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亚：东欧女豪杰的传奇

晚清女性在男性知识分子的叙述与想象中重构着意义与价值，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倾听，那个貌似权威、振振有词的男性声音背后，是否有一丝隐约的惶恐不安和难言的酸楚呢？当作为传统文化之精髓的儒家学术在与西方知识的遭遇中失去了其合法性时，浸淫于传统教育与学术训练之中的晚清文人，又将如何看待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1902年，梁启超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47]一文中，思考“天地初辟以迄今日，凡我人类所栖息之世界，于其中求一势力最广被而最经久者，何物乎？”他以亚历山大、梅特涅、拿破仑为例，指出武力、权术都会随身死而灭，不是“独一无二之大势力”，而真正的答案，则是“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这里，智慧与学术，不在经世致用、修齐治平的传统框架内评估其价值，而是被提升为一种“势力”，一种推进历史演变的原动力。在梁氏看来，欧洲学术的成就、传播与发展，是近世文明进步的全部原因，他列举了培根、笛卡尔、达尔文等一系列西方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的名字，认为他们的思想学术“审诸今后时势之应用，非如前代学者，以学术为世界外遁迹之事业”。传统学术在此则被指称为一种遁世的、几乎玩物丧志的行为。当然，此时传统学术所遁之“世”，已经不再是王道天下的治乱之世，而是列强争霸、优胜劣汰的丛林般的“世界”。

在这个新的世界面前，儒家“政统/道统/学统”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已经无法对其提供合理解释并承担运转动力。而在梁启超这一代知识分子看来，中国被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甚至成为这个“世界”的对立面，究其根源，还是在于思想学术的陈腐僵化。中国急于纳入“世界”并与之共竞共存的身份焦虑，由知识分子代为表达，与其自身在新旧时代转换之际的认同危机表里为一，也和把政治经济的一切症结都归因于思想学术、以思想学术为“元解释”这样一种独特的知识论和价值观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晚清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心态。不能忘却“修齐治平”理想的他们，一边面对国家的颓势而自责不能力挽狂澜，一边挟自己所拥有的知识身份以自重，认为拯救国家必须依靠思想学术[48]。

晚清最畅销的通俗小说之一《孽海花》的作者曾朴[49]（1872—1935），就是那一代人的一个很好的典型。他们活跃于世纪之交，是由旧文人和新文人（尚未成型的现代知识分子）构成的一种特别的混合体。作为一位接受了传统学术训练并在科举制度中取得了一定成功的学者（曾中过举人），曾朴广泛涉猎欧洲文学，尤其是系统地学习了法国文学。而让他有些与众不同的，与其说是他对“新学”的兴趣，毋宁说是他的乐于（在语言上）革新自我：他在同文馆为成年人特设的班级里学习了法语，是同代人中罕有的几个尝试根据外国原著进行翻译的人之一。在1928年致胡适的一封长信中，他叙述了自己的学习历程：(https://www.daowen.com)

我是连学校都没进过，更说不到出洋了。我的学法兰西语和稍懂一点世界文学门径，这一段历史，说来虽有些婆婆妈妈白头宫女谈天宝似的。其实倒很有点趣味。我的开始学法语，是在光绪乙未年——中日战局刚了的时候——的秋天……在三四年里，读了不少法国的文哲学书，我因此而发了文学狂，昼夜不眠，弄成了一场大病，一病就病了五年。[50]

中日甲午之战所引发的民族危机感，导致了曾朴的“文学狂”病症，而病根就在于曾朴那一代文人的一种迫切心理需求，即要重新认识世界，并想象传统文人/学者在这一重建的世界秩序中扮演的角色。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种历史紧迫感，历史似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难以预见的趋势甩开了他们，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成为陈腐的一代——在1890年代，没进过学校、没出过洋而只受过传统教育的文人已经显得陈旧落伍，而到了1920年代，他们则已如“白头宫女”一样衰朽。

从这一心理角度，我们就可以理解小说《孽海花》所主要关注的，是身陷于激烈变异的世界中的传统学者所扮演的角色。这一角色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金雯青，即洪钧（字文卿，1840—1893）这一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学者—外交官（他1868年中状元，1888—1891年出任清朝外交官）在小说中的化身。与他一起出行的名妓出身的小妾，即历史人物赛金花（1874—1936），亦即小说中的傅彩云，却以“外国”所象征的被重新认识的世界秩序为背景，获得了金雯青这样的传统学者难以企及的能动位置。虽然作者曾朴并未把描写彩云这样一位“奇突的妓女”作为最重要的写作目的（他在修改稿的后记中明确说不想再创作一部类似于《桃花扇》《沧桑艳》那样的描写名妓的作品），而是希望用主人公的人生沉浮来“容纳近三十年的历史”，然而通过对《孽海花》文本的细读，我们也的确可以发现，彩云这个人物作为一个妓女，并未接受晚清的女界启蒙与教化，或者说她的身份与生活场域根本就被排除在晚清改革议程之外。但恰恰是这个半新不旧、既时髦又落伍的个性女子，在曾朴的想象铺陈中，不仅成为晚清30年历史的折光，更为晚清小说史上群芳争艳的女性形象增添了别样的一枝。如果说“国民之母”与“英雌女杰”是以启蒙者自居的男性知识分子对女性进行有意识教育引导的想象结果，那么傅彩云这样的女性形象，则象征着女性教化的潜在“危险”：那些接触了新鲜知识与观念的女性，并不一定会按照男性所规定的方向成长为“救国女子”，她们会旁逸斜出，变换出各种“新”的姿态，蕴藏着未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