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与弹词中的罗兰夫人
在秋瑾所列举出的西方女豪杰的榜样中，排在第一位的并不是苏菲亚，而是罗兰夫人。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1754—1793），是法国大革命中温和派吉伦特党的领导人，后来被激进派送上了断头台。罗兰夫人在晚清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知名度甚高，尚有朗兰夫人、乌露兰、玛利、玛利侬等译名行世，译名的纷杂从一个侧面映现出其被翻译介绍的频繁程度。
在各种译介文章中，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影响最大。《罗兰夫人传》发表于1902年10月出版的《新民丛报》17、18号。文章采用当时在国内尚属新文体的人物评传写法，将罗兰夫人的生平事迹娓娓道来。作者的感情十分投入，写作时“忽焉而歌，忽焉而舞，忽焉而怨，忽焉而怒，忽焉而惧，忽焉而哀”；读者亦极感奋，读来“都是火辣辣的文字，有光有热，有声有色；绝不是什么平铺直叙的寻常史传而已”[93]。该传洋洋万言，开篇即采用颇具气势的排比句给予罗兰夫人“十九世纪世界之母”的赞誉：
罗兰夫人何人也？彼生于自由，死于自由。罗兰夫人何人也？自由由彼而生，彼由自由而死。罗兰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仑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玛志尼、噶苏士、俾士麦、加富尔之母也。质而言之，则19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罗兰夫人；19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罗兰夫人。何以故？法国大革命，为欧洲19世纪之母故，罗兰夫人为法国大革命之母故。[94]
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1773—1859）曾经领导奥地利加入四国联盟反对拿破仑。既然梁启超说梅特涅和拿破仑的母亲都是罗兰夫人，那么这“亲哥俩儿”怎么反倒干起仗来？——当时某个死心眼儿的年轻读者对此大惑不解，于是就产生了这个在晚清非常有名的类似于“关公战秦琼”的笑话[95]。不过，这也说明梁启超饱含激情的修辞达到了应有的效果，在一系列“之母”排山倒海般的气势中，罗兰夫人成为一切19世纪欧洲伟人的母亲、法国大革命的母亲乃至整个欧洲现代性的母亲。通过含蓄地诉诸中国传统的母亲崇拜，梁启超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光辉灿烂而又令人动容的罗兰夫人形象。
对于既理性又善感的梁启超来说，罗兰夫人的命运是一出令人感喟的悲剧。最初发动议会改革的罗兰夫妇以及温和派吉伦特党人被革命的激进派送上了断头台，这一颇具反讽意味的历史事实不能不对流亡日本、正在革命与改革之间摇摆不定的梁启超产生影响。他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已经通过一主张革命的破坏、一反对暴力革命的两位主人公表达了他的疑虑，而在罗兰夫人的传记中，罗兰夫人临终之言“呜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罪恶假汝以行！”简直可视为他自己的直抒胸臆。梁氏对“罗兰夫人既已开柙而放出革命之猛兽”感到扼腕痛惜，但当他想到中国读者尚处身于不自由的黑暗世界时，就毫不犹豫地擎起罗兰夫人这盏“明灯”，并由衷地尊敬赞美她为“死国事者”。他内心对于“革命”深深的困惑和对自由理想的矛盾情愫，最终都浓缩于对“罗兰夫人”这一高度抽象的、理想与人格的象征符号的情感之中。
至于罗兰夫人在法国大革命中的角色，梁启超尤其强调了她非凡的文笔，称赞她“奏议文笔精劲，词理简明。论者谓法兰西史中公牍文字，以此为第一云”。这一评价显然蕴含了梁启超的自我投射，他正致力于创造一种具有政治感染力和号召力的新型政论与新闻文体。然而，在梁启超对罗兰夫人的叙说中，性别因素多少“改写”了这位女政论家的形象：
彼尝自记曰：“余自知女子之本分，故虽日日于吾前开集会，吾绝不妄参末议。虽然，诸同志之一举一动，一言一议，吾皆谛听牢记，无所遗漏。时或欲有言，吾必啮吾舌以自制。”云云。呜呼，当此国步艰难之时，衮衮英俊，围炉扺掌，以议大计。偶一瞥眼，则见彼眉轩轩、目炯炯、风致绝世，神光逼人、口欲言而唇微啮、眼屡闪而色逾厉之一美人，监督于其侧。夫人虽强自制，而其满腔之精神，一身之魔力，已隐然举一世之好男儿。
梁启超仿佛描绘了一位非常懂得“内言不出阃外”之传统礼教规训、德行美好的妇女，罗兰夫人的自我抑制使得她更加接近中国读者的接受心理，但这只是梁启超巧妙的叙述策略之一。他转而通过把罗兰夫人形容为一位“眉轩轩、目炯炯、风致绝世、神光逼人”的美人，令在场的所有年轻男性党人和不在场的中国读者都为之感到一种鼓舞与振奋。她的历史存在为梁启超的传记写作提供了权威，而后者的文字也使她通过一种强烈而女性化的身体媒介穿越了历史的帷幕，得以在晚清中国出场。(https://www.daowen.com)
与创造索菲亚这一人物相似，梁启超为罗兰夫人的临终时刻精心刻画了令人惊艳的形象：
夫人著雪白之衣，出于法庭。其半掠之发，如波之肩；澄碧之眼，与雪衣相掩映。一见殆如二十许妙龄绝代之佳人。
这就是罗兰夫人在晚清的流行形象——“白衣女子”的来源。这位白衣胜雪、媚眼如碧的美人很是令人眼熟，我们很容易想起索菲亚赴刑场途中的形象。她们共同的特征是升华了的情欲与死亡的紧密连接，这给读者特别是男性读者造成巨大的冲击。在中文的写作传统中，男性对受难妇女的容貌和衣着进行情欲化的铺陈时，女主人公的个人痛苦常常被浪漫化了，或者说女性本身变成了“空洞的能指”，成为一种投射男性欲望想象的方便工具[96]。然而，对于描绘罗兰夫人这位“现代”女英雄来说，关于“受苦妇女色情化”（或者说把情欲诉求编织进道德控诉）的传统修辞并未完全丧失其效用。恰恰相反，这套修辞对于罗兰夫人形象的接受与传播至关重要，“白衣女子”的肖像在后来的众多文本中被一再重复使用。
梁启超的传记发表之后1年左右，一个更加丰满而精细的罗兰夫人的故事版本出现在一本10卷弹词的小册子《法国女英雄弹词》里。此书最初由小说林社在1904年出版，作者署名“挽澜词人”。弹词版本严格遵循了梁启超的传记，有时甚至直接挪用梁氏的原文原句，但其文字风格迥然相异，极为通俗俚白。阿英把“弹词”定义为一种纯粹的通俗文类，甚至是一种对于“妇女、市民和文盲”有着特殊吸引力的性别化文类。妇女处在弹词的阅读、传播、写作和表演的中心，妇女不仅是弹词的受众，而且通过抄写弹词也加入到文本传播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很有可能是抄写佛经这种宗教传统的遗迹[97]，但更为重要的是，弹词因此而与佛经变文中的劝善故事一样，因其对妇女的道德影响与塑造作用一直被高度强调，所谓“妇人女子习看此等书，遂暗受其教育，风俗亦因之以良也”[98]。不过，在由女性创作的弹词作品中，往往因为强调女性模拟男性的社会性成功（比如男扮女装、考中状元）而引起男性评论者的不悦，职业女唱书（弹词的表演者称为“唱书”）也常常被男性同行妒忌和攻击，而攻击的理由仍然是“道德”——女性本来不应该“抛头露面”，更不应该抢夺男性的饭碗和光彩，造成不堪的“阴盛阳衰”的局面[99]。梁启超对于罗兰夫人合乎传统妇德的形象塑造，恰好抚慰了女性弹词（包括以女性为主人公和以女性为创作表演主体的弹词）当中的道德纠结。
同时，关于这部弹词，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历史脉络，是晚清寻求新型妇女典范的潮流[100]。自汉代刘向编撰《列女传》并以“母仪”“仁智”“贞顺”“节义”等为女性树立人格典范开始，通过正面人物的传记来弘扬传播妇德规范并起到潜移默化的女性教化作用，构成了儒家女教一个悠久的传统。时至晚清，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成为时代的中心环节，以传统妇德为核心的女性典范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于是，承载着晚清先进知识分子政治理想的西方革命女杰纷纷成为中国女性的新典范，为她们作传也就成为这些知识分子责无旁贷也乐此不疲的事情。而弹词作为一种负有女性教化功能的通俗文类，自然也被这股竖立新典范的潮流所裹挟，出现了《法国女英雄弹词》这样的以西方女杰为主人公的作品——它是一个介于旧传统与新典范、中国通俗文艺与西方政治历史之间的奇特的混合物，它讲述了一个现代杰出女性参与政治与重大历史的故事，同时也细致地描绘了一个妇女的日常生活，她与女性好友、丈夫和女儿的各种关系。通过一个通俗的、在某种程度上性别化了的文类传统，罗兰夫人的形象被进一步变形和中国化了。
罗兰夫人的故事在弹词中最大的丰富，是她与罗兰先生之间的爱情。虽然梁启超的传记没有提到任何关于两人关系的细节，但这个主题却是弹词版本的表现焦点之一。遵循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传统，罗兰夫人也有一个“红娘”式的、担任爱情信使与帮助者的女友，还有一个作为爱情障碍的独断专行的父亲。然而，对于两人的爱情与结合，弹词的叙述者特别提醒读者：“这是天生佳偶当相合，要使大事将来任彼肩。并不是、濮上桑间诸旧说，看官切莫作浮言。”[101]“弹词”的旧瓶，装的是一瓶新酒，是不同于才子佳人的“革命伴侣”。当叙事演进到“大事”——法国大革命时，罗兰夫人被描绘成了温和派吉伦特党人的真正领袖和精神核心，而罗兰先生只是名义上的领袖。这一点和梁启超的传记版本差不多，但还有一个较为重要的改动，就是这对夫妇在面临巨大危险时反差强烈的不同表现。在他们即将被逮捕的消息传来时，罗兰先生独自逃跑了，而罗兰夫人则留下来向女儿解释并坦陈心迹：“我娘只为爱国心儿在，到今日啊，跳不出山岳党（即雅各宾派）人一网中。你那父亲因胆小，先逃只为这情踪。我娘胆有身来大，至死方休万不容。一任你、钢刀过颈飞风快，我可也、横览河山一笑中。”[102]于是，罗兰夫人在与丈夫的对比中成为真正的女豪杰。
对罗兰夫人的正面表现以牺牲她丈夫的形象为代价，这与弹词这一文类的性别化倾向相一致，它总是侧重于描绘那些才干非凡的妇女。与梁启超传记中形单影只的女英雄形象不同，弹词版本中曾经提到罗兰夫人身边聚集着一些志同道合的女革命者，而且在她被捕入狱后，还有另一位杰出女性维廉女史到狱中探访她。维廉女史（Helen Maria Williams，1762—1827）是一位英国女作家，她1788年到法国旅行，结识并同情吉伦特党人，也和罗兰夫人一样被激进派投入监狱，只是侥幸逃脱了被杀的命运。她本来写作诗歌和小说，这些作品通常以反对战争和主张废奴为主题，但从1790年代开始，她以“来自法国的信”为题，发表了一系列谈论法国大革命的文章，从此转向政治性论文与散文的写作。在梁启超的传记版本中，她只是一个被点到的人物，弹词版本对她的描绘则具体得多，并特别强调了她的女性身份以及与罗兰夫人之间惺惺相惜的情感：“可羡维廉女子身，今朝来访狱中人。只因驰慕心常切，今见芳容大称心。”[103]在探访的过程中，她与罗兰夫人以姐妹相称。这种称呼是弹词的读者听众相当熟悉的，象征着女性之间彼此倾慕欣赏的姐妹情谊（sisterhood）。会面结束的时候，罗兰夫人交给维廉3份她在狱中的手稿，包括一份自传，请维廉带出狱中“代为表白”，这让我们不禁联想到“义士托孤”[104]这一类传统戏曲故事中的经典情节。只不过，在这里被托付的不是罗兰夫人的血脉肉身，而是她的文章、她的革命思想与精神火种。显然，维廉的“作家”身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她将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