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夫人：女性进步与全球竞争

梁启超发表于1902年的空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小说的两位主人公——一位是就学于柏林大学的黄克强，一位是在巴黎大学学习的李去病，绕道西伯利亚回国途中，一面目睹俄国在满洲的侵略行径，一面就中国应采取的改革和现代化方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李去病历述欧洲各国的革命史，认为中国也需要进行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激进彻底的民权革命。黄克强却反驳说，“多数政治”（民主）将来或可实现，但在当下的中国却万无可能，因为政治进化需要漫长的过程，“不能躐等而行”。[89]

黄这个冷静的改良派和李这个革命派热血男儿，恰恰代表着梁启超思想矛盾的两面。法国革命能否成为未来中国革命的榜样？即使是那些坚决主张进行革命的人，也无法对革命的代价视而不见。这个代价正如法国大革命所示，是相当昂贵的。另一方面，那些主张改革的人们，也无法回避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的巨大影响和法国革命的实际政治成果。这种矛盾心情，久久纠缠着包括梁启超在内的立志于改革的中国知识分子，直到“五四”后新文化阵营的分歧与裂变，象征着以卢梭为代表的欧陆思想传统最终战胜了以洛克为代表的英美思想传统，征服了急于寻求变革的思想武器的中国知识分子——诚如杜威所言，布尔什维克的学说多为卢梭思想的遗传[90]。而著名的“五四”知识分子杜亚泉也指出，中国政治之专制政体与国民之依赖习性与法国相近[91]，对于中国而言，法国的现代化模式可能更具有亲和力与典范性[92]。(https://www.daowen.com)

相当有趣的是，就文学的表现而言，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法国思想与现代化模式的接受与向往，常常是通过对一个参与了法国大革命历史进程的传奇女性“罗兰夫人”的想象与摹写来体现的。借助于对罗兰夫人的考察，我们将探寻这一思想矛盾的文学轨迹；同时，我们也将尝试追索这位女革命者的性别因素在时人想象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构图时所起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