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情女子：情感拜物教与现代主体的诞生

女人的身体是亘古不变的男人的想象的空间，男人的言语就像这空间的季候，一会儿潮湿，一会儿干燥。女人的身体为了适应男人言语的季候，必须时常变换衣服，不然就会产生病痛。

——刘小枫[1]

在民族关系中，无论是统治一方还是反抗一方，都把对于女性（womanhood）的建构当做资源来利用。(https://www.daowen.com)

——伊瓦·戴维斯[2]

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里，晚清作为一个王朝气数将近，这一症候体现在数量众多、类型特征鲜明的“谴责小说”里，这些小说被后来的文学史家视为晚清文学最为重要的成就，所谓“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与其说这是文学艺术的成就，不如说是基于士人传统对其“匡扶政治”的道德责任的肯定。而鲁迅对其“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的断语，也被视为某种定论而限制了对其叙事模式与思想内涵的讨论空间。无疑，对于谴责小说的作者们过分“直抒胸臆”、鲜少含蓄蕴藉的声口与腔调，鲁迅是持批评态度的。但如果换一个讨论问题的角度，晚清小说的这一“毒药”或可反转为“蜜糖”，它高举一面鲜明的旗帜，上面写一个大大的“情”字。现代主体借此一呼，跃出历史的壕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