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学生”到“理想妻子”

在鲁迅的小说《伤逝》里，子君和涓生由于传统观念、社会舆论的威压以及财产的匮乏而没有力量缔结婚姻并建立真正的现代家庭——按照恩格斯的揭示，资产阶级的婚姻是一种契约，“只有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人身、行动和财产并且彼此权利平等的人们才能够缔结契约”[86]，恩格斯接着说，在资产阶级婚姻这种契约里，彼此相爱是夫妇的义务，相爱者的权利也高于父母、亲属以及其他传统的婚姻中介人和媒妁的权利（有趣的是，涓生虽然无力在物质层面上缔结婚姻，但在与子君的关系中，他完全贯彻了这一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在现代资产阶级的专偶制个体家庭中，“主妇”即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只有现代的大工业，才又给妇女——主要是给无产阶级的妇女——开辟了参加社会生产的途径。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她们愿意参加公共的事业而有独立的收入，就不能履行家庭的义务。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87]。小说的女主人公子君每天忙碌于洗手作羹汤，俨然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主妇”，但这一身份是似是而非的，因为她不具备现代“主妇”身份的以下内涵：她内在于仅包括父母和未成年子女的资产阶级核心家庭，并以之为最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生存与价值空间；她必须接受过系统化的、良好的现代教育；她作为现代社会组织规划方式中主要的价值范畴和现代想象依据，参与了民族现代化计划和民族主体的性别化建构。

“主妇”这一全新的性别身份，却是通过“贤妻良母”这一传统词汇而中国化的[88]。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现代“贤妻良母”与传统语境下这一用语的内涵的巨大差异，在此需要继续深入的，则是“女学生”与“主妇”/现代“贤妻良母”之间的关联。虽然“贤妻良母的养成”这一目标在女性教育的晚清倡导者那里就早已确立，但女性作为主体对于这一身份的认同和实践，却几乎是在“五四”时期才得以实现的。这里，以冰心的创作为中心作一探讨。(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