切实可法”。甲午之后，朝野有识之士几乎一边倒地肯定、崇尚日本的维新成果，认为以日本为媒介摄取西方近代文明是中国求存图强的最佳捷径，体现出强烈迫切的实用功利倾向[87]。钱恂的意见也不外于此，他更富有实践性的行动是让妻子把两个儿子带到日本留学，单士厘“率两子既往”，是为“出疆之始”，后来陆续把一个儿媳和一个女婿也带到日本，使得钱氏成为中国第一个赴日留学的“海外家庭”。单士厘在接下来的3年里“无岁不行，或一航，或再航，往复既频，寄居又久，视东国如乡井”[88]。这一段写在《癸卯旅行记·自序》里的话，可以视为其欧洲之旅的前传，在接受西方文明“洗礼”之前，单士厘首先认同的是“维新日本”，这个具有中华文化基因的日本，既熟悉如乡井，又是切实可法的先生。与单氏有同样感受的，是在戊戌变法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他自叙：
昔人诗曰：“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日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吾于日本，真有第二个故乡之感。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89]
本来，“目不暇接”的旅行主体总是需要不断地对客体进行凝视（gaze），但凝视不是旅行者的个人行为，而是镶嵌在权力角逐和文化冲突网络之中。对于中国传统的游记写作者而言，他们往往是从相对“中央”的位置向偏远的“地方”移动，山水地理、政教风物的记录在以备皇帝咨询查考的同时也暗含个人的情绪与政治诉求；对于18世纪欧洲的旅行文学而言，作者们的眼睛和笔是沿着欧洲扩张的轨迹来为读者描述欧洲以外的世界，殖民者用一种“反征服”的叙述策略来标榜自己的清白无辜，同时确信他们对殖民地的权威和霸权[90]。而对于晚清中国的旅行者（单士厘、梁启超）来说，他们凝视的对象日本，由于改革和战争的胜利而反转了与大清帝国的权力关系，他们的凝视行动也变成了具有文化朝圣意味的“仰视”，从旅行者的心态上来看，他们更接近“玄奘求法”式的宗教旅行模式。
癸卯年（1903），单士厘准备离开日本，跟随丈夫前往欧洲。单氏意欲“一览欧洲之情状”，以便和日本相比较。临行前，恰逢大阪举行“第五回内国博览会”，单氏专门从东京赶到大阪观看，对展示日本近代教育与学术成就的“教育馆”尤为注意。她感觉到中国的教育制度，只知培育精英而不知养成国民，只知“为王前驱”而不知服务国家，还在“晨鸡未唱”的黑暗时代。随后她到京都游览，所见“街衢广洁，民风朴质”，宫殿“陈设古雅，有唐宋遗风”。又是据“外子言”，欧洲宫殿“动以千万金相夸，陈列品无非珠钻珍奇”，与日本宫殿的朴素有天渊之别，由此，单氏又感慨：“予益知日本崇拜欧美，专务实用，不尚焜耀。入东京之市，所售西派物品，亦图籍为多，工艺为多，不如上海所谓洋行之尽时计、指轮以及玩品也”。单氏指出中国只对西方的物质玩器感兴趣，无异于买椟还珠，而日本才是得其精妙的学习者。
在日本、西方、中国三重维度的比较中，西方是遥远的、道听途说的（外子云），单氏对西方的价值判断立场是中性的，既有对文明进步的肯定，也有对其物质主义的否定；日本却是熟悉、切近而完美的，它作为一个涅槃重生的新兴文明国家，谦逊质朴而又刚健向上，既保留了过去宗师的文化精华，又学到了当下先进的核心精神。而岌岌可危的晚清中国，则处于比较劣势，以负面的文化形象呈现。显然，这种观照和比较并非客观真实，在某种程度上，旅行者的经验是一部“基于自身文化倾向、自我上演的戏剧”[91]，戏剧的剧本早已写好，旅行者只是在旅途中将其角色一一对应而已。即使他们的所见所闻是真实的，其文化身份也会将“真实”扭曲为特定价值立场的建构物。
考索中国游记文学的历史，真正的旅行文学出现在宋朝，当时出现了大量的长途旅行日记，首次摆脱了流放心态的自我言说，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地方性”的描摹和记录方面。同时，宋朝也是多次进行地理割让和外交关系艰难的时期，因此这一时期首次出现的“公使日记”[92]呈现出某种范式：详细记录旅行路线，以资军事情报；深入剖析业已丧失的“帝国疆域”的社会状况，以图政治和外交对策。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与宋朝公使日记所呈现的写作模式非常相似。例如她详细记录了从日本经俄国到欧洲的旅行路线，精确地标注了轮船航行到港的日期、各个港口之间的海里数、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站名、地理间距以及时差。这说明她有明确的写作目的和理想读者：为皇帝提供军事和政治上的参考数据，更大胆的愿望是将自己的政见委婉地寄寓在“客观”的观察和记录中，以达上闻。例如，轮船在釜山港停泊避风，单氏上岸游览，对当时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其记录如下：
朝鲜土人，除运木石重物及极劳极拙之事外，无他业。孩童除拾草芥弃物外无他事。食进以匕，盛以铜器，食毕则以此器盥面，甚或他用，同行者谓仿佛奉天乡境。……舟小人（朝鲜苦力）多，日本人捽其发捺入舟底，彼两手护发，哆口而笑。又见其一步一坐，无丝毫公德心。无教之民，其愚可叹，其受辱不知又可悲。[93]
她以客观心态而从旁观察日本与朝鲜的殖民关系，历数朝鲜人受辱而蒙昧的情态，“怒其不争”的态度更甚于“哀其不幸”。数日之后，当她到达俄国口岸海参崴，仍然秉承了客观记录的宗旨，叙述俄国与中国不平等的外交关系，以及俄国对满洲的“殖民”态度。西伯利亚铁路进入中国东北境内时，中国人在本国领土上仍须接受俄国人盘问检查。单士厘和丈夫钱恂几乎在满洲铁路沿线的每一次休息并与官员友朋接洽时，都会耳闻眼见俄国人横行霸道、烧杀淫虐的行止，以及中国人人权丧失、国权受辱的事实。
在记载这些事实时，单氏的笔墨并没有在爱国主义的抒愤上浪费太多，反而对另一些事实耿耿于怀。例如，她在参观海参崴博物院时，发现院外有汉文的石碑，立碑者是宁古塔副都统的讷荫，庚子事变时俄将迟怯苛夫率兵占领塔城，身为地方长官的讷荫不仅不抵抗，反而以建功德碑的方式向敌酋献媚乞怜。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连俄国人都感到诧异，迟氏本人不敢接受，后来迟氏去任，继任者拿这块碑没有办法，只好立于博物院外。单氏读碑文后愤极而出冷嘲之语：“讷荫满洲世仆，其忠顺服从，根于种性。见俄感俄，正其天德，但文字非其所长也。”另一个“满洲世职”恩祥，“本鱼肉一方，自俄人来此，更加一层气焰……俄人利用之，故土人畏之，官宦又媚之”。令单氏忧心忡忡的是满洲地方官员之昏庸颟顸、地方政治之腐败黑暗，对国家和百姓的戕害并不亚于俄国侵略者，而这种地方政治的无序恰恰反映了中央政权对边地的失控状态[94]。(https://www.daowen.com)
与对地方官员的批评相比，单氏对其治下民众的行为与精神状态更为敏感，记录更加详细而富于情感。例如，她在哈尔滨时记录一则谈话并发表感想：
又闻一俄国医士之言曰：曾亲至东省，欲以医学考察种族灭绝之原因。尝见一哥萨克持刃入一老幼夫妇四人者之家，攫少者肆无礼，其三人抱首哭，此哥萨克次第杀此四人而出。夫哥萨克诚强暴，然四人者，纵无器械，岂竟不能口啮此兵，而黯然待死乎？此不必以医学考察，而知其必灭云云。予笑谓此唾面自干之盛德乎！专以克己无竞为学派者，其效乃召灭种，可骇！[95]
这个片段完全可以作为一则优秀的笔记小说来读，记事件情状，“抱首哭”“次第出”描摹生动；发块垒议论，“笑谓”“可骇”自有歌哭。而文中所蕴含的“国民性”与“灭种危机”的内在关联，则要迟至十数年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重视。单士厘在西伯利亚铁路的整个旅程都处于“抱忧抒愤”的情绪中，恰在此时，她发现了别样的风景：
午后三时，过横道河子驿，驻停稍久。本可下车就食，雨雪泥泞未果，草草购物充饥而已。今日所行，忽为山间平路，则左右山花，时有杂花，略存春景。忽为山路，则怪石枯树，近逼车窗。又或已伐已毁之树根，巉立道侧，无虑千万。又路工未毕，故砂石材木遍卧道上。山戴积雪，涧沍层冰，有一种阴迷气象。[96]
日记显示这是1903年的5月7日，西伯利亚铁路全线贯通还要等到1年以后，而俄国人处心积虑从清政府手中谋取的东北支线[97]，也正处于完工前夕的紧张施工阶段。单氏所经过的横道河子驿，是东清铁路的重要枢纽，后来作为“铁路附属地”而处于俄国的实际控制之下。对于俄国攫取中国东北的路权，明目张胆地表示对中国东北的野心，单氏感到忧心，她所看见的风景，所谓“阴迷气象”也是她内心情绪的写照。但这一风景令人新奇之处，在于它是按照西方绘画的透视法原则来描写的，即由一个持有固定视角的人，综合把握在某一瞬间对应于此视角的所有景物，并把它们投射到空间的坐标网格上，使得其相互关系得到客观的反映。通过这种反映，看风景的人与其所看见的对象之间，建立起一种现实的关系。旅行者单士厘在写实主义的边界，与1903年的东北相遇。与西洋透视法中的风景相对，中国传统的山水画，“不具有个人对事物的关系，那是一种作为先验的形而上学的模式而存在着的东西，是中国哲人彻悟的理想境界”[98]。单士厘笔下的风景描写，给人的感觉是奇异陌生的，在与从未置身于其中的景物遭遇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认识的努力，一种试图对崩溃之后出现的新事物加以命名的尝试，一种在主体感受性与风景的具体性之间建立活的联系的渴望——或可称之为风景描写所催生的文学现代性。
不过有趣的是，单氏在描写完这段之后，马上接着写道：
回忆日本近日，鲤帜飏风，东俗以重午为男儿令节，家有男儿者，制帛或纸为大鲤，树杆悬之。儿多者鲤多，大小飘荡，颇堪悦目，菖蒲、踯躅次第放花（日本菖蒲开五色花），何等和暖。入暮，抵一面坡驿，云开月朗，乔木筛影，从窗外飞过。凭枕观之，剧饶诗境。
她由端午节引发记忆，想象正在过鲤鱼节的日本，鲤帜飘扬、繁花盛开的画面，恰是一幅可与中国山水画相媲美的浮世绘。中国传统的山水画，“不具有个人对事物的关系，那是一种作为先验的形而上学的模式而存在着的东西，是中国哲人彻悟的理想境界”[99]。
单士厘用透视法来描写中俄边境的风景，同时把日本处理成为“桃花源”式的幻境，这种纠葛在现代文学的风景描写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按照柄谷行人的说法，现代文学中的写实主义是在风景描写中确立起来的，写实主义所描写的风景，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外部的，它们很有可能作为写作者头脑中先验的山水诗或山水画的形象而存在，只有到了风景已经不能再激发任何先验的情感与审美体验，“作为与人类疏远化了的风景”，风景才得以存在。换言之，现代文学意义上的风景描写，或诞生于对人类社会生活丑恶部分的直视，或诞生于对人类病态心理解剖的内视。在此意义上，风景描写本身就是自然主义的，但对于单氏以及后来20世纪的中国作家而言，并不存在对于自然主义的信仰，因为儒家的家国传统如此强大，早已经“置满腔的热忱于其根底”[100]。在此意义上，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的对立是一个伪命题。
总之，单士厘的旅行与游记写作，呈现出异域经验对女性主体的建构作用。在出国游历之前，她自称为“予知家事经济而已”，而在贯穿欧亚、长达2万数千里的漫游之后，她成为一个严谨而又非正式的公使日记写作者，一个关心地方性与国民性的思想者与国际政治观察员，一个自觉或不自觉地保守儒家政治传统的女学者。她在对风景的观察与政治评论中建构自我，逾越闺门的局限而又遵守社会性别规范。与此同时，她的能动性与合法性来自于她公使夫人和朝廷命妇的身份，这一身份也使得她的个案由于占有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文化资源而不具备普遍意义。她高度认同自己的家内身份和丈夫的权威，严格遵守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然而这并不妨碍她自身的思想独立与主体能动性，这一个案或可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有关性别主体性的权力维度，包括性别、阶级、家族、国族的多元共存及其复杂性。
钱恂在《癸卯旅行记·题记》中流露出对妻子旅途之伟的肯定、赞许，更暗中为妻子的作品勘定了读者与流通场域：“方今女学渐萌，女智渐开，必有乐于读此者”[101]——这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庋藏于绣楼妆匧的闺秀日记，而是公开出版的、以渴望新知的识字女性为潜在读者的启蒙读物，那个未曾所闻见的异国世界已经对她们形成了诱惑，因此他自信地预言，旅行会成为一种新的时尚乐趣。单士厘则在作者自叙中进一步鼓动读者：“我同胞妇女，或亦览此而起远征之羡乎？跂予望之。”[102]这种对求知与行走的渴望，借由旅行书写传达并公开，意欲激起晚清女性走出闺门、乃至国门的更大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