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策略之一：无为之译
是直译，还是意译？是异化，还是归化？是“出发语主义”，还是“目的语主义”？是“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还是“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一直是翻译理论中争论不休的问题。不过，译者将出发语转换为目的语的翻译行为是一个连续不断的选择过程，其中既有对翻译形式做出的选择，也有对翻译策略做出的选择。而选择何种翻译策略，毋庸置疑是由翻译行为的目的决定的。根据德国学者弗米尔提出的“目的法则”，翻译行动的目的决定达到预期目标的策略[7]。
新词日译的目的，绝不只是将改革开放以来层出不穷的新词简单地转换成日语的纯语言操作，因为每一个新词的背后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新文化、新发展、新感受。“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镜像折射，透过一个民族的语言层面，窥见的乃是这个民族绚丽多姿的文化形态。”[8]
因此，在新词日译过程中，我们既要将新词的指称蕴涵准确地用日语表达出来，同时又不能忽视新词所承载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等文化蕴涵。笔者认为不妨利用汉语和日语都属于汉字圈这一有利条件，在日译过程中使用直译的策略，如“正能量（せいのうりょう）”[9]。当然，“プラスのエネルギー”不失为一种地道流畅的译法，但“这样的翻译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原文失去其原来的文化身份，而从翻译的社会功能在于传播文化这一角度来看，只重语义而不重形式的翻译方法会抹杀形式中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其结果易导致客观上的文化蒙蔽。”[10]
同样的例子还有“中国梦”一词的译法，除了例（2）中出现的“チャイナ・ドリーム”之外，还有“中国の夢”“中国夢”两种译法。例如：
例（3）劉雲山常務委員は 8日、「中国の夢」に関する宣伝教育座談会に出席し、宣伝と教育にあたり、その思想が含む意味に対する認識を深めることや、プラスのエネルギーを結集し、中国の特色のある社会主義を実践する上で「中国の夢」を実現するよう人々を励ましました。[11]
例（4）劉雲山・党政治局常務委員は、習近平国家主席が「中華民族の偉大な復興」実現に向けて提唱する「中国夢」（チャイナドリーム）に関して、学校教育の中で宣伝を強化するよう指示した。[12]
效仿“アメリカン・ドリーム”“ジャパニーズ・ドリーム”而来的“チャイナ・ドリーム”是一种对目的语的归化翻译，虽然迎合了目的语的语言思维习惯，但完全失去了原貌，失去了其原有的语言文化特色，因而容易使受众将其与“アメリカン・ドリーム”混为一谈[13]。(https://www.daowen.com)
至于“中国の夢”与“中国夢”，笔者认为作为名词词组的“中国の夢”，含义可以有多种解释。“屌丝”有“屌丝”的“中国梦”，“高富帅”有“高富帅”的“中国梦”；穷人有穷人的“中国梦”，富人有富人的“中国梦”，总之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中国梦”。但是作为特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意的“中国梦”，已经成了一个专有的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word）。所以，与“中国の夢”相比，完全直译的“中国夢”更能体现“中国梦”的语义内涵，更能体现该词所承载着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宏伟愿景。
当然，完全直译的策略可能会因为对目的语的异化导致受众对译词产生陌生感或疏离感。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可以像例（4）那样在直译词之后加入解释性译词。同样的例子还有：
例（5）胡錦濤総書記が活動報告を発表し、8年後の2020年には全国民の所得を倍増し、1979年に鄧小平氏が提起した小康社会（いくらかゆとりのある社会）を実現することを宣言した。[14]
直译词的陌生感逐渐淡化，被受众接受虽然需要一定的时间，但绝不是没有可能的。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涌入汉语的日源新词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例如，表示不适应、不协调之意的“违和感”一词就完全是日语词的直译，起初进入汉语时还带着“和臭”，受到许多国人的排斥，但现在已经广为人知，常见于报端等各种媒体之中了。同样的例子还有“料理”、“媒体”、“封杀”、“人气”、“毒舌”等等，我国学者徐一平指出：“尽管这里面有许多词，我们的语言词典还没有正式收入，但它们对我们的语言生活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会日益地增大已是不争的事实。”[15]这一大批日源新词不仅强烈地传递了日本的声音，极大地加强了日本文化的渗透力，甚至丰富了汉语词汇。
那么，在汉语新词日译的过程中，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同样的策略，主动争取话语权呢？我们要有意识地通过无为式的直译策略潜移默化地将汉语新词推出去，逐步扭转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存在的“严重入超”和“文化输出赤字”局面[16]，更加主动地承担起翻译人的社会责任，在“中国声音世界表达”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