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与建设”的女学生

晚清小说《黄绣球》里提到过一位天足女性，她就是留学海外归来的女医生毕去柔。正如她的名字所暗示的，她没有传统女性柔弱被动的负面特质，不仅能够以所学医术自养，而且还成为黄绣球开办女学最得力的支持者。她虽然赞同女性接受教育，但却对晚清女性教育的成果抱有很大的怀疑。她向黄绣球抱怨在上海这个最为开放的城市之所见，那些打扮入时、剪着短发、穿着皮鞋的女学生，竟像娼妓一般浮浪，周旋于西化打扮的轻薄少年之间，像涂抹唇膏一样把“自由”“平权”一类词汇挂在嘴上。作者汤颐琐在此不仅感慨道：“甚矣！外国书不可不读也；甚矣！外国书之误尽中国人也；甚矣！中国人之不善读外国书也”，并引用了罗兰夫人的名言：“呜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显然，汤颐琐认为女性了解些天文地理之类的西方自然科学是有益的，但接触西方的“思想”却相当危险，因为对它的误读会直接导致对妇德的戕害，甚至使女性沦为不检点的性开放者和威胁正常社会秩序的捣乱分子。

这一观点并非汤颐琐的个人偏见。在晚清女学初兴的阶段，对“女学生”反感、厌恶乃至恐惧的社会心理一度流行，其源头在那些饱受儒学教育、坚持男女上下内外之别的传统知识分子。例如以“遗老”自命、颇有些怪癖的辜鸿铭（1856—1928），就曾在一篇笑谑文章中谈到，对于一个误人子弟的冬烘先生来说，最令他的学生感到大快人心的报应，就是他的女儿进了新式学堂[48]。文化传统作为集体无意识隐秘地支配着一般民众的接受心理，所以这种厌恶“女学生”的情绪更与一般民众潜意识当中积淀已久的传统伦理道德和性别观念暗中契合。然而，一个更为隐蔽的问题在于，那些已经成为了“女学生”的晚清女性，既对西方近代的自由、平等观念一知半解，难以产生真正的思想认同和性别自觉，又确确实实地处在与传统女性迥然不同的社会、家庭的文化氛围中，她们自身“水土不服”的文化不适感和身份危机，却一直被人忽略。

不过，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被一位女学生发现并提出来了。她叫谢婉莹（1900—1999），也就是后来以笔名“冰心”行世的著名作家。谢婉莹是恰逢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进入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的，其所遭际的时代环境、文化氛围自然与晚清的女学生不同。她在一篇名为《“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49]的文章中，对于晚清和“五四”时期的“女学生”做出了鲜明的界分：前者身逢“破坏时代”，一味模仿欧美女学生的“模范表式”，竭力图谋“参政选举”“男女开放”，想要一夕之间推翻中国妇女的旧道德，抉破中国礼法的种种藩篱，终因肤浅嚣张的言论行为，导致社会的鄙夷唾骂。何况在这个时候，“女学生”仅仅是夹杂在“自由”“平等”“革命”之中，由西方舶来的新鲜名词之一，青年们多数以之为标榜新潮的装饰，却不知如何给这个名词注入实际的内涵。于是，就连维新派的人物也都感到“女学生”如东施效颦，对她们的态度由呼唤赞许转向批评讥讽。不问新旧人物，都觉得这“女学生”3个字简直就是女界“最不良分子的别名”。

然而，作者笔锋一转，以一种豪迈自信的口吻声称令社会厌恶的女学生已经“过去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建设时代”的女学生已经开始“从空谈趋到实际”“从放纵趋到规则”“从浮嚣趋到稳健”，正要努力博得全社会的尊重嘉许，并将要“引导将来无数的女子进入光明”。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加强女学生自身的“修养”，谢婉莹进而列出了包括服饰素雅、言论谨慎、规范人际交往、以自然风景和高雅艺术陶冶性情、追求谦和内敛的人格等10项修身要求。而读者们不难看出，这些“修养”不过是把传统女德说教加以改良，让它披上了一层“现代”的外衣罢了。接着，她指出女学生“建立事业的目的”是“改良家庭”，并因此而主张女学生注意家事训练和了解儿童心理，努力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这样的主张与梁启超的呼吁同声应和，使得这篇小小的文章在女性（自我）规训方面同时继承了前现代的“传统”和晚清的“传统”。作者最后以饱含情感的笔调向全体女学生大声疾呼：

敬爱的女学生呵！我们已经得了社会的注意，我们已经跳上舞台，台下站着无数的人，目不转睛的看我们进行的结果。台后也有无数的青年女子，提心吊胆，静悄悄的等候。只要我们唱了凯歌，得了台下欢噪如雷的鼓掌，她们便一齐进入光明。假如我们再失败了……唉！闭居小村的威廉帝，放流荒岛的拿破仑，他们的失望，他们的打击，他们的深悲极恸，还不及我们的万分之一。因为他们所图谋的是数十百年一己的功业，我们所图谋的是永远无穷数千万人的幸福。他们的失败，只关系自己。我们的失败，是关系众生。(https://www.daowen.com)

在此，作者透露出两个与“传统”稍有罅隙的重要信息：一是把“女学生”置于女性历史的前台，并赋予其足够的历史能动性和启蒙者角色。相比于“女学生”，其他女性则扮演着传统的静默而被动的形象，等待着女学生们的“成功转型”并带领自己“进入光明”；二是把“女学生”的自我革新视为一种意义重大的革命——它关系着众生的幸福。这两个坚持把“女学生”身份中心化的信息意味着，此时的“女学生”已经不同于那些任凭男性提倡、界定和贬抑的晚清前辈，而是开始寻求自我界定，并有了明确的位置感：她介入男性知识精英和女性普罗大众之间，暗暗取代了男性作为女性启蒙者的位置，她不仅在女性内部建立了“启蒙/被启蒙”的二元关系，而且还表达了通过启蒙行为而“关系众生”的启蒙逻辑。

这个启蒙逻辑的悖论则在于，“众生”们可能因为过于隔膜而并不领情。在另一位现代作家沈从文（1902—1988）的笔下，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重点不在于对立，而在于隔膜。沈从文作于1929年的小说《萧萧》中，“女学生”是一个始终不出场的“现代化魅影”。她们不停地从宁谧自足的湘西世界的边上“过身”，农人对她们有种种荒诞不经的传闻，既好奇又轻蔑。而作为女主人公的湘西少女萧萧，对“女学生”一词始终陌生和懵懂，她只在一闪而过的逃跑念头想到必须“跟了女学生走的那条路”。沈从文1929年原作结尾是这样的：“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小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不过，在1957年校改字句的时候，沈从文加了这样的一句关于女学生的话：“小毛毛哭了，唱歌一般地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也讨个女学生媳妇！’”[50]

不过在冰心最初写作的时代，一切向新的中国对“启蒙”是充满乐观情绪的。冰心则把此一过程称为女学生的“建设时代”。女学生从“破坏时代”到“建设时代”的内涵转变，固然有制度上的客观支持——女子教育经由晚清时期的改革和尝试，于“五四”时期开始蓬勃发展，并成为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中的稳定支系，但更重要的原因当是在于“五四”运动对整个学生阶层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