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的妓女：“文化”作为关键词
故事开始于1868年，金雯青在科举中夺魁，成了新科状元，他从传统学术的中心——苏州，也是其出生地——旅行来到新学的中心、流通着丰富物质与精神产品的通商口岸上海。在那里，他得到了冯桂芬这位备受尊崇的洋务领袖的指教。在小说中，冯桂芬描述了一种不同的世界概念，也对适应于这一崭新世界之需求的知识分子本身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不同界定。他劝金雯青学习外语，掌握新学，最好能够“周知四国，通达实务”。但金雯青没有按照冯桂芬所建议的以及像作者曾朴本人所做的那样去认真学习外语与西学知识。他作为传统文人/学者的自我心像是如此强烈和清晰，以至于他一生的兴趣，都在于编辑一部有关元史的补正。为了精确他的研究，他从一个俄国人那里买来35张中俄边界地图。除了实现他的学术抱负，地图的现实效用则是为阻止俄国人的领土侵犯提供依据。但这些地图后来被证明是伪造的。当金雯青把地图作为解决领土纷争的官方依据呈献给清廷时，朝廷险些吃了大亏，金雯青的外交事业就此宣告失败。经历了重大挫折的金雯青从此更加专注于学术，这也使得他的外交官生活似是而非：他一头扎进有关元史的历史书籍之中，大使馆纯粹变成了一位传统学者的书斋。
与金雯青食古不化、退守书斋形成鲜明对比，彩云完成了一系列转变。她的初始身份只是一个妓女，随后她秘密嫁给功成名就的新科状元，成了他的小妾，需要避人耳目，尤其要躲避正室。但当金雯青被朝廷指派为大使时，彩云的身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金的正室夫人宣称自己因为身体荏弱而放弃伴随大使出洋的使命，同意彩云“冒名顶替”（金夫人的原话是把“诰命补服”这一身份的象征“暂时借她”）。这一正一侧两位女人无疑获得了双赢：金夫人恪守传统妇道，不仅不嫉妒丈夫的新妇，而且大方地让渡了自己的身份（官服）；不仅让丈夫高兴，而且维护了丈夫身边的女人所代表的“国之观瞻”的体面。除了展现妇德，金夫人也同样表现出了自己的民族大义。彩云则一举实现了多重界限的跨越：社会等级的界限（妓女、小妾相对于“诰命夫人”），性别规定的界限（藏娇于“金”屋之“内”相对于跨洋出游），以及文化差异的界限（中国传统礼仪相对于外国风俗）。关于最后一点，金夫人和丈夫私下里表明，她之所以不愿意出国，主要顾忌的是“文化差异”：
“闻得外国风俗，公使夫人，一样要见客赴会，握手接吻，妾身系名门，万万弄不惯这种腔调……”[51]
一位出身名门的诰命夫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违背“内/外”之分、抛头露面甚至要与异性有身体接触的行为，而彩云本就处于“伦常之外”[52]的妓女身份，恰恰“适合”这样的行为，她也因而成为公使夫人的唯一适合人选。如果说彩云通过借取正室的官服所获取的身份权力来自于金夫人的慷慨让渡的话，那么她在西方主动寻求“入乡随俗”的新身份的行动，则迅速转化为超越身份的更大权力。她最主要的行动是学习并掌握了外语。在开往德国的萨克森号轮船上，她遇到了一位十分投契的俄国女郎夏雅丽，而后者很快在金雯青的邀请下成为她的德文教师。与传统小说中描写的那些典型的妓女小妾不同（她们往往向恩主索要珠宝首饰），彩云想要的却是晚清最为时兴的东西：能够实现文化越界的语言。彩云在夏雅丽的指导下很快掌握了基本的德文，接着便积极地参与到后者（作为一个正在筹集活动经费的俄国虚无党人）对金雯青的勒索当中。夏雅丽以金雯青对她的调戏为借口，用枪口指着金索要1万马克，“雯青本来吓倒在一张塌上发抖，又不解德语”。彩云劝慰夏雅丽离开后，不慌不忙，用汉语向金翻译一遍夏的要求，罚金的数目却说了1.5万，转眼就从中大赚一票。除了获取经济利益，语言能力还为彩云的红杏出墙起到了“合法化”的掩护作用。这一次是在他们的归途中，同样乘的是萨克森号，金雯青几乎当场捉到彩云与船长偷情，而她又一次仗着语言的优势反败为胜：
（彩云哭道）：“这都是老爷害我的！学什么劳什子的外国话！学了话，不叫给外国人应酬也还罢了，偏偏这回老爷卸了任，把好一点的翻译，都奏留给后任了。一下船，逼着我做通事……。”[53]
仗着金雯青不懂德语，她接着扔给他一封用德文写的信，声称自己来找船长只是为了请他给自己在柏林的女性朋友写封回信。金大人被她啼哭的娇态所软化，又被她理直气壮的态度所安抚，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考究事实真相的语言能力，于是一场闹剧草草收场。(https://www.daowen.com)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之前的叙述中，彩云被描写为一个中文文盲，这一缺陷本来是她实现向上流动（比如成为具备高等文化修养的名妓）的障碍，而当她在欧洲之行中学会德语时，操持外国语言使她获取了足够力量来反转其与丈夫之间的权力关系。除此之外，“外国语言”赋予了彩云更多的象征性意义，包括经济独立（尽管是不光彩的欺诈性盈利）、公共领域的参与（做“通事”、随同出访）、甚至还有性自由（偷情的勇气和更广泛的性对象），而这些议题在晚清看来都十分“进步”。然而，彩云所不够进步的一点，是她欠缺一个合法化的行动目标，她的努力学习外语，不是像冯桂芬要求洪钧的那样，用来学习西方的现代学问并以此服务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没有像她的外语教师夏雅丽那样，为了“理想国家”的政治目标而献身[54]。她从来没有为一个“崇高”的目的而努力过、也不曾升华为一个“爱国女杰”。她一切行为的唯一宗旨就是物质和身体的享乐以及享乐的自由。金雯青病死后，她使用了一个金蝉脱壳的计策，轻而易举地脱离了金家，继而重张艳帜，恰似“好鸟离笼”，在欲海情天之中自由翻飞了。
与彩云的“个人享乐主义”形成对照的，是其所本、历史人物赛金花（1872—1936）的演绎传说。赛金花在1900年夏天北京的危机中扮演了传奇性角色：为了报复义和团，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淫掠，其德国统帅瓦德西（1832—1904）也因此臭名昭著。而在传说中，赛金花在随洪钧使德时就与瓦德西有染，此刻又重逢于北京，她借着鸳梦重温的机会劝阻联军的野蛮行径，收到了切实的效果，甚至还在清廷与八国联军的议和中起了关键作用。但就《孽海花》这一未完成的小说而言，彩云在女性的经济以及性方面的自由，与民族国家对女性身体的实际/象征性征用之间的矛盾，作者曾朴还没有来得及面对和处理。而在晚清另一部被誉为“欢场指南、嫖界百科”的狭邪小说《九尾龟》里面，赛金花仅仅是一个年老色衰的平凡妓女，她一遍遍地向寥寥无几的恩客讲述1900年的传奇，只是为了给自己增添一点吸引力。她的顾客对她过往经历的好奇和兴趣，也明显胜于对她早已不再的青春美色。因“救国”而显得崇高神圣的风流传奇，在此消解了神圣色彩，还原为讲故事的俚俗消遣，可以附着于身体一起出卖[55]。
从1901年拳乱结束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36年之间，不少小说、戏剧、杂文、传记和回忆录都以赛金花为主角，在抗战前夕，她已俨然一个救国救难的女神。曾朴所描绘的彩云，给读者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在私生活方面没有任何真正忠诚的对象，但以夏衍所创作于1936年的话剧《赛金花》为代表，1930年代末的赛金花为“国防文学”这一旗帜下的作家提供了合适的象征符号。地位低下的妓女秉持着一种崇高的忠诚，这种爱国妓女的形象在中国历史悠久，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戏曲《桃花扇》中的晚明名妓李香君。然而，我们注意到曾朴对这一想象传统的拒绝，他在后记中表示自己并不想创作一部《桃花扇》或者《沧桑艳》。非常令人感兴趣的是，曾朴为什么不以傅彩云为契机，联结起一个源远流长的“爱国妓女”传统和一个时髦的“女子救国”想象，就像30年代抗战时期的爱国作家所做的那样。或者说，彩云作为晚晴小说史上最后一位“名妓”，为什么恰恰终结了“名妓”这一女性形象的文学书写传统？结合曾朴对金雯青的描摹，我们不难做出一个合理的推测：在曾朴的心目中，对于传统文化的执着与眷恋，使他同情金雯青这个在时代大潮中的退守者和失败者，也使他鄙薄彩云“爱国”的能力，在他看来，也许只有那些具备诗情才学并对其爱国的士人伴侣忠贞不二的名妓，才有分享“爱国”道德美誉的资格。事实上，从晚明至清初有关名妓的叙述中，“文化”，亦即她们与文人士子往来酬唱所必须具备的诗歌修养与文化水平是一个“关键词”，它也正是梁启超所批判的“才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才女文化”在盛清时期的江南达到兴盛的顶点，然后与清朝的国运一起走向衰微。到了曾朴生活的时代，即便是傅彩云这样声名大噪的高级妓女，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名。古典学问与文学才华赋予那些高级妓女某种权威，某种在儒家高等文化“文”的语境中可以得到精神认同及世人理解的身份，而这种权威在19、20世纪之交的剧变中失去了意义，因为“文”的基础被思想革命的领导者否决了。
与此同时，彩云作为一个名妓的没落也在于她没有历史上那些名妓对于士人伴侣的忠贞。尽管王德威指出，曾朴设定彩云是金雯青曾经始乱终弃并含恨自杀的另一位妓女的转世，她的淫荡是对金雯青的因果报应，这对彩云的个性和行为而言是个合理的解释[56]，但这并不代表曾朴可以原谅她的不忠，当他把彩云从“名妓”的想象传统中放逐出去的时候，也隐隐寄寓着一个既失去痴情红颜、又无力重整河山的旧式文人的怅然与落寞[57]。
当《孽海花》中的傅彩云断开了“名妓—名士”这一想象体系与其情感、道德的特殊表现方式之间的有机联结的时候，它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晚清女性的文化/道德/人格的合法性问题及其所投射的复杂历史。或许我们可以接着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彩云的前世今生和因果报应——曾朴替彩云之浪行百般弥缝的动机，既是来源于儒家传统对女性道德议题的高度敏感，又是晚清一再重弹女德变调的时代特征的微妙反映。不过，既然“以色救国”的妓女在同时代的激进文人的想象中已经频频出现，由傅彩云摇身一变而来的赛金花，其“私德”之暧昧也并不妨碍其爱国“公德”之高唱，那么，游离于爱国救亡时代大潮的傅彩云，在这一时期的女性想象中多少有些另类。如果我们还能想得起彩云的那位外语教师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惊异于彩云与她的巨大差异——两者是那样的不协调，后者似乎更接近金瑶瑟那类“国女”的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