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情与守贞的处女：棣华形象的道德建构
以庚子事变为背景的《恨海》，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久已订婚却未曾拜堂的少年夫妻陈伯和、张棣华，因为八国联军入京而结伴走上逃难之路。陈、张两家本来是同居一院的邻居，但自从成为儿女亲家，为了守礼避嫌而分居两处。因此，二人同行就不免有越礼的为难，但虽无夫妻之实，而有夫妻之名，况且还要共同照顾年迈生病的张母。一路行来两人谨守名分，彼此有心惦记呵护，体贴细微，仍旧做全了相敬如宾的礼数。后来事情突变，伯和被乱兵冲散，等到二人在上海重逢时，伯和已经变成毒瘾入骨、百病缠身的流浪汉。原来他逃难中得到一笔意外之财，刚一抵达上海就结交狐朋狗党，吃喝嫖赌，耗尽钱财与身体。矢志不二的棣华却坚持把伯和接回家里，曲尽为妻之道，百般温存抚慰，劝其改过自新。无奈伯和积习难改，病入膏肓，终于一命呜呼。随后棣华削发为尼，再全守节之礼。作为对照，小说还描写了另一对少年夫妻仲蔼和娟娟，娟娟自
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6.小读书聪慧，却流露出孟浪行迹，历经离乱，仲蔼发现她已经在上海堕入风尘。娟娟卖淫却不是生计所迫，而是出于和伯和一样追求享乐纵欲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所有败德坏礼的行为，都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上海。
从“现代”逻辑来看，棣华对伯和坚定不移的感情令人不解。她自从按照父母之命许配给伯和之后，就自然而然地爱上了他，尽管自从逃难散之后两人并未见面，重逢之后又发现伯和在道德言行上有着致命的缺陷，棣华对他的爱情却有增无减，以至于有的分析者说棣华看上去只是忠贞不二于指定的未婚夫这一名称，而并非爱上一个具体的男人，再说这个男人的言行根本配不上她的忠诚[25]。或者，棣华的热情与其说是奉献给这个男人的，不如说是奉献给她自己的道德感觉；而这种道德感与其说是一种纯贞，倒不如说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固执[26]。然而，拜吴趼人出色的心理描写所赐，棣华这一人物形象远比她所体现的道德观念生动可感得多。例如小说第二回写棣华与伯和、母亲一起夜宿旅店，纠结于要不要与伯和同炕而卧：
棣华只是低着头。白氏道：“贤侄先睡下吧。我会叫他睡的。”伯和便上炕去睡了。白氏伸手把棣华拉到炕沿上道：“睡吧，不要累得人家不安。”棣华还只低着头，坐在炕沿上。白氏催了几次，方才盘起腿到炕上，和衣躺下。心中暗想：“我若是不睡，便连母亲也累得不能睡了。只是这嫌疑之际，令人十分难过。倘是先成了亲，再同走倒也罢了。此刻被礼法所限，连他病体如何，也不能亲口问一声，倒累他体贴我来。我若是不睡，岂不是辜负了他一番好意？”又想到：“尚未成婚的夫妻，怎么同在一个炕上睡起来？”想到这里，未免如芒在背。几次要坐起来，又怕累得伯和不安，只得勉强躺着。一夜想这个，想那个，何尝睡得着。[27]
天将黎明时候，棣华看见伯和把被子翻到一边，“要代他盖好了又不好意思，待要叫醒母亲又怕老人家醒了不能再睡”，思来想去没有法子，“只得轻轻下了地，悄悄地走过来，轻舒玉手，代他盖了”，却被醒来的母亲看见，“羞得满面通红，直透到耳根都热了”[28]。此处描摹少女情态毕肖，也隐约透露出与叙事表层彰显的道德礼法相颉颃的情欲意味。
小说中最动人的一幕，是棣华与伯和失散后，想到伯和有可能被人群挤倒，甚至被踏成肉酱，她“不觉柔肠寸断，那泪珠儿滚滚的滴下来。又恐怕母亲看见，侧转身坐了，暗暗流泪。忽然又怪他为什么不跨在车沿上，便可以同在一起了”。又想：
这都是我自己不好，处处避着嫌疑，不肯和他说话。他是一个能体谅人的，见我避嫌，自然不肯来亲近。我若肯和他说话，他自然也乐得和我说话，就没有事了。伯和弟弟呀！这是我害了你了。倘有个三长两短，叫我怎生是好？这会你倘回来了，我再也不敢避什么嫌疑了。左右我已凭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许与你的了。[29]
这段深情的独白与棣华痴情守贞的性格逻辑相符，也为小说之后的情节发展铺陈下了事理逻辑，换言之，棣华高标的道德感也是叙事得以推进的关键动力。正是因为棣华对礼数的顾忌，在逃难时只有一辆马车可雇的情况下，两人没有同车，才导致伯和被乱兵冲散。而棣华把伯和堕落的原因归结到自己，也把两人重逢后她冲破顾虑亲奉汤药、充满“赎罪”意味的行动合理化了。小说里一个引人注目的细节，是在伯和的弥留时刻，已经无力咽下汤药，棣华则“自己把药呷在口里噙住，伏下身子，哺到伯和嘴里去。看他咽了，再哺，一连哺了二十多口”[30]。和她之前的过分拘谨恰成鲜明对照，她唤他“郎君”，接触他的身体，向他坦陈“妾心更苦”，俨然有狭邪小说的趣味了。棣华形象前后转变如此巨大，以至于周蕾评价说伯和的形象仅仅是一个道具，用以展现棣华艰巨而又复杂的道德/情感历程[31]。
这一道德历程复杂性的集中体现，在于“孝”与“贞”的冲突。棣华是一个无可指摘的孝女，逃难路上母亲生病，她效仿古人“割股疗亲”，割了一块肉在汤药里喂给母亲。母亲病故，她哭到昏厥，声称“情愿跟着母亲去了”。而到伯和病死，这一悲痛的情景再现，棣华“哭个死去活来”，说道：“陈郎，你冥路有知，便早带奴同去也！”死去的母亲与伯和占据了相似的道德位置，这个位置都需要棣华的怜悯、奉献与牺牲。伯和死后，棣华决定出家守贞，与父亲哭泣道别：
父亲！你可怜女儿翁姑先丧，小叔尚未成年，叫我奔丧守节，也无家可奔，断没有在娘家守节的道理。这一条路，女儿也是出于无奈。……女儿本打算一死以了余生，因恐怕死了父亲更是伤心，所以女儿这个还是下策中之上策。……女儿不孝，半路上撇了父亲，望父亲从此勿以女儿为念。倘天地有情，但愿来生再做父女，以补今生不孝之罪。[32]
出家守贞与在家孝父的内在价值冲突，最终在一番情真意切、感天动地的剖白中和解。唐小兵认为，在棣华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吴趼人从本土的文化资源中调取了“真诚”与“奉献”两种价值来保持人物的内在道德合法性，同时也呈现出一种对于业已受到外来文化冲击和威胁的本土文化如何保持其纯洁性和可持续性的总体焦虑[33]。相似的，杜赞奇也讨论过，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建制之一，就是通过一种传统内在于现代性的女性形象，把女性建构为民族文化基本质素及其延续性的象征符号[34]。唐小兵和杜赞奇都注意到了吴趼人对道德的高调召唤——他几乎把棣华塑造为一个道德无缺的圣女——伴随着他对“情”的歌颂，情是“先天种在心里”、内在而永恒的道德律令，足以对抗传统文化所遭受的外在挑战，无论这挑战来自时间、历史暴力还是人类情欲。
显然，吴趼人对“情”的痴迷别有寄托，在他看来，只有从世道人心的角度才能挽回陷入危亡的国家，延续国族命脉只能在普通子民的道德重塑中实现，这正是他在众多高谈阔论的政治小说之外，选择“写情小说”一途而用力甚巨的原因。在与《恨海》几乎同时创作的《新石头记》[35]中，吴趼人一改《红楼梦》续书为宝黛爱情翻案的俗套，令宝玉“勘破情关”，一心惦念“未酬补天之愿”，游历科技昌明的“文明境界”而寄寓救国理想的国民榜样。时人评论道：“其目的之正大，文笔之离奇，眼光之深宏，理想之高尚，殆绝无而仅有”，而与《红楼梦》相对比，“旧《石头》艳丽，《新石头》庄严；旧《石头》点染私情，《新石头》昌明公理；旧《石头》为言情小说，亦家庭小说；《新石头》系科学小说，亦教育小说；旧《石头》儿女情长，《新石头》英雄任重；旧《石头》浪子欢迎，《新石头》国民崇拜”[36]。在这篇微言大义的小说里，吴氏的“写情”最终指向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小说结尾处，通灵宝玉从大荒山青埂峰下，搬到了文明境界灵台方寸山，作者自诩为“绝世奇文”的《新石头记》就刻在上面，但只有“热心血诚，爱种爱国之君子，萃精会神，保全国粹之丈夫”，才能看得见。至于崇洋媚外的西崽之流，只能看见一篇英文的讽刺诗：
All Foreigners thou shalt worship,(https://www.daowen.com)
Be always in sincere friendship.
This the way to get bread to eat and money to spend.
And upon this thy family’s living will depend；
There’s one thing nobody can guess:
Thy countrymen thou canst oppress.
凡是洋人你都崇拜，
总是显露真挚的神态。
这是获得面包与金钱的方法，
你全家的生活从此便可悠哉。
只有一件事没有想到，
你的同胞决不会忍耐。[37]
相较于小说中描摹西方种种声光电化的欣羡情态，此诗对“西崽”的批判不可不谓辛辣直接。作为一个坚守“中体西用”信条的“老新党”式人物，吴趼人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是以坚守“中国常经”为根底的[38]，他的“写情”，用意在于重塑“道德”这一“中国常经”，再造“中国性”。有学者甚至认为，吴氏的写情小说，无异于五四时期“整理国故”的先声[39]。总之，从《恨海》到《新石头记》吴氏“写情小说”对个人情感体验的忽略、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强调，一方面是出于传统知识分子对晚清中国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日益失范的忧虑，另一方面是试图将“道德”升华至“中国民族特性”的高度，以此作为抵御西方文化侵袭的一道看不见的民族主义防线，它所表现出的幼稚、极端和一厢情愿，都是时代的哈哈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