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的形象与形象的概念

无论是改革派知识分子对于未来“新民”与“贤妻良母”的憧憬与建言，还是晚清小说对女留学生形象的浪漫再现，在列强紧锣密鼓地瓜分晚清国土与国权的行径面前，都显得日渐苍白。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是在全球争竞的历史进程中具有“男性/侵略特征”的帝国主义国家逐渐使中国“女性化”——沦为具有“女性/被侵犯特征”的国家的过程。这样，在国际社会中，对内仍然保持封建父权制专制统治的“男性”中国，对外就具有了另一副充满耻辱感的面孔——“女性”[3]。作为一个国家的人格化而具有尴尬的“双重性别”的中国，一方面“她”备感受制于西方“男性他者”的屈辱，另一方面，“他”也比任何时候都有一种“男性”的荷尔蒙冲动，召唤国家的所有国民，当然包括与国家有相似处境与地位的女性，以“英雄”和“英雌”[4]的方式和行动，去讨还中国一再失去的“男性”国度的身份。于是，在“军国民主义”的大旗指引下，以慷慨激昂的军人气质和爱国精神、精忠报国思想为主要内涵的“英雌”与“女国民”逐渐取代“国民母”成为20世纪初年最为醒目的女性形象。

在梁启超“新民说”以及现代“女学”论述广泛传播的时期，“国民母”曾一度成为颇为时髦的词汇。当时的流行观点是：在培育国民、进而“孕育”现代民族国家方面，作为“国民母”的女性要比男性国民的责任更为重大和神圣。“国民已经是贵重的了，女子还是国民的大母，那贵重的还了得。”[5]因此，塑造“国民之母”成为知识分子再造女性形象的主要内容之一：“国无国民母，则国民安生？国无国民母所生之国民，则国将不国。故欲铸造国民，必先铸造国民母始。”而“国民母”不仅仅意味着生物意义上的强壮肌体与健康基因，更意味着一个被重新诠释过的“民族文化”，包括“心思出入、九天九渊”的现代化科学知识体系，“高尚坦白、坦坦落落”的新国民道德，以及“强毅勇敢、百折不回”的人格气质[6]。(https://www.daowen.com)

在某种意义上，“妇女不仅是民族的生物性再生产者，还是民族文化的再生产者。她们常被赋予文化监护人的角色，负有把文化传递给下一代的任务”[7]。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妇女的性别角色被民族主义和殖民侵略推向两极化，即性别化的“母亲”与去性别化的、勇敢的保卫者[8]。从《女杰花木兰歌》[9]的“四万万人齐声同歌，歌我花木兰”到《女学生入学歌》[10]的“斯巴达魂今来飨”“励志愿作女英雄”，再到《女国民歌》的“铁血作精神”[11]，所传达的都是女性作为民族国家保卫者的英勇无畏。而经过从“国民母”到“英雌”“女国民”的话语转换，女性在民族国家话语系统中不再仅仅是作为国民的客体/母亲，而是作为国民之主体本身被谈论。对女性“爱国”精神特质的强调和张扬，尤使有关论述焦点从女性生殖/生育的工具性转移至主体道德与人格的本体性，尽管这个过程以雄化/去女性化的社会性别建构为代价，但最终女性得以在话语层面暂时超越了“国民母”这一间接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