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旅女子题壁诗：女留学生的文学行旅
1902年11月至1903年7月期间，政治小说《东欧女豪杰》5回（未完成）连载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文学月刊《新小说》的第一至五号上。小说的开场是一位中国女留学生华明卿在瑞士日内瓦学习，其余的部分则全部是华明卿从她的俄国女同学那里听说并转述的“苏菲亚”故事。（苏菲亚即俄国女无政府主义者索菲亚·彼罗夫斯卡亚（Sophia Perovskaia），因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而闻名。这位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女革命党是晚清最为流行的文化偶像之一，关于她的故事我们将在下一章详论）。
在第一回的开头，华明卿的出生被大肆渲染。首先，母亲生她的时候未婚而且年逾古稀，按照志怪小说的惯例，这个孩子的出生必有神异。接着是母亲在怀孕期间做了一个梦，“梦中看了一部什么蟹行鸟书的册子，和一幅什么倚剑美人的图画”。和古代的谶纬[103]不同，“蟹行鸟书”的文字不是用来预兆或者证明未来的皇权继承人，而是指示着将要出生的孩子的文化血缘——“蟹行鸟书”是当时对西方语言的典型描述。最后，“倚剑美人”蜻蜓点水般地提示了女侠传统，这与后面的章节对苏菲亚女侠般的本土化描写遥相呼应。总之，在明卿出生之前，她的身上就凝结了几种不相协调的可能性：神异及其传统的政治化解释；成长为女侠；还有与某种具有相当异质性的外国文化的联系。
按照志怪的惯例，这个来路不明的神异孩子被视为怪胎而遭到遗弃，继而被一位来华传教的美国妇女所收养，并起名为华明卿。在中国接受了私塾教育之后，明卿随养母来到美国接受教育，因成绩优异而由学校资助到瑞士留学。小说真正的开始，是明卿在她的住处、瑞士第一名胜“舍弥华湖”（即日内瓦湖，Lake of Geneva）的湖边小屋所看到并描绘的一幅“风景”：
但见阴霾四合，天气凄凉。午后乍暖乍寒，陡下了一天大雪。直至黄昏之后，又是细雨横飞，狂风怒叫。不一会儿，天容开霁，但见皓月一轮，悠然西上，恰好倒影在那舍弥华湖心，摇摇荡荡。……这时万籁无声，百念俱寂。[104]
如此凄清寂寥的风景，映现着抒情主人公的忧国之思与逆旅之感。类似的“风景”在中国传统文人游记中源远流长，这是一种“意境/心境”的营造。在古代中国文人的风景写作中，自然要么呈现为禅意盎然的世外桃源，要么呈现为任英雄豪杰驰骋的如画江山；要么以沧海桑田来见证治乱循环的历史哲学，要么以山水时令来寄寓感时忧国的文人传统。文字的背后则是文人或出世或入世的政治情结。舍弥华湖这一瑞士国家而非中国本土的风景，经过明卿内心汹涌澎湃的爱国情感的涤荡，在她的眼睛里呈现出一种十分中国化的情调，这情调还来自于这幅画面的内在张力：从“阴霾四合”到“天空开霁”，在传统风景观里暗暗喻示着政治秩序的跌宕与重整，以及最终“天地清明”的政治理想的实现，而在华明卿眼中，这一寄托的内涵变成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自明。
紧接着，明卿“触景生情”，吟诵起一组她从前看过并背诵下来的诗歌：
本是明珠自爱身，金炉香拥翠裘轻。
为谁抛却乡关道，白雪苍波无限程。
明镜红颜减旧时，寒风似翦翦冰肌。
伤心又是榆关路，处处风翻五色旗。
无计能醒是国民，丝丝清泪揾红巾。
甘心异族欺凌惯，可有男儿愤不平？
这组题为《逆旅女子题壁三绝》的诗歌及其作者的故事，据明卿称是来自于她所看到的一部名叫“《平等阁笔记》”的书[105]。事实上这个莫须有的“逆旅女子”和她的组诗，曾经在20世纪初叶各种不同文本之间不断“旅行”、反复出现：它出现在徐天啸[106]《神州女子新史》（1912年，神州书局）的记述中，也出现在著名小说家李伯元（1867—1906）《南亭诗话》（1925年，大东书局）的诗歌评论中，甚至梁启超著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原载《新小说》第一、二、三、七号，1902至1903年出版，标“政治小说”，署名“饮冰室主人著，平等阁主人批”）当中，也有这么一位女子，只不过逆旅的地点换成了山海关，题壁的文体变成了词。后来影响深远的陈东原《妇女生活史》（1937年，商务印书馆）则依照徐天啸的“历史”记载录下这些诗歌，并且认为诗中为革命忧心的女子很可能并非确有其人，而只是当时革命家之理想。尽管如此，这些假托的诗歌依然透露出那个时代特有的革命气息。陈氏引用了这些诗歌之后，接着介绍了几位参与革命并牺牲的真实女性，其中包括秋瑾[107]。
按照狄平子最初的叙述，他是在和几个朋友从留学地日本返乡途中，在朝鲜和中国东北交界的某个地方的一个小旅馆前看见这位“逆旅女子”的，然后他走进旅馆，就看见了写在墙上“墨迹未干，字体秀逸”的4首诗，因为最后一首“字体潦草，不能辨识”，他只记录下3首。这个旅行的女子被男性观察者描写得像是女侠传统中脸谱式的神秘人物，她的凝神蹇眉、一脸冷峻而又行色匆匆，同时也毫无疑问地美丽。而在被记录下来的诗歌中，她的特殊之处才显示出来。
第一首诗作者亮明其大家闺秀的身份：“本是明珠自爱身，金炉香拥翠裘轻。”这种借鉴自花间词传统的写法，以温暖芳香、金碧辉煌的感官描绘写出一个富家小姐的日常生活状态。这个状态被小姐一个大胆而决然的举动所打破，她离开了家，开始漂泊之旅。对此读者需要获得一个合理的解释，究竟是什么动机使她甘愿抛弃富贵舒适的家，以及赋予她家这种地位的乡土？诗人自己反问道：“为谁抛却乡关地？白雪茫茫无限程。”华美舒适的家内空间与寒冷广阔的外部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其理想价值之高尚（为之抛却）与追寻道路之漫长（无限程）亦形成了有意味的对照。第二首描写女主人公的富贵娇躯经受了风餐露宿的严峻考验，但她所在意的不是自己消减的红颜，而是旅途中到处可见的外国旗帜及其所代表的压迫势力。于是这位富家小姐就与传统花间词所建构的精致美丽的怀春少女区别开来，她的情感指向不是缺席的情郎，而是忧患中的国家。在第三首诗中，她为饱受异族（既指外国势力、又指满清）欺凌的国家洒下丝丝清泪，同时，她通过指责男性国民的拒绝觉醒来强化自己的性别存在——呈现在诗歌里的，是一位顽强矫健、感时忧国的女性国民，她既区别于温香软玉、只知小女儿情事的传统闺秀，又区别于浑浑噩噩、“东亚病夫”似的男性国民。最后，狄平子补记道，这位逆旅女子将要游学东欧。
尽管陈东原怀疑这则笔记所记述的“逆旅女子”的真实性，但“笔记”这一文体本身就具有跨越“虚构/志怪传奇”和“日记/亲身见闻”两个不同领域的能动特性，以至于《东欧女豪杰》中的明卿毫不犹豫地相信这位女子确有其人，笔记的作者高平子（即狄平子）也真的见过她和她写的题壁诗。明卿一边埋怨作者：“怎么这簇新题壁的诗句，那高平子就把他第四章看不清楚呢？可惜可惜！”一边自忖：“原来我国同胞姐妹里头，有恁么一位多情爱国的人。怎得将来有缘，和他握晤才好。”[108]明卿对这位女子的高度认同，不仅通过“多情爱国”的评价、通过“和他握晤”的愿望表现出来，更通过她补全第四首诗歌的和诗行为表现出来。
事实上，小说《东欧女豪杰》的真实读者回应这组诗歌的方式非常类似于虚构人物明卿。阿英《晚清文学丛钞》收录了5组回应小说中原诗的和诗，分别发表于1904年的《女子世界》《觉民》等刊物上。其作者有马君武这样的文化名人，也有匿名或者使用笔名的作者[109]。“和诗”一直是文人之间交流的主要方式，而女性作者之间进行诗歌的品鉴、唱和与传递也早有其传统。明末清初的江南，即已形成一种以具有亲密关系的妇女之间的文字交换与情感交流为主要内容和特征的“才女文化”。这种文化具有3个特征，首先是特定的文学社团式交往活动，社团成员是具有亲属、邻里、朋友等亲密关系或者形成了某一编辑出版群体的女性；其次，这种交往是建立在女性对诗歌和文学的共同热爱基础上的，社团存在的目的是书写文字的欣赏、创造和传播；第三，这一才女文化的特定形式是局限于上流女性或有着受教育机会的富裕地区的妇女的，它的特异性和排他性，正彰显了儒家士大夫文化的优势，也说明了当时士大夫家庭的成员（无论是男是女）在社会上享有的文化优越和权威地位[110]。如果我们从“才女文化”的角度考察明卿以及小说读者的和诗行为，就会发现它与这一女性文学共同体传统的扞格或超越之处：在小说的媒介作用下，新的女性共同体超越亲族关系和地区联系，扩展成了一个基于文化教养的更大的共同体。她们共同热爱的对象，不是文学（或者说对文学的热爱已经内化成为一种情感表达方式），而是一个被称为“国家”的、想象的共同体。然而，这个和诗的情节或可说明，尽管到了晚清时期“才女文化”已经式微，但它植根于儒家士大夫文化的历史属性已经深刻影响到此时女性所能建立的文化联系的性质和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小说所构建和想象的女留学生形象，一如在日内瓦湖边小屋如痴如醉般读卢梭《民约论》的华明卿那样，几乎都毫不踟蹰地选择了激进的思想与政治态度，但这并不表明这样的女性形象不可以被传统文学的表现习惯所编码。例如梁启超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就这样表现这位“逆旅”女子：小说第三回，黄克强和李去病一起到山海关登长城后，看到昔日雄关已变为准殖民地，不禁英雄洒泪，联句作了一首《贺新郎》词，题于壁上[111]。第四回，黄克强和李去病结束了通宵的辩论，又一起北行到旅顺、大连等口岸地区游历，之后折返山海关，依然住在先前的旅店，意外地发现两天前留下的题壁词不知被什么人读过，并且留下一首和韵。词曰：“人权未必裙钗异，只怪那、女龙已醒，雄狮尤睡。相约鲁阳回落日，责任岂惟男子，却添我、此行心事。”[112]末后有两行跋语，一方面为国民庆幸“众生沉醉，尚有斯人”，另一方面又感叹自己“东欧游学”，以致于“蒹葭秋水，相交失臂，我劳如何”。落款为“端云”。可见这一位游学欧洲的女学生在救国壮心之外，也不乏爱慕志士的柔肠万种。
如果梁启超能够完成小说，想必端云也是一位重要人物。作者安排黄、李二君出游旅顺，仍要借住在“前日的客店前日的房里”，并且安排他们在晚上到达，“胡乱吃了晚饭”，“倒头便睡了”。将这一首绝妙好词留待次日清晨，方才被二人从从容容地观看并评论“看这笔迹，那雄浑里头带一种娟秀之气”云云，还要郑重其事地把这首词并题记抄入黄克强所写的笔记《乘风纪行》之中，可见其引入端云这一人物的用心。作者还借李去病之口，说出“东劳西燕”这一常用来形容恋人分离的成语，与端云“蒹葭秋水”的感慨相呼应，也可以推断这位端云与黄、李二君中的一位日后必有一段浪漫的恋爱故事将要展开。作者不仅以这样犹抱琵琶半遮面、欲说还休的曲折方式来写未出场的端云，而且为了加深读者的印象，在第五回郑伯才送给黄、李二人的同志名单上，“女士三人”中的第一位就赫然列着“王端云”的名字，介绍其为“广东人，胆气、血性、学识皆过人，现往欧洲，拟留学瑞士”。从其简历看，这一位“王端云”，便是在山海关与黄、李二人和韵作词的那位“端云”女士。从这些草蛇灰线般的潜在信息中，不难揣摩出作者意欲撮合志士与女杰的良苦用心，更何况第四回回目“旅顺鸣琴名士合并 榆关题壁美人远游”也已经暗示出“名士”与“美人”的足相匹配。更进一步，基于以上文本细读，我们是否可以做出一个大胆的推测，即瑞士日内瓦湖边的华明卿，与即将留学瑞士的王端云，无论是作为神秘的“题壁女子”还是她热情的响应者、和诗女子，其实根本就是一个人呢？
总之，正在浮现的中国民族主义与欧洲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遗产之间的紧张，将晚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放入了同时代的地方与全球政治之中。哲学家沃勒斯坦把这种紧张描述为现代历史的一个特征：
在一个建立在等级和不平等之上的历史社会系统中，普遍主义是强者给弱者的一件“礼物”。它使后者面临着双重困境：拒绝这件礼物是失败；接受这件礼物也是失败。对弱者来说，唯一似是而非的反应是既不拒绝，也不接受，或者既拒绝又接受——简言之，弱者所走的貌似无理性的之字形道路（文化与政治双方面的）正是多数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历史的特征。[113]
通过以上文本细读可以发现，仅在小说《东欧女豪杰》第一章出现的“华明卿”这个女留学生形象，就勾连起了多个富于象征意涵的女性故事：康爱德故事的“西方收养”情节，逆旅女子的去国留学情境与感时忧国情绪，以及小说之后章节集中叙述的“苏菲亚”豪侠事迹。我们可以试着拨开这叙事的重重迷雾，找出隐藏在这些故事背后的“叙事功能”（fuction）[114]——一个中国女孩儿被西方传教士收养并接受西方教育，同时她非常爱国；一个中国少女在行将远离故国的时刻为民族国家的命运担忧感叹；一个中国女子得以近距离地观看或者听说一位西方爱国女豪杰的传说。这些女性形象既蕴含着民族主义的情感逻辑，也蕴含着积极寻求西方普遍价值的价值逻辑，而这两者在并行不悖的同时又始终存在矛盾斗争。在接下来的一章里，我们将会继续这趟中西女性形象相互参照、彼此生产的文学之旅。
[1]《神话历史》，见《书写历史》，第1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
[2]转引自周晓明：《人类交流与传播》，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202页。
[3]Joan Judge，“Reforming the Feminine：Female Literacy and the Legacy of 1898”，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Qing China，ed.by Rebecca E.Karl and Petter Zarrow，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distributed by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4]这一观点不是林乐知的创见，而是19世纪以来流行于英语世界的一句名言。马君武翻译的《斯宾塞女权篇》中说：“欲知一国人民之文明程度如何，必以其国待遇女人之情形如何为断，此不易之定例也。”斯氏原文是：“That a people’s condition may be judged by the treatment which women receive under it，is a remark that has become almost trite.”
[5]《变法通议·论女学》，《时务报》，第23册，1897年4月。
[6]《变法通议》以教育为主题的篇目有：《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占总篇幅的一半。
[7]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时务报》，1897年11月15日。
[8]所谓“咏絮”，自谢道韫以后已经成为象征女性诗才的一个典故，它来源于谢家的一段逸事：谢道韫的伯父、南朝有名的太傅谢安组织了一次大家庭聚会，谢安以长辈的身份提出在儿女子侄辈中进行一场赋诗比赛，他随手指向屋外刚刚开始飘落的雪花，要求他们就此联句。谢安的大儿子十分自信地写出“撒盐空中差可拟”，其堂妹谢道韫随即写下“未若柳絮因风起”，一下子把他比了下去，并赢得了当日赋诗比赛的魁首。这段故事见（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
[9]盛清时期一部大规模妇女诗歌选集《国朝闺秀正始集》的编者恽珠就在例言中自豪地谈到，居住在帝国辽远边陲（如滇黔川粤、蒙古哈密）的妇女也给这个选本增加了作品，这充分说明“圣朝文教昌明，声教所讫，无远弗届”，换言之，女性诗歌的繁荣，既是盛清时代的标志，更是这一朝代教化的成果。另有《国朝闺秀香咳集》（清许夔臣纂辑）的序言（戴鑑作），亦称“女子之工诗如是之难，而女子之工诗如是之多，不亦为盛世之休风，词坛之佳话哉？”分别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卷十一，第633页；附录二，第91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修订重印本）。
[10]梁启超希望以竞争、进取、冒险、尚武等西方气质取而代之，参见[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第六章、第九章内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11]《变法通议·论女学》，《时务报》，第23册，第43页。
[12]《倡设女学堂启》，《时务报》，1897年11月15日。
[13]《变法通议·论女学》，《时务报》，第23册，第43页。
[14]《变法通议·论女学》，《时务报》，第23册，第43页。
[15]《倡设女学堂启》，《时务报》，1897年11月15日。
[16]《新民说》，第14节《论生利分利》，《新民丛报》，第19、20号，1902年。
[17]《新民说》，第14节《论生利分利》，《新民丛报》，第19、20号，1902年。
[18]《两广学务处批女学堂绅董禀请给地拨款由》，《东方杂志》，第一年第二期，第41页。见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599页。
[19]与此同时，在西方也同样存在一种保守的看法：每个女人天生自然都是要做妻子与母亲的，那么，给予女人学术或者专业教育，就被认为是浪费了可贵的资源，而且可能使她不能扮演好她的传统角色。比如英国学者史密斯（Goldwin Smith，1823—1910）就认为从生理的角度而言，受到较多智力教育的女人会是比较差的母亲。见Goldwin Smith，“Female Suffrage”（1874），in The Subjection of Women：Contemporary Response to John Stuart Mill，ed.by Andrew Pyle，Bristol：Thoemmes Press，1995，pp265—285.
[20]Judge Joan，“Knowledge for the Nation or of the Nation：Meiji Japan and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Female Literacy in the Late Qing”，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New Perspectives on the Qing”，UCLA，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97.
[21]刘宁元：《中国女性史类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7页。
[22]参见吕美颐：《评中国近代关于贤妻良母主义的论争》，《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23]在此必须指出，“贤妻良母”“良妻贤母”“贤母良妻”等词汇在各语言中的演变。虽然现代中文、日文、韩文中的词汇，分别为“贤妻良母”“良妻贤母”“贤母良妻”，但最初的用法均为“贤母良妻”。其演变的时期以及过程不明，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日文中的用法变为“良妻贤母”始于1902年高等女学校令的宣布以后，见[日]片野真佐子：《良妻贤母主义の源流》，收入日本近代女性史研究会编：《女たちの近代》，东京：柏书房，1978年。而中文则经过20世纪30年代的“妇女回家”论争后，以“贤妻良母”的用语为固定用法。
[24]此种以国家富强为最终目的的妇女教育观，除了梁启超《论女学》中所表现的，在同时代的日本和韩国的舆论中也常常见到，可以举出以下实例：“如此，女子为生育男子之基本，岂非不从其根本而图谋文明之基础乎？东洋之所以微弱而不振兴，是因为女子之无受教育。女子无识字岂能求其所生男子明澈乎？欲保全东洋之君主，皆应注意于女子教育。”（《女子教育论》，《帝国新闻》，1901年4月5日）又如：“凡文化之进退、风俗之隆污、种类之强弱及社会之兴衰，皆有关系于女子。故女子教育不仅为世界之精神，亦为一国之命脉。于今，清韩两国，现世界新文化之风潮非不渐被，尚此，开明进步不胜违迟，无他，女子教育不立之故。”（《女学宜兴论》，《大韩每日新报》，1905年12月8日）参见陈姃湲：《简介近代亚洲的“贤妻良母”思想》，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0期（2002年12月）。
[25]本表依据洪良姬：《日帝时期朝鲜“贤母良妻”女性观研究》，首尔：汉阳大学校史学科硕士学位论文，1997年。
[26]吕美颐：《评中国近代关于贤妻良母主义的论争》，《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27]Joan Judge，Reforming the Feminine：Female Literacy and the Legacy of 1898，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Qing China ed.by Rebecca E.Karl and Petter Zarrow，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distributed by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28]忆琴：《论中国女子之前途》，《江苏》，第四期、第五期。见《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上册，第408页。
[29]参见[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51页。
[30]参见Stephen C.Angle，Human Rights and Chinese Thought：A Cross-cultural Inqui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150—158.
[31]梁启超：《自由书·论强权》，《清议报》，第31册，1899年，第29页。
[32]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思想》，《新民丛报》，第6号，1902年。
[33][日]佐藤慎一：《梁启超的社会进化论》，转引自[日]须藤瑞代：《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6页。
[34]原文为：“妇学掌于九嫔，教法行于宫壶。内而臣采，外及诸侯。”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妇学》，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年，第170页。以下引文不特标明，皆同。
[35]原文为：“妇学之目，德言容功。郑注‘言为辞令’，自非娴于经礼，习于文章，不足为学……”章氏原注强调：“妇学则古实有之，惟行于卿士大夫，而非齐民妇女皆知学耳。”
[36]原文为：“苻秦初建学校，广置博士经师，五经粗备而《周官》失传。博士上奏，太常韦逞之母宋氏，家传《周官》音义，诏即其家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绛帷而受业，赐宋氏爵号为宣文君。”
[37]原文为：“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善辞命者，未有不深于《诗》，乃至古之妇学，必由《礼》而通《诗》（非《礼》不知容，非《诗》不知言）。六艺或其兼善者耳。后世妇学失传，其秀颖而知文者，……不知妇人本自有学，学必以礼为本；舍其本业而妄托于诗，而诗又非古人之所谓习辞命而善妇言也。……嗟乎！古之妇学，必由礼以通诗；今之妇学，转因诗而败礼。”
[38]班昭（约48—120）的家族，世代都是宫廷学者，她的姑姑班婕妤是汉成帝的妃子，也是刘向《列女传》中的道德典范之一，据说她为了不使皇帝在思考国事的时候分心，拒绝与皇帝同乘一辇，而是尾随在帝辇后面步行。画家顾恺之的名作《步辇图》就描绘了这一警策人心的时刻。班昭的长兄班固是东汉名重一时的诗人和历史学家。班昭年轻守寡并拒绝再嫁，长兄班固死后她继承其未竟的遗业，编成了官修西汉史书《汉书》，她还编写了一本教材《女诫》，概述了女性不可或缺的4项特质——德、言、容、工。这本书被书香门第普遍用来作为家庭教育的课本。到了清代，这本书已经成为经典，是所有上层家庭女孩子的必读经典“女四书”中的首要一部。
[39]《随园诗话补遗》，卷一，转引自王英志：《袁枚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71页。
[40]考究随园女弟子的具体成员，主要依据是袁枚于嘉庆元年（1796）所编纂的《随园女弟子诗选》，此书由袁枚弟子汪穀作序并付梓。据目录选收28位女弟子诗作（今本仅存19人），但仅凭诗作，尚不足以确定这28人就是其全部女弟子。
[41]汪穀：《随园女弟子诗选序》，见王英志点校：《袁枚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42]Harold Kahn的说法，转引自曼素恩：《缀珍录》，第四章“写作”，第129页。
[43]《文史通义·妇学》，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3页。
[44]《丁巳札记》，见《章氏遗书》吴兴刘氏嘉兴堂刻本。转引自王英志：《袁枚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73页。
[45]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26页。
[46]孟母寡居，织布为生，供给儿子读书。少年孟子交友不慎，荒废学业，孟母激愤之下斩断了所织布匹的经线，告诉惊慌失措的儿子说，他荒废学业的行为后果，就如同斩断这布匹一样。年轻的孟子深为母亲振聋发聩的教导所打动，从此发愤学习，后来成为儒家早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见刘向：《古列女传》，卷一，四部丛刊本。(https://www.daowen.com)
[47]刺绣往往与高雅、纯洁、贞静等品德/道德价值联系在一起。首先，从事刺绣的大都是有教养的贵妇和小姐，她们的家庭必须雇用得起养蚕缫丝的帮工、辟有专门摆放绣花架的明亮宽敞的房间，还要有丫环在盛夏给她们打扇，以免其娇嫩的双手因出汗而弄坏绣品；其次，与纺纱织布相比，刺绣显得更为“纯洁”，因为纺纱织布者不得不下到田野去帮助耕种和收获棉花，这使得她们必须与男人接触，而刺绣的小姐往往置身于深宅大院、华楼高阁，进行一项纯粹的“一个人的劳动”，因此人们常把未出嫁的小姐的闺阁称为“绣房”“绣楼”。
[48]对于上层社会女性而言，一定的女红劳动可以应付孀居和家道中落等可能出现的逆境；而对于下层劳动妇女而言，统治者替她们塑造的理想，就是“男耕女织”中的女性形象。
[49]参见[美]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宜庄、颜宜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六章“工作”的有关内容，第183—205页。
[50]查昌鵍：《学绣楼名媛诗选》自序，“刺绣余间，取向所成诵者，私自研求”。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26页。
[51]完颜恽珠（1771—1833），字珍浦，号星联，晚号蓉湖道人。从夫姓，丈夫完颜廷璐是满洲贵族，曾任山东泰安知府并死于任上。恽珠的3个儿子都任职官场，其中最成功的是麟庆（1791—1846），字见庭，嘉庆进士，授中书，曾任江南河道总督，著有一部图文并茂的旅行自传《鸿雪因缘图记》。
[52]《国朝闺秀正始集·例言》，参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卷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33页。
[53]同上，第631页。
[54]《国朝闺秀正始集·例言》，参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卷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31页。
[55]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为了更全面地分析一个社会中结构组成的复杂性，在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之外，又提出了“文化资本”概念。文化资本包括3个层面的内容：文化能力（culture competence）、文化产品（culture product）、文化体制（culture institution）。其中“文化体制”的作用尤为重要，它涵盖了文本的产生机制、流通方式、评价体系以及通过成为经典（或者反经典）而被权力确认的过程。参见[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5—151页。
[56]关于此种逻辑，参见王政、刘禾、高彦颐：《从〈女界钟〉到“男界钟”：男性主体、国族主义与现代性》，《社会性别》，第2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
[57]“孟母三迁”的著名故事，歌颂了母亲的道德智慧而不是她的博学，说明儒家传统存在以美德而不是才华定义好母亲的习见。但同时，识文断字、精通儒家经典的母亲能帮助儿子科考成功也会得到社会的肯定。因此，与孟母这一榜样同时并存，在儒家传统中有一股强大的潜流鼓励妇女接受文化教育，以成为儿子的蒙师。参见高彦颐（Dorothy Ko）：《才和德的追求：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中国的教育和女性文化》（“Pursuing Talent and Virtue：Education and Women’s Culture in Seventeenth-and Eighteenth-Century China”），《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1992年6月号。
[58]林纾（1852—1924），近代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与魏源齐名。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号冷红生，晚岁又号卓翁，福建闽侯人。初为光绪举人，后入京为京师大学堂教师。专治古文，以桐城传人自居。在政治上持改良主义立场，晚年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著有散文、笔记、小说、诗歌多种，主要成就在翻译，据连燕堂统计，林纾翻译的小说共计183种，包括英、美、法、俄、希腊、挪威、西班牙、日本等国的作品（见1982年第六期《读书》杂志《林译小说有多少种》一文）。其译文生动传神，影响深远。其译作由商务印书馆汇编成《林译小说丛书》。
[59]林纾：《〈迦茵小传〉序》，见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12页。
[60]寅半生：《读〈迦因小传〉两译本书后》，《〈迦因小传〉三题》，见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卷三，中华书局，1960年，第285页。
[61]金一，又名金松岑，号鹤舫，笔名麒麟、爱自由者、天放楼主人。江苏常熟人。他1903年加入爱国学社，与邹容、章太炎、蔡元培一起为推翻满清王朝奔走呼号，以文学鼓吹革命。1903至1904年间著有鼓吹女界革命的《女界钟》，编有鼓吹民族革命思想的《新中国唱歌》，译有《文界之大魔王摆伦》《三十三年落花梦》等，著有《天放楼文集》《天放楼诗集》等。他还是小说《孽海花》的创意者及首五回初稿的原作者。
[62]松岑（金一）：《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原载《新小说》，第2卷，1905年第5期，见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3页。
[63]Benjamin A.Elman，“Changes in Confucian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from the Ming to the Ch’ing Dynasty”，Benjamin A.Elman and Alexander Woodside eds.，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1600—1900，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pp111—149.
[64]陈彦安：《劝女子留学说》，《江苏》，1903年第三期，见《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上册，第672页。
[65]《共爱会同人劝留学启》，《江苏》，1903年第六期，见《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上册，第674页。
[66]《牖报》，第二号，1907年。见《史料》，上册，第681页。
[67]《日本留学女学生共爱会章程》，《浙江潮》，第三期；《记留学女生拟创赤十字社之缘起》，《浙江潮》，第五期；见李又宁、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下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911、919页。
[68][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第五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页。
[69]康爱德（1873—1931），江西九江人，自幼父母双亡，被一美国女传教士昊格矩（Gertrude Howe）收养，1882年被养母带至美国接受教育，1892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密西根大学学习医科。康爱德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896年她以出色成绩毕业。在毕业仪式上，她着中国服装登台领取毕业证书，校长当众称誉她，这一场面轰动一时。之后康爱德回国，先后在九江、南昌从医，妙手回春，广受赞誉。
[70]一则褒扬康爱德医术的新闻饶有兴致地谈到，众多慕名而来的患者里，混杂着一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男性，以至于康爱德不得不拒绝了所有的男性求诊者。（“近因求诊多轻薄子弟，女士厌之，特改章非女病不诊”，见《康女士之神技》，《警钟日报》，1904年10月22日）。
[71]梁启超：《记江西康女士》，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卷，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119页。
[72]梁启超：《记江西康女士》，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卷，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119页。
[73]关于康爱德的讨论，参见Hu Yin，“Naming the First‘New Woman’”，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Qing China，Rebecca E.Karl and Peter Zarrow ed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80—211.
[74]另一位同样学医和被传教士收养的女留学生是金雅妹，她出生和留学的时间均早于康爱德。金雅妹（1864—1934），浙江省鄞县人，父亲金氏是基督教长老会宁波教区的牧师，与当时的长老会医生、美国驻宁波首任领事麦嘉谛博士（D.B.Mecartoc）交好。金雅妹3岁时父母双亡，麦嘉谛收养了她。几年后她随义父到日本，在那里念完中学并熟练掌握了英文和日文。1881年中学毕业后，金雅妹考入著名的纽约大学医院附属女子医科大学，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和第一位西医学科的女学生。她于188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毕业后曾先后在纽约、佛罗里达和华盛顿的一些医院里工作。1888年，金雅妹回国，在厦门、广州、成都等地开设私人诊所，由于医术精深，深受人们崇敬。1907年，金雅妹受北洋政府聘请，担任北洋妇科医院院长，并主持医科学校。她终身未婚，于1934年病逝于北平（今北京）。
[75]高劳：《吾人将以何法治疗社会之疾病乎？》，载《东方杂志》，第9卷第8号。
[76]伧父：《中华民国之前途》，载《东方杂志》，第8卷第10号。
[77]参见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254页。
[78]我们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见到不少女医生的形象，她们的形象、气质与格调，她们的时代特征与政治内涵，都起源于这种象征性。例如丁玲小说《在医院中》（1941）里的陆萍，谌容小说《人到中年》（1980）里的陆文婷——其内在联系并不在于两位女医生都姓陆的巧合，而在于“女医生”这一形象及其文学化的特定表达方式，构成了特定的政治情境下文学与科学/现代化、女性与民族国家建设的微妙提喻关系。相关分析参见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第八章“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79]参见葛晓音：《中国名胜与历史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李伯奇：《中国古代纪游文学史》，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邵骥顺：《中国旅游历史文化概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王子今：《中国古代旅行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80]例如清道光年间官员完颜麟庆（1791—1846），著有宦游日记《鸿雪因缘图记》。全书共3集，每集分上、下两卷，一事一图，一图一记，凡240图、记240篇，实录其所至所闻的各地山川、古迹、风土、民俗、风俗、河防、水利、盐务等等。
[81]最著名的例子是明末儒生徐弘祖，他用30年时间徒步漫游大半个中国，探险山川边疆，考索名物风俗，留下60余万字的《徐霞客游记》，成为家喻户晓的地理学家和博物学家。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清嘉庆年间的进士吴其濬，先后任翰林院修纂，江西、湖北学政，兵部侍郎，并官至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福建、山西等省总督或巡抚。他宦游各地，旅行经验丰富，同时酷爱植物，每至一处，必搜集标本，绘制图形，并于庭院中培植野生植物，历时7年，将其实地考察及经历所得之真知，写成《植物名实图考》一书，计38卷，其中所收植物共1714种，并有附图1800多幅。
[82]命妇，泛称受有封号的妇女，一般多指官员的母、妻。命妇封号皆从夫官爵高低而定，唐以后形成制度。唐代命妇定制，一品为国夫人，三品以上为郡夫人，四品为郡君，五品为县君。清制，凡命妇封号，一品二品称夫人，三品称淑人，四品称恭人，五品称宜人，六品称安人，七品以下称孺人，不分正从，文武职相同。又，宫廷中嫔妃，称内命妇，外廷官员妻、母称外命妇。《国语·鲁语下》：“命妇，成祭服。”韦昭注：“命妇，大夫之妻也。”唐陈鸿《第恨歌传》：“每岁十月，驾幸华清宫，内外命妇，熠耀景从。”《新唐书·礼乐志五》：“皇后初采桑，典制等各以钧授内外命妇。皇后采桑讫，内外命妇以次采，女史执筐者受之。”
[83]钱恂（1853—1927），字念劬，浙江湖州人，是洋务与外交名臣薛福成的得意门生之一，1890年随同薛出使英、法、意、比等国。1893年以知府候补和参赞身份随同公使龚照瑗出使欧洲，1895年进入张之洞幕府，1899年担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派驻日本。1904年以参赞身份随同公使胡惟德出使俄国，1907年正式升任驻荷兰公使，1908年改派驻意大利公使。1909年被免职回国。
[84]张之洞对钱恂的评价，见《张之洞全集》，第二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19页。这一评价可谓中肯，钱恂显然是一位信奉“经世致用”、热衷于改革的政治家，在其正式派驻荷兰、意大利两国的2年时间里，他上奏疏多达55篇，对两国的政治、财税、军事、贸易制度以及清政府如何处理外交关系多有分析建言。
[85][清]钱单士厘：《归潜记》，收入钟权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麓岳书社，1985年，第894页。
[86]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7页。
[87]1898年，康有为上书光绪，恳请以日为师实行新政，送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并认为：“彼与我同文，则转译辑其成书，比其译之欧美之文，事一而功万矣。彼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倡议教育改革，主张派生留日。1898年冬，日本驻华使臣矢野文雄以日本国之名义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称该国政府愿接受中国留学生并支付经费。
[88][清]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自序》，见钟权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684页。
[89][清]梁启超：《汗漫录·暂别日本》，见钟权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589页。
[90]Mary Louise Pratt，Imperial Eyes：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pp6—7.
[91]James Buzard，The Beaten Track：European Tourism，Literature，and the Way to Culture，1800—1918，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6.
[92]例如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以资政殿大学士的身份出使了与中原政权敌对的金朝之后写了一部旅行日记《揽辔录》。参见[德]顾彬等：《中国古典散文》，周克骏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
[93][清]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收入钟权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704—705页。
[94]单氏在记述讷荫立碑事件后特意加了一个按语：“（驻港商务委员）李兰舟以此碑竖立崴埠，引为国民之大辱，曾录告北京政府，政府不答。”见[清]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收入钟权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713页。
[95][清]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收入钟权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724页。
[96][清]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收入钟权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719页。
[97]西伯利亚铁路开工后不久，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就主张，其干线应通过中国东北直达海参崴，这样就可更直接地插手甚至控制中国东北。恰在此时，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为了抑制日本在远东的势力，俄国便联合德法两国进行干涉，迫使日本“吐出”了辽东半岛。因干涉还辽“有功”，1896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赴俄国祝贺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加冕典礼，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简称《中俄密约》），允许俄国在中国境内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支线，并命名为东清铁路（后又称中东铁路）。1898年，东清铁路动工修建，1903年7月14日全线通车。
[98][日]宇佐见圭司：《于“山水画”中看到绝望》，《现代思想》，1977年5月，转引自[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1页。
[99][日]宇佐见圭司：《于“山水画”中看到绝望》，《现代思想》，1977年5月，转引自[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1页。
[100][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9—20页。
[101][清]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收入钟权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683页。
[102]同上，第684页。
[103]谶纬神学流行于汉朝。谶是一种宗教性的神秘预言，又称谶语，以之预测吉凶，因通常配有图，故又叫图谶。古人多用于政治斗争中，如秦始皇晚年时有谶语“亡秦者胡”出现。纬是相对于经而言，指用图谶等神秘含意解释儒家经典，又称为“纬书”。实际上，谶纬神学是古代具有宗教神学色彩的政治宣传心理学（如纬书《孝经援神契》说孔子即已预言刘邦当皇帝），以此为谋求权力者或已登上权力宝座的统治者大造舆论，从而收服具有传统天命观的民众，明其权力的合理性。
[104]岭南羽衣女士：《东欧女豪杰》，见阿英编：《晚清小说丛钞·小说一卷》，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6页。
[105]此书作者狄平子（1873—1942），祖籍江苏溧阳，原名葆贤，字楚青，别号平情居士、平情客、高平子，以擅长书画及古画鉴定、收藏而知名，同时也是一位革命者和出版家。他戊戌变法时期与唐才常、谭嗣同等人交好，1900年参与唐才常发起的正气会，后易名自立会，对外则称东文译社，组织自立军，策划在长江沿岸各省起事，事败后遁走日本。1904年回上海，创办《时报》，并开设有正书局。其间狄氏皈依佛教，并借助有正书局的传播发行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份佛教月刊《佛学丛报》。
[106]徐天啸（1886—1941），名啸亚，字天啸，别署秋槐室主、天涯沦落人等，常熟人。早年即以才名与其弟徐枕亚并称“海虞二徐”。1912年初偕徐枕亚赴上海，同任《民权报》编辑，徐天啸负责社说及评论，立论相当激烈，以致次年该报被袁世凯政府强行停刊。1914年起任上海《黄花旬报》主编，同时助徐枕亚编辑《小说丛报》。又兄弟同入南社。徐天啸以政论见长，除散见于《民权报》、《大同日报》等报刊者外，尚著有《神州女子新史》《太平建国史》。亦能诗文，有《天啸残墨》及《珠江画舫话沧桑》二书。其小说则有《湖上百日记》《鸳鸯梦》《自由梦》等。
[107]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复印，第351—352页。
[108]《东欧女豪杰》，见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6页。
[109]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70页。
[110][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18页。
[111]这首词原题《贺新郎·壬寅》，是梁启超自己在光绪壬寅年（1902年）所作，亦被收入其文集。全词如下：“昨夜东风里，忍回首、月明故国，凄凉到此。鹑首赐秦如昨梦，莫是钧天沉醉？也不管、人间憔悴。落日长烟关塞黑，望阴山铁骑纵横地。汉帜拔，鼓声死。物华依旧山河异，是谁家、庄严卧榻，尽伊酣睡？不信千年神明胄，一个更无男子。问春水、干卿何事？我自伤心人不见，访明夷别有英雄泪。鸡声乱，剑光起。”词作者化用了南唐后主李煜著名的《虞美人》词来表达“亡国”之哀思，“鹑首赐秦”“卧榻酣睡”的典故用来讽刺清廷割地求和，导致国土沦丧、民族危亡。“落日长烟”一句令人联想起汉代猛将霍去病大败匈奴、封狼居胥的雄威，“不信千年神明胄，一个更无男子”化用花蕊夫人的“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也是对于清廷恨其不争的意思。最后，“访明夷”一语道出了作者政治倾向的思想资源，即明末清初著名的反清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其思想已经有近代代议制度的萌芽，但依然采用托古改制的方式表达。此书对清末维新运动影响很大，梁启超本人曾积极抄印散布此书，借以宣传维新思想。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虹点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7页。
[112]“人权未必裙钗异”的豪言，说明词作者是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熟悉“天赋人权”“男女平等”之类的西方思想概念或者至少能脱口而出这些时髦词汇的新女性。“女龙已醒，雄狮尤睡”一句，首先是把“龙”和“睡狮”这一对形容中国的流行譬喻进行了对比，前者通常象征着中国直至晚清以前所积累起来的雄厚的国力、强大的皇权、发达的文明和相对于“四夷”的政治威严；对于西方人来说，“龙”的符号还象征着异己的神秘性、力量乃至未知的危险性。而后者则意味着晚清中国业已进入一个文明的“停滞期”，在西方各国的竞争下丧失了其文明的先进性和政治优越地位，也不再对西方具有威胁。更值得注意的是，词作者对这一对譬喻进行了性别化的区分和对比：“睡狮”是雄性的，而业已觉醒、意欲重振龙威的那个中国，则是女性的。换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就是相对于浑浑噩噩的男性，觉醒的女性代表着一种新兴的力量，这种力量承担着唤醒中国的责任。
[113][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罗荣渠等译，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7页。
[114]相关概念参见Shlomith Rimmon-Kenan，Narrative Fiction：Contemporary Poetics，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3，pp1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