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学生”：作为爱情理想，或者知识主体
鲁迅所说的“智识青年”，是一个具有明显第三世界后发现代性国家意味的称呼。恰恰是一种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的传播，才生产出这样一批“新青年”/知识青年。现代知识的拥有，令置身于前现代国家的他们觉醒，辨识出光明的现代景象并憧憬着它的曙光出现在中国的地平线上。但与此同时，“即使寻找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只好在风尘澒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他们的箜篌了”[60]。知识对于这些青年来说，无疑是一柄双刃剑：他们由于知识而确认了自身“光明使者”（现代启蒙者）的身份，同时也由于知识与社会现实的不同步、不协调而被社会边缘化，以至于在精神上陷于无所凭依的空虚和悲哀。
庐隐在《海滨故人》中，从女学生/女性知识青年的角度描述了这一“知识困境”的具体感受：
露莎叹道：“十年读书，得来只是烦恼与悲哀，究竟知识误我，我误知识？”云青道：“真是无聊！记得我小的时候，看见别人读书，十分羡慕，心想我若能有了知识，不知怎样的快乐，若果知道越有知识，越与世界不相容，我就不当读书自苦了。”宗莹说道：“谁说不是呢？就拿我个人的生活说吧！……我有一个亲戚，时常讲些学校的生活，及各种常识给我听，不知不觉把我引到烦恼的路上去，从此觉得自己的生活，样样不对不舒服，千方百计和父母要求进学校。进了学校，人生观完全变了。不容于亲戚，不容于父母，一天一天觉得自己孤独，什么悲愁，什么无聊，逐件发明了。……岂不是知识误我吗？[61]
这段话不能简单视为几个女学生对人生选择的牢骚和烦恼，它其实是早期小资产阶级诞生于近现代知识生产的真实写照，同时也彰显了包括女学生在内的知识青年的精神处境。从知识主体的角度而言，“女学生”所面临的内心冲突与人生困境与“新青年”并无二致，而“五四”时期小说的主流叙事就是这些知识青年的故事。甚至可以说，在这些故事当中，真正的核心形象不是“青年”，而是“知识主体”，即叙述现代知识如何塑造“青年”，塑造他们特殊的文化空间、思想观念、思维与行动方式，决定他们与传统文化、社会现实、人伦秩序的疏离关系，并导致他们孤独、悲愁、烦恼、伤感的精神状态[62]。“女学生”形象的塑造是这一知识主体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尤其突出而具有性别特色的问题是由知识引发的“空间危机”：女学生们一旦离开校园，既难于认同又难以摆脱传统婚姻家庭，既渴望进入又被排斥于社会公共空间。现代学校所营造的超前于社会文化现实的知识空间，使得它成为一块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的“飞地”，在这块“飞地”上的女学生们看来，它更像是一个注定要失去的美丽伊甸园，她们最终会被从这里放逐，挣扎于理想与现实的罅隙。在此，以鲁迅的小说《伤逝》为个案作一分析。
1925年10月21日，鲁迅完成了他最令人费解的小说《伤逝》[63]。对于这篇从故事层面来看是描写知识青年爱情理想破灭的小说，周作人则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他认为《伤逝》是在他们兄弟失和后鲁迅为哀悼以往的情谊而作，并且自认为这种理解不会错[64]。然而，当代论者一般还是对这篇小说作出基于文本的解读，并把它和鲁迅之前专门为女学生而作的一篇演讲《娜拉出走后怎样》[65]联系起来。挪威剧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的名剧《玩偶之家（娜拉）》（A Doll’s House；Nora）当中的女主角娜拉（Nora）是五四时期最为著名的新女性形象符号之一，被时人认为是“易卜生举来做模范的‘觉醒的妇人’”[66]，广受知识分子追捧和认同。1923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女生演出了此剧，鲁迅的演讲就是作为对这个演出的回应而做的。然而鲁迅作这篇演讲却不是为了鼓励女学生们学习娜拉从家庭“出走”[67]，相反，他认为如果不能实现经济权，走了也是徒然，“免不掉堕落或者回来”；进一步说，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即使实现了经济权，“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只是经济权作为人生存的最基本权利，需要被首先解决[68]。换言之，经济权不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万能之钥，做“傀儡”也不是女性的专属。
当代论者往往把个人拥有经济权以及经济权与妇女解放的关系作为这篇演讲的核心来强调，但如果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鲁迅对个人主义的思考脉络着眼，就会发现这篇演讲的主要关怀，不在于女性的出路，而是包括男女两性在内的、对于个人本位主义的怀疑，以及对个人启蒙与社会发展实际之间矛盾的忧虑。鲁迅笔下的娜拉，并不纯然是一个女性形象的化身，其所指涉的，实际涵括所有从傀儡般的旧身份“出走”的青年男女。鲁迅借用《娜拉》的结局来思考个人离家后的出路，以及他所提供的线索与答案，象征着五四时期一度高扬的自我又逐渐失落[69]。
胡适对娜拉的诠释也集中在她自由意志的实现这一点上。胡适认为，娜拉之所以有必要出走，在于她的丈夫把她“当做‘玩意儿’看待，既不许她有自由意志，又不许她担负家庭责任，所以娜拉竟没有发展她自己个性的机会”[70]，他借娜拉的出走发出的呼吁，并非倡议青年效仿“出走”这一简单行为，而在于主张打破包括“家庭”在内的传统价值观的桎梏，发展个人自觉与独立意识。美国学者舒衡哲就认为，带动起“娜拉热”（Nora Compulsion）的五四学人，包括鲁迅以及胡适，皆“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主要用意在于借由申论娜拉，来评估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可行性及发展潜能，而非仅将注意力放在女性或者妇女解放的课题上[71]。
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通常被视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文学姊妹篇的《伤逝》。若从女性的角度来解读，这就是叙述一个为“新”爱情理想而出走的“新”女性，如何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消磨了自我、耗尽了爱人对她的感情，最后又走回父家、抑郁而死的悲剧。但是，笔者试图避免将注意力过分集中于“子君—娜拉—女性”的分析取向[72]，而更愿意采取一种超越性别的视角——如果把娜拉及其特定的“出走”姿态视为“超越伦理的意义而成为中国现代的象征”的话[73]，那么涓生身上体现出比子君更为浓郁的“娜拉”性。因为他不仅质疑和叛逆传统的大家庭，而且继之以更为彻底的姿态勘破“爱情”神话、再次背叛和抛弃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的两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周作人说这篇小说是对于“兄弟怡怡”的哀悼也十分合理。当然，与其说兄弟失和事件是对小说《伤逝》的一个现实而具体的注解[74]，不如说鲁迅思想深处的传统家族伦理观念与现代西方哲学之“个人”思想的纠结，通过现实事件的刺激而加深，最终浓缩于对涓生“娜拉”性的塑造和表现上面。然而，涓生们的困境在于，经历了抛弃传统价值观、乃至于连新建的价值也迅速抛弃这样的巨大的信仰破坏与心理震撼之后，又该如何修复精神创痛，向何处寻找心灵的归宿与家园呢？鲁迅借涓生之口，数度提出现代知识青年“那里去呢？”的困惑。涓生先是寄居在“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然后是和子君蜗居在吉兆胡同的一所小屋，而当他无法忍受与子君乏味的相处而走出家门，却不知道“往那里去”；当涓生知道子君因为被他告知不再爱她、黯然返回父家并猝死的消息后，盘旋于空虚、悔恨、悲哀种种痛状之上的，依然是一连串的“那里去呢？”：
自然，我不能在这里了；但是，“那里去呢？”
四围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
……
但是，“那里去呢？”新的生路自然还很多，我约略知道，也间或依稀看见，觉得就在我面前，然而我还没有知道跨进那里去的第一步的方法。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还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75]。
涓生一再强调“新的生路还有很多”，但强烈的语气掩盖不了其内心的虚弱、恐惧和不安；虽然这个生路首先是现实的“生存”之路，但最终这个“路”所要通往的所在空间，依然要能够抚慰他的精神才能够安住。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子君不存在类似的问题：“她的勇气都失掉了，只为着阿随悲愤，为着做饭出神；然而奇怪的是倒也并不怎样瘦损。”换言之，子君不存在涓生这样的形而上的精神困境，而只是执着于现实的具体的生存。这当然有鲁迅作为男性表现女性时的视野与认识盲点的问题，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即鲁迅有意在两个主人公之间做出不同的角色分工：子君作为“娜拉”之形色，表现/表演了实际行动的“出走”，乃至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声战叫，无法不给涓生和读者们一种喜悦的错觉，以为由此得见中国女性未来“辉煌的曙色”，然而她的个人意志与能动性也仅止于此。而涓生作为“娜拉”之神髓，体现的是一种彻底的怀疑和否定精神：无论传统还是现代，任何观念、任何价值都不能让他放弃怀疑，不能阻止他追寻“人生的要义”，而这要中之要，就是生存——不是为了保存肉身而“川流不息的吃饭”，而是为了保存这个能够思考和怀疑的“主体”而去寻“新的生路”。在这个严肃而沉重的词汇面前，他不得不勘破子君“娜拉”式的姿态，或者说不得不勘破当初自己借以启蒙子君的“娜拉”式言论：
我和她闲谈，故意地引起我们的往事，提到文艺，于是涉及外国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诺拉》，《海的女人》。称扬诺拉的果决……。也还是去年在会馆的破屋里讲过的那些话，但现在已经变成空虚，从我的嘴传入自己的耳中，时时疑心有一个隐形的坏孩子，在背后恶意地刻毒地学舌。[76]
看着子君的“堕落”，他“冷冷地气愤和暗笑了”，这嘲讽的对象表面上是子君，“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于这空虚却并未自觉。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其实质则是一切以新的知识与思想作为华丽装扮的表演，一切虚伪、空洞而毫无“生”之可能的人生姿态。
然而吊诡的是，涓生在此提出抵抗此种空洞人生的武器，却仍是“书”，这就构成了一个“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悖论式逻辑循环：新青年们令人绝望的人生困境由知识造成，他们又把知识抽象化为一种具有能动性的精神，并以此来标定自我和“反抗绝望”。于是，涓生在离开校园之后[77]，依然把营建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空间看得十分重要。他在寻找租住的房子时十分挑剔，认为大多数房子“看去大抵不像是我们的安身之所”。所谓不像，恐怕就是市井气息太浓，不符合知识青年的气质身份；他接受吉兆胡同的房子，乃是由于房东是个不介意其自由恋爱同居之行为的“明白人”，并且“只要孩子不啼哭，是极其安闲幽静的”。但新建立的小家庭渐渐招致涓生的不满，因为“没有一间静室”能让他从事翻译文稿之类的知识活动，“但是这自然还只能怨我自己无力置一间书斋”。
涓生最终不能忍受“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不能忍受“去知识化”的生存空间，离家出走，“终于在通俗图书馆里觅得了我的天堂”：
那里无须买票；阅书室里又装着两个铁火炉。纵使不过是烧着不死不活的煤的火炉，但单是看见装着它，精神上也就总觉得有些温暖。书却无可看：旧的陈腐，新的是几乎没有的。
那里虽然没有书给我看，却还有安闲容得我想。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我也还未忘却翅子的扇动，虽然比先前已经颓唐得多……。
正是“通俗图书馆”这个似是而非的知识空间，这个虽然没有西方书籍可读但仍给涓生提供了独立思考空间的地方，促使涓生获得了对荒谬人生的自觉契机。然而与涓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子君对于“知识”以及知识空间的麻木，当初听涓生滔滔不绝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时，子君尚且“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但两人同居后她的思想完全集中在做饭饲鸡的琐事当中。或者说，她自觉地选择了一个“去知识化”的相对位置。子君没有表现出涓生那样的对于知识空间的渴望，知识空间所赋予后者的自我觉醒的契机自然也就降临不到子君头上。
联系到当时知识青年走出校门后纷纷沦为“高等游民”这一现实，子君除了与涓生同居、在窘迫的生活中变得麻木而乏味，进而被涓生抛弃后回到父亲的家、在白眼与冷语中郁郁而终之外，其他选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便她没有和涓生同居，最有可能的未来也不过是如冰心小说《秋雨秋风愁煞人》中的英云，从父亲之手转到夫君之手，做一个少奶奶。从“知识空间”的角度来看，当时走出校园的女学生无论是回到父家还是嫁到夫家、无论丈夫是纨绔阔少还是新派知识青年，都将面临知识空间的丧失与知识生活的中断这一危险。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启蒙的中止。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五四”时期的女学生就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近代早期知识女性区别开来，后者可以得而利用的知识空间要广阔得多，例如教会往往会为那些终身未婚的知识女性提供一个合法而永久的庇护所，在那里她们拥有一间“书籍满壁的小室”，可以自由地追求一种心智上的生活；另外有些大学对有天赋的女性开放职业机会，并允许她们享有荣耀的学衔，不论她们是否已婚[78]。
就小说的表现来看，子君自从进入同居生活之后，唯一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是拟态的知识生活，就是回忆和回味涓生的求爱画面。对此，涓生已经记不清，子君“却是什么都记得”。她能够滔滔背诵涓生的“台词”，能够把当时的场景复述得栩栩如生，每个细致入微的细节都不错过，乃至于这种爱情的温习竟成了她一种偏执狂式的强迫行为。每当夜阑人静，她就要质问和考验涓生对这一场景的记忆，涓生不断“被命复述当时的言语，然而常须由她补足，由她纠正，像一个丁等的学生”。这一场景包含了丰富的时代信息。(https://www.daowen.com)
“爱情”（Love）一词及其所蕴含的文化观念是从西方贩来的知识系统的有机部分，也是迟至“五四”前后才建构起来的现代迷思（myth）之一。1911至1925年数年间，《新青年》《晨报副刊》《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几个活跃的现代刊物曾就“爱情”的思想内涵及其与个人自由意志、人权、家庭改革和女性解放的关系展开过数场引人注目的辩论，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爱情”开始被当作理想婚姻的基础和道德原则来探讨。在《伤逝》写作的1925年，“自由恋爱”已经成为某种现代的“常识”，成为知识青年们最为热衷的信条与修辞。正如恩格斯所说：
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越来越承认在婚姻方面有缔结契约的自由……在字面上，在道德理论上以及在诗歌描写上，再也没有比认为不以夫妻相互性爱和真正自由的协议为基础的任何婚姻都是不道德的那种观念更加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了。总之，恋爱婚姻被宣布为人权，并且不仅是男子的权利，而且在例外的情况下也是妇女的权利。[79]
因此也可以说，子君与涓生一样生活在一个虚拟的知识空间之中，这个空间不是满载着西方书籍的馨香静室，而是作为知识观念的“爱情”及其现实表演。如果说涓生对于外在知识空间及其对个人自觉的作用有着执着的追求，那么子君对于爱情的怀想则是她唯一的精神慰藉和生存感觉所系：
这温习后来也渐渐稀疏起来。但我只要看见她两眼注视空中，出神似的凝想着，于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窝也深下去，便知道她又在自修旧课了，只是我很怕她看到我那可笑的电影的一闪。但我又知道，她一定要看见，而且也非看不可的。
被生存的残酷逼到人生边缘的涓生，不断努力压制对这样的子君的厌恶感和摆脱她的欲望，于是我们看到他此时反复出现的心理活动：
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
生活的路还很多，我也还没有忘却翅子的扇动，我想。——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
但涓生同时也更加努力地为这一抛弃行为寻找道德正当性，他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合理化的说辞：既然自己不爱子君了，又将她当成累赘，这就是“真实”；而隐瞒这种“真实”，继续与子君一起生活，这就是“虚伪”：
我常常在苦恼中想，说真实自然须有极大的勇气的；假如没有这勇气，而苟安于虚伪，那也便是不能开辟新的生路的人。不独不是这个，连这人也未尝有！
涓生的“真实”对于子君而言究竟具何价值，我们不得而知，反正说出“真实”之后，子君竟然爽快地离去了。原以为没了绊脚石和累赘就可以从容走向“新生”并因此而“轻松，舒展了”的涓生，却依旧无法摆脱生活的困窘。渐渐知道了子君死讯的涓生，这才真正的忏悔：
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了。她爱我之后，就要负了这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子君总不会再来的了，像去年那样。她虽是想在严威和冷眼中负着虚空的重担来走所谓人生的路，也已经不能。她的命运，已经决定她在我所给予的真实——无爱的人间死灭了！
当子君真的死了，涓生才终于明白，自己的所谓“真实”不过是“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但这勇气来得太晚了。离开涓生、回到“父家”——也就是回归传统社会之后，子君“娜拉”式新女性的光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传统价值框架内因女性失去贞洁而招致的鄙视与贬损。第二次“出走”的子君就在这种冷酷的现实中被逼向“连墓碑也没有的死亡”。然而，鲁迅在这篇小说中最终所要追问的，不是涓生/启蒙者/“娜拉”神话的制造者的道德愧欠，乃是关于“真实”与“说谎”/“沉重”与“空虚”的辩证法：
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如果真实可以宝贵，这在子君就不该是一个沉重的空虚。谎语当然也是一个空虚，然而临末，至多也不过这样地沉重。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但是，这却更虚空于新的生路；现在所有的只是初春的夜，竟还是那么长。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涓生对子君之死的负罪感，不是通过同样的死来代偿，却是沿着新的生路继续生存下去，同时遗忘掉她的牺牲来实现的。这里蕴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作为现代主体的自我人格是如何克服强烈的罪感而获得认同和生存合法性的？很多研究者注意到鲁迅文本中那有如咒怨一样弥漫纠缠的罪感，竹内好认为鲁迅的根柢是“有一种要对什么人赎罪的心情”[80]；木山英雄认为鲁迅的“罪感意识”一定包括“神那一方虽早已忘却其罪，然而人仍然要负着罪感活下去，那种反讽性的荒诞”[81]；汪晖认为
在鲁迅的内心里始终纠缠着那种近乎宿命的罪恶感，他从未把自己看作是这个世界里无辜的、清白的一员，他相信自己早已镶嵌于历史的秩序之中，并且就是这个他所憎恶的世界的同谋，……他从不把自己置于嘲讽、批判、攻击的对象之外，以自身与之相对立，而是把自己归结为对象的一个部分。[82]
……然而，这些讨论中都没有性别的视角。如果我们在此追问，男性主体是如何践踏着启蒙的对象物即女性“他者”的死亡而走向现代主体的新生的？那么，鲁迅所表现出的令人深深震撼的绝望和痛苦也无法包括其答案。作为先觉者的鲁迅对于是否应该唤醒“铁屋”中沉睡的人们所经历的人道主义矛盾，与作为启蒙主体的鲁迅对于那些因为被启蒙而失去了生存合法性基础的女性的负罪感，似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但后者的刻骨铭心，则更在于女性绝对的“他者性”——正如中国近代以来由男性知识分子所界定和主导的“女权”与女性主义所示，“她”是男性知识分子想象的创造物，用鲁迅的语言来说，分明是“手造的幻影”、一个“好故事”或者“小粉红花的梦”[83]。在此，女性的主体附之阙如。
鲁迅在思考“疗救”问题时，也曾得出更为沉痛的结论：他的“呐喊”不过是在一个“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唤醒几个人，使之死得更痛苦而已。他甚至自认成了替中国的吃人筵席做“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各外的享乐。”[84]那些庐隐笔下痛喊着“知识误我”的女学生们，自然是这一代被“弄清了脑子”和“弄敏了感觉”的青年，而比庐隐稍小几岁、也是从“女学生”而“女作家”的丁玲（1904—1986），则在小说中借一位作家之口，说出了仿佛是与鲁迅的忏悔相呼应的话：
读者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是刚刚踏上青春期、最容易烦愁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的中等以上的学生们。他们觉得这文章正合了他们脾胃，说出了一些他们可以感到而不能体味的苦闷。……可是结果呢，我现在是明白了，我们只做了一桩害人的事，我们将这些青年拖到我们的旧路上来了。一些感伤主义，个人主义，没有出路的牢骚和悲哀……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只能一天一天更深的掉在自己的愤懑里，认不清社会与各种苦痛的关系。……所以我现在对于文章这东西，我个人是愿意放弃了。[85]
与鲁迅用孽风与毒焰、遗忘与说谎埋葬了子君不同，女学生中更为锐敏而不安的一群——初露头角的现代女作家们，正在为自己所属的性别及其主题位置的阙如而焦虑、思考与挣扎着。事实上丁玲决意放弃的不是文学，而是陷于知识困境与人生困境的“女学生”身份；她不愿“掉在自己的愤懑里”，而是努力“认清社会与各种苦痛的关系”；冰心则通过渲染英云的哀愁绝望而告诉出走的娜拉们“回父家”（包括父亲决定的夫家）的路是不通的。但“社会”也不是女性适宜的空间，唯有中等阶级以上的新式小家庭，仿佛才是女学生们可以安住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