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先行研究

关于体例制定的先行研究比较丰富，关于外语类辞典方面的研究同样层出不穷。早期的暂且不列，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如孙迎春（2002）中便指出了译学词典编纂的首要原则：描写性，指出了“词典可分为知识词典和语言词典两大类，两类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相交，还有知识和语言的综合词典”等内容。孙（同上）主要阐述了相对于译学辞典的规范性而言，描写性的不可或缺性，指出两者的相辅相成关系。就笔者的理解来看，这里的规范性多跟体例相关的内容居多，也颇为相似。郝玉凤（2010）以《新汉英辞典》和《汉英综合大辞典》为例，再次对外向型汉英辞典的编纂原则中的规定主义和描写主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指出了两种主义的适用范围。之后，关于对于各种有影响力的外语类大辞典的体例制定的不够严谨和存在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多，诸如冯奇、万华（2003）以《汉英大辞典》的体例规范问题指出了双语词典编纂中的体例一致性原则；秦朵、孟艳芳（2010）以《新时代汉英大辞典》为例再次强调了体例一致性原则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指出了这部辞典中在此原则方面所出现的相关问题。另外，除此之外，对不同类型的辞典编纂中体例制定本身的研究也存在多数，诸如吴同（1995）对新型英汉电信辞典编辑体例的一些尝试性构想；刘新芳（2003）的综合性译学辞典的体例编排性探讨；曾东京、刘坤坤（2006）关于翻译学辞典体例制定的探讨等。日汉汉日辞典体例研究方面有罗益民（2002），主要对现行的几类日汉词典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以上这些文献可以看出关于体例制定研究方面的几个特征：1）体例制定的严谨性和重要性得到了诸多学者的重视和积极的研讨推进；2）具体的译学辞典也好，外语词典也好，对体例制定的具体环节和具体操作所涉及的内容少，深度还略显欠缺。一言以蔽之，理论性研究较多，具体操作和实践的部分不够深入；3）迄今为止，以汉日或日汉辞典为对象的体例研究还存在着相当大的研究空白。基于此，本研究在参照先行研究关于体例制定的严谨性和重要的基础上，具体的探讨一下体例制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同时以《汉日大辞典》的体例制定为例，来说明体例制定中所要包含的内容和今后体例制定的方向。(https://www.daowen.com)