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国民”想象：启蒙的“心灯”与幻想乌托邦
尽管男女知识分子从各自的价值立场出发对“女国民”的思想内涵和实践方案进行着愈演愈烈的讨论，但这些主要以报章、杂志、译著为载体的议论文字的受众并不广大，而只限于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智识阶层。就欲做“国民”之女性而言，其言说主体和实践主体都局限于“有学问”的知识女性[32]。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大量以普通妇女为期待读者、以妇女救国为题材和主旨、以一种更为通俗化的手段来倡导“女国民”的小说[33]。在以启蒙者自居的夏曾佑看来，
中国人之思想嗜好，本为两派：一则学士大夫，一则妇女与粗人。故中国之小说，亦分两派：一以应士大夫之用；一以应妇女与粗人之用。今值学界展宽（西学流入），士大夫正目不暇给之时，不必再以小说耗其目力。惟妇女与粗人无书可读，欲求输入文化，除小说更无他途……而后有妇人以为男子之后劲，有苦力者以助君子之实力，而不拨乱世致太平者，无是理也。[34]
这一论调隐含着启蒙者/知识分子—被启蒙者/妇女与劳动者的身份等级，以及男性知识分子通过改良小说，进而通过小说改造“妇女与粗人”，最终达到“拨乱世致太平”的自我期许。作者认为“西学”这样的先进文化进入中国，要想深入人心并起到改造、重塑国民精神的作用，就只能改头换面进入小说文本，借重小说得以传播。因为只有妇女与底层民众才是小说的忠实读者，而男性知识分子则当仁不让，正是对这些“国民”进行重塑的精神导师。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大批热衷于西学和改革的知识分子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小说的创作、翻译和小说刊物出版上面的原因之一。梁启超以一种全球化的视野满怀憧憬地描述道：
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夤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35]
他憧憬着这样的场景也将在中国出现，于是俚俗的小说被戴上了“乃文学之最上乘”[36]的高帽，并将在针对妇女的社会动员中大显身手[37]。
这一小说有关点化妇女而为新“国民”的神圣信条也同样被当时为数不多的女性小说作者所深信。例如《女狱花》共12回，西湖女士王妙如著，1904年由其夫罗景仁自费印刷出版。罗氏在《跋》中介绍夫人如何抱病坚持著小说，她对小说写作抱持一种宗教愿心般的强烈情感，自陈“近日女界黑暗已至极点，自恨弱躯多病，不能如我佛释迦亲入地狱，普救众生，只得以秃笔残墨为棒喝之具”，最后竟为作“女界灯小说”而耗尽了年轻的生命。《女狱花》“杀青未几，人已云亡”[38]。小说在那个时代被赋予了如此神圣的启蒙女性的使命，以至于被频频譬喻为“女界灯”而具有了深远的象征意义，甚至有的作者直接用“指路明灯”的意象来命名自己的小说，比如《二十世纪女界文明灯弹词》[39]。
相对于阅读小说需要识字能力，“弹词”这一以妇女为主要传播对象的说唱体裁更加迎合当时启蒙者急火攻心的情态。作者声称，此作“专为改良女子社会起见，凭着法鼓海螺，发人猛醒，或者可挽回大局，扭转乾坤”。于是小说假批茶（即斯托夫人）之精魂，托孔子之圣母，从倡导《天足》写起，经过锻炼女性体能的《游艺》，对各种《迷信》的扫除，对《童养》陋习的批判斗争，《破狱》救出受难女子和鼓励男女青年文明相处的《茶会》，最后在《拒约》的政治运动中彰显女性的力量。比较同一时期的“女界小说”，这一部弹词作品在内容上几乎囊括了当时女界改良运动的方方面面，在结构布局上也足称完满宏阔，充分体现了当时“统天下女子而一炉冶之”的整体性改革思维。
除了阅读小说和听讲弹词两个途径，在晚清文人的奇思妙想中，妇女竟还有更为简捷的受教途径，那就是“做梦”。在小说《黄绣球》中，黄绣球固然在丈夫的引导下醒悟到女子可以成就一番事业，但她却缺乏解放的个人基础：不识字、小脚，嫁到“自由村”十几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连整个村子是什么模样都不知道。不过，这算不上无法逾越的障碍，按照作者的想象，这类妇女可以“因感生梦，因梦生悟”：黄绣球梦见了法国女杰罗兰夫人，后者推荐《英雄传》及一些西学书籍给她并亲自教授。等到梦醒时刻，本来大字不识一个的黄绣球，竟已“开了思路，得着头绪，真如经过仙佛点化似的，豁然贯通”了（《黄绣球》第三回）[40]。
就“女国民”这一概念而言，它始终被人们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演绎：一是报章媒体上的议论文章通过各有侧重的“女国民”讨论，阐发其包括国民义务、公民权利、男女平权等思想观念在内的丰富政治意涵；二是小说创作通过文学想象承载政治理念，再造生动的“女国民”形象。这些形象大多具有乌托邦色彩，寄寓着多姿多彩却不具备现实条件的政治社会理想[41]。甚至，有些作者也坦言其并不真实，声称写作目标仅在于“设一理想境界”：
编小说的深慨中国二百兆妇女久屈于男子专制之下，极盼望他能自振拔，渐渐地脱了男子羁勒，进于自由地步。纵明知这事难于登天，不能于吾身亲见，然奢望所存，姑设一理想境界，以为我二百兆女同胞导其先路，也未始不是小说家应尽的义务。[42](https://www.daowen.com)
因而这些小说共同的特点就是立意高蹈，想象奇幻，女主人公文韬武略无所不能，而又侠肝义胆精忠爱国，往往为排满革命或反抗外侮的民族大业献身。也许与作者的“理想境界”过于迂阔有关，这些小说大多未完成。在此不妨以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女娲石》为例，分析当时此类小说“想象女国民的方法”。
《女娲石》两卷十六回，未完，初版为东亚编辑局铅印本，甲卷印行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乙卷印行于次年二月。作者署名“海天独啸子”[43]。小说以褒扬爱国女性为主旨。女主人公金瑶瑟素有爱国热忱，又留学日、美多年，恨国事之不可为，达官显贵沉迷声色而罔顾国运，于是舍身为娼，欲以色度之，令其醒悟，结果却毫无效果。后来金瑶瑟又两度寻机刺杀“胡太后”（慈禧）但均失败。逃亡避祸途中，被擒获并卖至妓院天香院——如果读者以为这又是一个传统小说所热衷的“薄命女子沦落风尘”的悲情故事，那就大错特错了。原来，这个天香院实为女子革命党“花血党”的总部兼女学堂，它由酷爱科技发明的“花血党”首领秦爱浓领导，院内并无脂粉腻浪之气，反倒呈现一派科技昌明的现代气象：有巨型的温室园林，有霓虹闪烁的照明电灯，还有电马、电动汽车、电梯等先进代步工具，妓女们吃的则是“甘美芳洌，百珍皆集”的食物萃取物——这又仿佛是仙界丹食的现代翻版——她们因此而长葆青春美貌与长寿。天香院里的女子虽名为妓女，但却个个聪慧理智有抱负，根本就与儿女私情绝缘，而以暗杀男性贪官昏吏以拯救国家为己任。所谓花开并蒂，这位女界奇葩秦爱浓还有一位同样了不起的同志汤翠仙，后者也成立了一个女子革命组织“白十字社”。汤翠仙开了一家专治脑病的医院“洗脑院”。她认为中国所以不能强盛，是因为人民都没有“国民”的觉悟，因此必须采用尖端的科技与医疗手段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洗脑”，使四万万群氓一洗而为现代国民。
金瑶瑟与秦爱浓相见恨晚，要求入党，但秦爱浓开出的“入党条件”却十分苛刻：第一要“灭内贼”，即绝夫妇之爱、儿女之情，舍弃一切人伦关系；第二要“灭外贼”，禁止崇洋媚外；第三要“灭上贼”，反抗专制君主，并致力于消灭一切统治阶级；最重要的第四点就是要“灭下贼”，即灭绝情欲，主动放弃个人欲望与性享受。金瑶瑟痛快答应了这些条件，而她的女仆凤葵，一个喜欢喝酒吃肉、打打杀杀而又不愿受任何纪律约束的顽劣角色，一个混合了李逵与猪八戒的喜剧风格的反衬性人物，则对这些苛刻的管制条件特别是第四点灭绝情欲嘟嘟囔囔表示不满，颇有些不情愿。于是秦爱浓质问她道：“凤葵，你这身体是谁的？”凤葵大声答道：“我这身体，天生的，娘养的，自己受用的，问他则甚？”大义凛然的秦爱浓马上纠正：“凤葵，你说错了。你须知道你的身体，先前是你自己的，到了今日，便是党中的，国家的，自己没有权柄了。”
这种把个人身体与伦理的需要彻底压抑、把个人完全统制于国家意旨的思想倾向，在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即有所体现。这一系统学说包含有强烈的制欲成分，它不仅体现在梁启超对优生学的重视上，也体现在他对个体情欲的管制言论上。所谓“凡有过人之才者，必有过人之欲。有过人之才，有过人之欲，而无过人道德心以自主之，则其才正为其欲之奴隶，曾几何时，而销磨殆尽矣”。在梁启超看来，作为一个觉醒了的新国民，必须把所有的才能和精力都倾注在国家富强的理想实践中，而决不能浪费在情欲的追求上。他唯恐国民的身体成为情欲和非理性役使的奴隶，于是不但在公德、群利和“大我”等议题上多所着墨，希望以一种新的国家使命感的培养来平衡、克制甚至弱化个体在身体层面上的情欲诉求，进而更把身体的5种官能欲求斥为“五贼”，把情欲的扩散视为对中国新生之契机的最大威胁[44]。
这种思想倾向折射在《女娲石》中，就变成了以国家的名义要求女性自愿放弃对身体与个人自由的“权柄”进而成为无性欲、无情感、无家庭的冷血的暗杀机器，就变成了霸权性、极端性的“国家中心”主义及其对女性权利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彻底褫夺。
然而更为奇特和吊诡的是，它一方面要求女性“爱国则必禁欲”，另一方面却要求女性充分满足男性的性欲，即所谓“以色救国”——色诱并寻机刺杀朝臣大员。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她们难免失身于自己的刺杀对象，而那些作为国家富强进步之绊脚石的昏聩官员，即使丢了性命，也还不失为“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作者对“以色救国”的妓女有个独特的称呼，即“国女”。例如，《女娲石》第九回“专要一般国女，喜舍肉身，在花天酒地演说文明因缘”，而在小说开篇，海天独啸子就发表了“女强于男”的议论，原因是：“男子有一分才干，止造得一分势力。女子有了一分才干，更加以姿色柔术，种种辅助物件，便可得十分势力。”（第一回）也就是说，女性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利用自己的“姿色柔术”，此为男性所不及。这一见解对作者来说并非独到，当时一些激进的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均持此见：
越之谋吴，日之胜俄，皆暗收功于女子，此等阴谋，本不足贵，然看见女子每能成事……使女子而增其知识，加以学问，将何功不成也！[45]
海天独啸子在《女娲石》序言中也承认，“此等阴谋”不是什么光彩的行为，也不是成熟的革命手段，仅仅是革命思想不成熟的特定历史阶段的权宜之计：“我国今日之国民，方为幼稚时代，则我国今日之国女，亦不得不为诞生之时代。”
总之，从海天独啸子对“花血党”和“国女”的描写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男性话语如何在想象的层面以国家之名对女性提出希望和要求：“禁欲主义”也罢，“以色救国”也罢，男性作者所要确立的就是“国家”对女性身体的绝对控制、掌握与使用。对女性来说，她们没有任何属于自我的欲求、权利与价值可言——她们的价值取决于国家/男性的需要。“禁欲主义”与“以色救国”两者殊途同归，印证了“国权/父权”对女性进行召唤征用之历史逻辑的客观必然性，并且再次强调在女人的身体这一“亘古不变的男人想象的空间”中，女性身体的伦理价值是“被男人的叙述构造出来”的[46]。最终，“国家”在这样的话语系统中成为凌驾于女性身体之上的宏大叙事，前者对后者进行宣传、鼓动、教育、塑造，并赋予价值；后者则只有在积极响应前者的召唤并付诸行动中，才可望获取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