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与“女学生”：文化、阶层与身份的新生
中国共产党早在1927年5月于汉口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就对“学生”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进行了描述，这次会议的宣言称：
欧战以后，国民革命运动，获得了广大的民权派的社会基础。在反对巴黎和约口号之下，恢复民权运动的生命。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的主力，就是城市民权派，当时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的智识界，特别是学生。[51]
宣言将五四运动、民权派、小资产阶级与“学生”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明确了一种关于学生的政治生命起源的叙事。学生的阶级属性是“小资产阶级”——这是个在政治、经济、思想意识和文化上都具有特定意味的称谓。他们人数众多，却又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属性上没有自主性和独立性，因为“小资产阶级的自身不能找到革命的路径以图自救，只有和无产阶级联盟，在无产阶级影响之下，小资产阶级才得到解放”[52]。相对于实体经济领域内的小私有者、小资产者，那些活跃在知识、文化和文学领域的小资产阶级又被特指为小知识分子，其主体就是学生，或曰现代知识青年。他们通过现代中学、大学教育体系和现代大众传媒接收了西方现代知识、文化，以及由它们影响下衍生出来的中国现代知识和文化，又通过进入教育和传媒体系从业来生产、传播这种文化。但这种文化本身主要是一种翻译而来的观念及其符号表征，尚未构成具有深厚根基的体系，这使得他们常常身处一种文化自觉的困境：因为接收了西方现代知识和思想观念，身为“现代新人”的文化优越感油然而生；但在现实中，他们又往往处于整个社会结构的底层，缺乏实际的经济和政治资本；虽然以文化场域[53]为主要的活动空间，但这个文化场域本身不断面临现代民族国家权力体系的监督、规训和整肃，在现实中总是处于一种被贬抑和边缘化的状态。因此，如果要给这些知识青年的文化加上一个情绪方面的定语，那就是无根无依的伤感和绝望。
这些游荡在校园里，读着《新青年》《新潮》《现代》之类的热门书刊，说着一些高渺宏阔而又相差无几的新词语，间或发出几声“孤独”“烦闷”“颓废”的喟叹的青年，无疑是“五四”时代中国现代性的独特产物。如果对“现代性”作一全面的理解，应该首先涉及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与制度的形成、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与发达、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以及新的社会阶层与社会空间的大量产生。然而，这些在“五四”时代的中国都无从谈起，此时中国的“现代”，主要不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实体意义上的，而是新文化、新思想、新知识与“新人”/“新青年”意义上的。从晚清发源的“新民”理想，到“五四”终于演化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设计、塑造、生产、传播、消费“新青年”形象的伟大工程，而这个“新青年”精神成长的起点，就是“学生”。他们是一种文化、知识和情感的共同体，文学在这个共同体的形成和自我确认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个共同体形成的标志，就是那些集中在大小城市的校园开始成为文学的重要想象空间。而在晚清时期的小说中，新式校园的形象并不美好，它总是模糊、暧昧而滑稽，被认为专门生产一些半新半旧、华而不实的新派人物和“假洋鬼子”，其中的“女学生”则尤其奇形怪状、道德堕落。这实际上是过渡时代的旧式知识分子群体一种集体性“认知障碍”的症候表现。他们对新式教育缺乏体验，也缺乏相应的观念体系去理解，更无法把握这些“新人”的精神世界。他们对于新式教育及其产物的想象仍旧落入旧式小说读者的消费趣味。这些作者书写着进入都市繁华情色世界的女学生腐败堕落的故事，作为世相“怪现状”为读者提供猎奇、刺激或者警戒。然而，随着新式教育规模的增长，校园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空间，它已经不能够继续忍受被不了解它的人在臆想中“妖魔化”。它强烈要求成为文化想象的主体，成为一个自足的文化场域。
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先是一场重建现代教育与现代校园形象、重建文化权威的运动——这个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由新式教育机构借助现代传媒进行的文化启蒙运动，其发起人和倡导者是一群大学教师和学生，其受众和传播者也是教师和学生。他们启蒙、传播的观念和知识，以及所运用的文化符号和表述方式，也只有受过一定程度现代教育的人群才能领会和共鸣。而他们彼此辨认和集体认同的媒介，往往是文学。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为什么弥漫着如此浓烈的校园气息和学生腔调。激进的教师，各种带“新”字的刊物，令人兴奋而惶惑的阅读，激昂热烈的演讲、讨论和辩难，五花八门的校园政治、文艺活动，校园小径上的友谊与爱情，构成了“五四”小说叙述的重要内容和精神资源[54]。
在这种有关校园空间的想象中浮现出来的“女学生”是耐人寻味的。首先，“女学生”貌似“新青年”，却又不是“新青年”。陈独秀在《新青年》（《青年杂志》）的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一文，称“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希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55]，他对新青年的素质提出6种期望，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就展开了新文化运动对现代青年的想象。从梁启超的“新民”到陈独秀的“新青年”，这个一直被期待的文化主体是无性别区分的。换言之，它是“他”而不是“她”。女性先是被启蒙和改造的对象，从“蚩蚩然、塊塊然、戢戢然”的蒙昧状态，变为“知有万古，有五洲”的新式女学生。然而，尽管她们可以和男同学们一起分享“校园”这个空间，一起徜徉于图书馆、操场、教室、花园，一起清谈、游艺、罢课和参加社团，但是她们被建构的方式却与“新青年”截然不同。“新青年”通常被塑造为既已脱离了传统的家庭及其代表的文化规范和生活方式，向往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现代文化氛围，又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进入都市社会结构中的权力阶层，只能流浪于都市的底层和边缘，蜗居在北京的破旧四合院或者上海的“亭子间”里，写些投给报馆的文章和译稿，艰难谋生。他们的文学形象有些类似于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笔下的“都市波西米亚”（Urban Bohemian），生存的忧惧和文化上的压抑，通过某种未知的变形而呈现为对强调知性上的理解与同情的爱情以及具有文化同质性的同学恋人的强烈渴求和期待。于是，对于“女学生”来说，校园恋爱就成为现实和文学中的双重身份要素，她们是“新青年”们的理想爱情对象，能够分享和欣赏他们的文化身份与生活，同情他们的落寞与苦闷。她们要在新青年“空漠的心田，开朵灿烂的花”，以“爱神的甘露”，润泽他们枯寂烦恼的人生。总之，“女学生”是正在被启蒙和改造的、欲新而未新的“青年”，但她首先是真正的“新青年”的欲望对象和理想伴侣。
新青年们对理想伴侣“女学生”的期待和追求过程过于模式化了，以至于“五四”时期最为著名的女作家之一，同时也是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国文系的女学生黄淑仪（笔名庐隐，1898—1934），在发表于1923年的小说《海滨故人》里，如此总结这类校园恋爱不断重复的套路：
现在的社交，第一步就是以讨论学问为名，那招牌实在是堂皇得很，等你真真和他讨论学问时，他便再进一层，和你讨论人生问题，从人生问题里便渲染上许多愤慨悲抑的感情话，打动了你，然后恋爱问题就可以应运而生了。[56]
作者以一种理性、超脱的口吻称之为“简直是做戏”“味同嚼蜡”。然而吊诡的是，在这篇以女学生为主人公、描写她们校园生活的心态与情感的小说里，与“新青年”的自由恋爱同时也被女学生们视为神圣的人生理想，而那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恋爱，以及与这种恋爱模式相对应的大家闺秀或者小家碧玉的家内女性身份，则被她们否定和抛弃了。如果说“新青年”们在校园恋爱中主要寻求的是爱情理想和精神慰藉的话，那么“女学生”们通过恋爱所要实现的，则是一种文化与性别身份的自我确认：她们是一群以现代学校及其所营造的知识文化场域为生存空间的新女性，她们以不同于传统方式的恋爱和婚姻来标示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文化属性。例如，在小说《海滨故人》里，主人公之一云青，这样倾诉自己追求新式爱情而不可得的苦闷：(https://www.daowen.com)
若果始终要为父母牺牲，我何必念书进学校。只过我六七年前小姐式的生活，早晨睡到十一二点起来，看看不相干的闲书，作两首滥调的诗，满肚皮佳人才子的思想，三从四德的观念，那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自然遵守，也没有什么苦恼了！现在既然进了学校，有了智识，叫我屈服在这种顽固不化的威势之下，怎么办得到！[57]
这种“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58]。谢婉莹以“冰心”为笔名发表第三篇小说《秋风秋雨愁煞人》[59]时，特别注明此篇描写女学生婚姻与人生困境的小说为“实事小说”，可谓这种悲凉情绪的文学镜像之一。
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即将中学毕业的女学生英云，叙述人“我”（冰心）是英云的同学和好友。在一个风雨如晦的秋夜，“我”偶然翻到英云的一封书信，由此展开了1年以前关于英云的种种回忆。那时“我们”都属于“一班快乐活泼的青年”，一起上课、弹琴、游艺，一起参加高年级的毕业式，憧憬着自己毕业后再升大学，然后服务社会。然而，一个暑假过后，英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抑郁寡欢，形销骨立。原来她“出阁”了，被父母许嫁给她的表兄士芝，一个阔绰军阀的少爷。从此“我们”的友谊渐渐疏远，英云不得不去学习化妆置衣、打牌听戏、应酬宴饮之类的“官太太学问”，“我”则继续读书升学。在毕业式的晚上——
我站在廊子上，凉风吹着，便觉清醒了许多。这时月光又从云隙里转了出来。因为是雨后天气，月光便好似加倍的清冷。我就想起两句诗：“冷月破云来，白衣坐幽女。”不禁毛骨悚然。这时忽然听见廊子下有吁叹的声音，低头一看玫瑰花下草垫上，果然坐着一个白衣幽女。
这个在叙事美学上颇得传统笔记小说神髓的片段所引出的“白衣幽女”，原来竟是英云。在一种阴恻诡异的气氛中，英云开始向“我”哀诉她所身处的旧式大家庭：家里上上下下有五六十人，庶出的弟妹也有十几个，连同丈夫士芝在内都是接受传统的家塾教育，只会做些诗词歌赋，“新知识上是一窍不通，几乎连地图上的东西南北都不知道”。婆母主持家政，不是把钱花在寺庙香火上，就是花在奢侈应酬上。英云一心“改良家庭”，打算先从庶弟妹们的教育入手，“将新知识灌输在他们的小脑子里”，但公公却讨厌听到她那些“新派的话”，而弟妹们对于“科学游戏”的兴味也远不如听戏游玩。英云的苦心付之东流，连她自己也身不由己地卷入贵胄之家酒食征逐的旋涡，日渐颓废。这个乌烟瘴气的大家庭犹如泥沼一般吞没了英云，吞没了她的希望、理想和生命力，以至于“我”听了这段倾诉之后竟然“如同听了秋坟鬼唱一般”，顿生无尽的哀愁与寒意。而“我”与“英云”之间的距离，也已经近乎“人鬼之别”了——这种把落后于时代的“旧人”异化为“鬼”的叙事策略，还将在“五四”之后的新文学中久久回荡。
整篇小说笼罩在一片浓浓的秋意和愁惨情绪之中。小说的开头，“我”本来自得于一个宁谧的读书空间：
秋风不住的飒飒的吹着，秋雨不住滴沥滴沥的下着，窗外的梧桐和芭蕉叶子一声声的响着，做出十分的秋意。墨绿色的窗帘，垂得低低的。灯光之下，我便坐在窗前书桌旁边，寂寂无声的看着书。桌上瓶子里几枝桂花，似乎太觉得幽寂不堪了，便不时的将清香送将过来。要我抬头看它。又似乎对我微笑说：“冰心呵！窗以外虽是‘秋雨秋风愁煞人’，窗以内却是温煦如春呵！”
但在小说的结尾，当“我”看到到英云信中含泪带恨的谆谆嘱托——“你要努力，你要奋斗，你要晓得你的机会地位，是不可多得的，你要记得我们的目的是‘牺牲自己服务社会’”时，“我”的愁绪借由对英云际遇的同情而引发，更进一步联想到自己：大学也是要毕业的，目前暂时拥有的宿舍/书房，这片阻隔风雨、温煦如春、花香书更香的小小港湾，也总有失去的一天。到那时，倘若不得不进入旧式婚姻家庭，那就等于一种知识生命的结束，就将变成英云式的“女鬼”，除此之外，“我”尚有其他命运的选择吗？小说中并未透露任何对于与“新青年”恋爱的向往。考虑到“我”还不过是一个高中尚未毕业的少女，这种隐讳与羞涩也是可以理解的。小说开放的结尾只是再次强调了主人公对于已知的英云式命运的恐惧，而对于未知的可能性则在不置一词的空白中隐含着无限的想象：
秋风仍旧飒飒的吹着，秋雨也依旧滴沥滴沥的下着，瓶子里的桂花却低着头，好像惶惶不堪的对我说：“请你饶恕我，都是我说了一句过乐的话。如今窗以内也是‘秋雨秋风愁煞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